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敏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开始。
 
亚当.斯密指出：人以自私为出发点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要比意图为公的人的贡献大。在市场制度之下，每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必然尽最大可能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与数量，满足他人的需要。“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人们出于利己心而达到利他的目的，市场机制就为这种利己与利他心的统一提供了最佳条件。市场竞争是使个人最大利益和社会最大利益完美结合的最好方式，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造成社会利益的总实现。
 
人们在市场能买到所需的货品，不是因为供应者的仁慈之心，而是他们的赚钱心使然。因此，制度的自发演进和设计，既要符合人性又要在效率上最大化，除了为每个人提供公平地追求利益的竞争规则之外，再无其它制度可以同时满足人们能对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追求。到目前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只有自由制度──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多元社会才符合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要求。在市场条件下，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带欺骗性的，那么进行经济交易的双方就可以从中获利，并能实现各个人之间的自动协调。市场是最自然的制度，也是相当复杂的制度。

斯密认为：个人自由是经济进步的前提。最知道自身利益的是每个国民自己，而不是国王和官员。因此，国家干预就是多余的和有害的。他说，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和官员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即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干预，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政府试图高效配置经济资源“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扰只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总财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决非政府有意计划所能达到，而是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发挥其才智的结果，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就可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上卷第163页，商务印书馆1972）。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会产生出一种自发秩序。自发秩序的存在表明，没有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社会同样能达成秩序。他大声疾呼：“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这不仅限制了国家权力，而且而且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成长。
 
斯密批判垄断阻碍了市场的良好运转，妨碍了资本的自然配置，减少了国民财富，断言垄断是“万恶之源”。苏式制度之所以是万恶之源，就是因为它全方位的垄断（又称三垄断）。斯密反对行业垄断和经济中的垄断价格，更反对关税阻碍货畅其流。
 
斯密坚持最小国家论，认为国家的职能主要限于：(1)抵御外国侵犯；(2)保护公民权利（制止欺诈、保护专利等）；(3)建设和维持一些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这些事业对个人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而对社会却是必不可少的。可见他所规定的国家职能就像一个“守夜人”，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并抵御外敌，但不得干涉私人的自由竞争。
 
让所有经济要素都自由流动起来，摆脱政府的控制，这就是Capitalism的精神所在：保证个人权利、推崇人人平等和个人自由，其中也包括个人的经济权利和自由。“还商于市以增民富”就是这样来的。“还商于市”要求政府不要管市场，把市场从官办市场变革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反对政府控制经济，就是保障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自由，诚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指出：“自由的历史是一部限制政府权力的历史，而不是增加政府权力的历史。”

有了保护自由竞争的制度，公平的自由竞争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才会使自利者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受到外在规则和内在良知的双重制约，不自觉地达到主观为己而客观利人的效果。亚当.斯密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自由制度，平民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苟延残喘过来的，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cuàn，做饭）的灾荒岁月。天灾人祸迫使饥民揭竿而起，掀起一场又一场的饥民暴动。中国于是成为农民起义的王国，举世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