謝盛友

百年前和今日的歐洲

昔日民族主義

15世紀以來，居住着許多塞爾維亞人的波斯尼亞省一直是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塞爾維亞在十九世紀初從奧斯曼帝國取得自治，成立塞爾維亞公國後，一直希望將波斯尼亞省併入塞爾維亞公國之內。1875年，波斯尼亞省因饑荒發生內亂，最後內亂蔓延至保加利亞及引起俄羅斯介入，奧匈帝國亦趁機占領波斯尼亞。至1878年討論巴爾幹半島危機的柏林會議中，雖正式承認塞爾維亞脫離奧斯曼帝國獨立，但卻同時承認奧匈帝國擁有對波斯尼亞的管治權。至1908年，奧匈帝國趁奧斯曼帝國發生內亂正式吞併波斯尼亞，這引起塞爾維亞人強烈的仇奧情緒。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族學生普林西普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打死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普林西普是青年波斯尼亞成員，這個組織目標是南斯拉夫的統一和從奧匈帝國統治下獨立出來。薩拉熱窩暗殺事件引起一系列強烈反應，最終演變成全面戰爭。奧匈帝國發出通牒，要求塞爾維亞採取行動懲罰肇事者，當奧匈帝國認為塞爾維亞沒有做到時，就進而對塞爾維亞宣戰。在泛斯拉夫主義和泛日耳曼主義所造成的敵對結盟關係以及種種集體協定防禦條約和複雜性的國際結盟關係，使得數周內主要的歐洲列強紛紛加入戰爭。一戰最本質的原因不是斐迪南大公被刺殺，但是這是一個戰爭正當性的藉口。在一次大戰前英國壟斷原材料市場，當時的印度、澳大利亞甚至世界1/4的人口都在大英帝國殖民地貿易體系之內。而美國有一個龐大的內需市場，而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當時德國和日本國內市場狹小而無法發展，最終便選擇擴張。自由貿易理論的觀點認為，如果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實行無條件的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取消管制和關稅，就不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一戰前使用古典金本位制，英鎊是當時的世界貨幣，直到一戰結束後英國因為巨大戰爭開支而黃金外流，最終英鎊遭到擠兌，使得美元逐漸取代英鎊的霸權。

1918年11月，德國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不僅終結了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極其深刻地改變了德國、歐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格局。

1918年的秋天，德意志帝國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四年有餘。之前的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如此血腥的戰爭。比如，在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中，45萬德國軍人、40萬英國軍人、20萬法國軍人在短短四個月的時間內傷亡。到了1918年的10月，德國的盟友保加利亞、奧斯曼帝國已經宣布停戰投降，奧匈帝國甚至宣告解體，並在11月3日與協約國簽訂停火協議。德國國土雖然沒有受到戰火的直接波及，但是卻也因長年戰爭導致經濟凋敝、民怨四起，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德國人數量高達70萬。

今日民粹主義

在歐洲，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社會思潮並非新生事物，而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只不過由於其主張和訴求過於激進、極端，而不為多數民眾、特別是體制內政治精英們所認可和接受。但是，自從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各國的民粹主義思潮不斷抬頭，一些民粹色彩濃厚的政黨和組織藉機擴大自身影響，高舉反全球化、反歐洲合作的旗幟以爭取選民支持；而難民危機和移民矛盾的加劇，則為民粹主義找到了新的宣泄渠道。因為在一些民眾眼中，外來移民不僅搶走了本屬於他們的工作機會，也侵占了日益減少的社會公共資源，並且對歐洲本地文化和社會公共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於是，他們公開提出反移民、反伊斯蘭、反入侵的主張，以呼應普通民眾對經濟前景不明、失業率攀升、恐怖襲擊頻繁發生的憂慮和不滿。

如何界定民粹主義? 學界迄今沒有定論，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現實世界的民粹主義的多面性、複雜性：它沒有既定明確的政策綱領,意識形態上也經常左右不分。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民粹主義主要表現為反對精英主義和建制派長期把持國家事務；作為一種群眾運動，民粹主義鼓吹平民大眾掌握自己的命運，對傳統體制實施激進的變革；作為一種政治鬥爭手段，民粹主義表面上訴諸群眾集會、全民公投或街頭抗爭等形式以實現“還政於民”，實際上仍然是政治精英通過對大眾的操控而贏得選舉、上台執政，只不過民粹主義精英往往強調自己才“真正”代表人民。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7月發布的研究報告，歐洲反建制的情緒和態度總跟對移民的態度密切相關，持有民粹立場的受訪者比主流社會的人們對移民的態度更為負面。在被問到移民是否會增加各自國家遭遇恐怖襲擊風險的問題時，西歐民眾看法不一：德國（51%）和意大利（50%）有超過一半的受訪民眾認為會增加恐襲風險，而荷蘭（52%）、瑞典（49%）、丹麥（54%）、英國（55%）、西班牙（61%）、法國（58%）則認為不會。然而，在接受調查的每個國家的受訪者中，持有民粹主義特別是右翼民粹主義立場的受訪者，都有超過一半以上的認為移民增加了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陳樂民（1930年－2008年12月27日）先生早年曾對歐洲認同有過非常精闢的論斷，他指出歐洲共同體有兩大特點：“一、歐洲共同體是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成立的。如果沒有這些一個一個的國家，也就沒有所謂共同體。”“二、一切超國家的安排和國家主權的部分‘讓渡’都意味着，有關國家必定是為‘取’而‘與’。所有國家都竭力多‘取’少‘與’，起碼也要‘取’‘與’相當。”“‘歐洲觀念’中包容着多樣性和同一性的矛盾統一。‘歐洲觀念’既是‘歐洲的’，同時也是‘民族的’。歐洲有同一性，歐洲主義者強調這一面；歐洲有多樣性，民族主義者則強調這一面。”[1]用這段話來理解當前歐洲面臨的移民問題，大概可以認為現階段歐洲的民族主義超越了歐洲主義，這顯然與當初歐洲聯合的倡導者們所鼓吹的“多樣統一”不相吻合。理論上講，共同合作處理移民問題對各國都有利，但如何確保各國“取”多“與”少或是“取”“與”相當，卻又面臨現實世界中“一線”或“外圍”國家的質疑和抵制。德國圖賓根大學的博士生克勞迪婭·珀斯特爾尼塞斯庫（Claudia Poste lnicescu）寫道，“歐洲如今處在分裂的十字路口，一方試圖保持其核心民主價值與自由繼續成為自由與公正的地區，並且保護其公民免遭新恐怖主義威脅，而另一方則是民族主義領導人及其政黨的崛起，他們要求歐洲管得更少而更多的權力回歸各自的民族國家”[2]。

[1] 陳樂民：《“歐洲觀念”探源》，《西 歐研究》，1988年第3期。

[2] Claudia Postelnicescu :Europe’s New Identity: The Refugee Crisis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https://ejop.psychopen.eu/article/view/11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