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已通过国家信访系统在线提交了，也没什么回音。原有三分纸质文稿要去北京现场投递的，但被市民警截访回来。曾承诺一个月内不再传播，现已满月。故此公开。）
本来是想写成一篇有关政治改革的杂文，现在把它变成了请愿书，这大概是一个月来对自己思考东西的进一步总结与想要的志向的明确表达。 赶巧的是今年刚好是中美贸易战元年，也是1958年大跃进60周年，1898年戊戌变法120周年，1838年林则徐上书禁烟180周年。按中国传统历法，即60年为一轮回。也赶巧的是前三个事件都成了历史转折的信号，且都在接下来几年内引发鸦片战争、庚子事变及大饥荒等重大灾难。冥冥之中，似有天意。祈福中美贸易战能渡过此劫，万幸。 用现代历史眼光来穿透看待这些诸多繁杂的政治及经济灾难事件的背后根源，其实是中国要不要顺应世界潮流而改变自己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不要在当下适时的开启政治改革的问题。 如若在历史信号发出，本应改革的最佳时期不去改革，去完成它本应走完的民主政治历程，而只是继续将其搁置下来，只等下一次社会动荡时才紧急提出应对，则为时已晚矣。 从戊戌变法至今的中外百年历史经验，只得出这种紧急应对方案只会给国家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与国民伤害。根源在于政府在受损的权威时期提出实际要削弱自己职能的政改方案，而未经训练的国民根本就没有足够能力接管自治，导致权力真空区出现，所以只会进一步加剧政府自身对社会管理的权威体系崩溃，并进而在社会上引发更广泛的无政府状态。 社会群体、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剧，阶层流动性固化及其导致的个体歧视现象泛滥，官民对立继续恶化且民心越发偏向后者，官僚、学校、商业及其它组织的腐败与不良恶行深入骨髓成为毒化社会的癌症，“医学住”问题仍旧严重且恶化民众对政府信任，计划生育所导致的人口结构畸形及过早老龄化问题已危机全局，通过货币膨胀与高税赋促成的表面财政盈余却在实际为未来亏空埋下隐患，民族问题、宗教信仰问题、NGO问题等仍难见曙光，从小被灌输的暴力革命意识进一步加剧个人与群体间冲突，各因素导致的社会暴力、自杀、结果导向的不良价值观取向、缺乏教养的恶行层出不穷，脱离正统德化教育的官方“正能量”沦为笑柄，早知“春寒”的裸官与名流们在唱着“爱党爱国”的歌声中加速将家人及财产从中国转移出去，数以千万计的社会失落者、低层群体（真正的无产阶级）以及恶棍们正在寻思着开启下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暴力冲突机会，数以亿计的国民在表面的沉默之下却用心声呼唤着某种社会新秩序的诞生……以上这些暂时看来分开的激流问题，若在某种因素引发下汇合在一起，就必然又会成为一场空前的以官民对立为标志的社会大冲突，如文革、六四，并带来令人心忧的巨大灾难。而在其背后其实是缺乏民主协调机制的结果，所以最后必然都会被统一为民主政治的诉求。 按2017年人口统计数据，中国有13.9亿人口，剔除8900万党员与2.5亿16岁以下人员，那么准成年非党员人数达10.5亿，党员与其比例接近1：11（由于正式编制的干部几乎都是党员，外加大量社会活动的党员，那么选取这个数据作其管理能力分析是有其合理性的）。如果从8900万党员中再剔除8000万非红色根系的党员，毕竟其几乎都是投机于现状而非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或者忠于红色家族，那么只剩不到1千万的自身要应对13.8亿人的未来社会大冲突。 在冲突越来越倾向于民众呼声而非基于正义与否的社会思变潮流里，加速的市场化进程也在进一步解体依赖军队支持的旧式集权体制。综合下来考虑，所以很难想像在大冲突前，共产党自身还有足够的民心基础与执政能力去维护社会整体的稳定。 博弈场有个法则，就是赌博的人哪怕十场连赢九场，也经不起一次就会赔光的输钱。根源在于筹码上，筹码大的赌场始终会在筹码小的个人赌徒前是赢家，而赌博次数增加只是延缓了后者注定结局发生的时间罢了。以不到1000万人的筹码对抗13.8亿人的筹码，结局自然可知。 而这像极了戊戌变法时，慈禧太后也意识到的难题：即未来仅数百万的满族八旗子弟如何对抗4亿汉人（保中国不保大清）。 相当多人是否定这种对抗关系存在的，但这也只是掩耳盗铃罢了。连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矛盾是普遍存在这条。有没有，共产党的执政者是非常清楚的，要不然也不会在一边经济改革的同时，一边通过增加维稳经费以强化社会控制。 这种对抗性存在于各个国家，有政党轮替制度的国家，人民会通过选举和平改换下一任政党。而在一党专制国家，缺乏更替制度必然使其面临公开血腥的社会暴力冲突。 我之所以要公开请愿，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避开这种无限循环的暴力冲突，以及全民受害的社会巨痛。 也有人会提到政党的改替只是其不能满足人民当下的主要诉求，如果共产党能长期满足人民的主要诉求，不就不存在这种社会大冲突隐患？ 这就是我为何此次和平请愿的原因所在，重启政改，以满足人民主要诉求！ 重启政改，是在共产党控制下，设定时间表，由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规划，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民主实践，利用当前这最好的历史和平时期，完成它本应走完的民主政治历程。 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历程，西方成熟制度还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其实无论哪一种，都是再拿中国人民做自己的小白鼠。前者意味着一场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后者意味着继续以当前方式荼毒人民。前与后，都注定了下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冲突的必然到来。将来受伤最深的，仍是被实验的小白鼠中国人民。 戊戌变法以来的百年中外政改经验，历历在目。 中国当下合适的民主进程，应是在自己特殊国情的基础上，结合儒家的“德治为先，法治维系”的理念（非以儒为教），先行在社会上推行人本主义的“德化教育”，树立好以尊重个人职位所赋权力的“契约精神”，以及博爱、宽容、自由的社会文化；既而在政治上由下而上广开普选、直选（区）县市长，将可由民间自治管理的职能从政府部门剥离，打通社会精英直聘政府部门一把手的流通机制，进一步改革促进既定的党政分离方针与完善三权分立体制，共产党应回归到自己本该监督、引导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等上，以渐进式民主完成自己历史当下阶段内的民主政治改革历程。 这只是由我这知识贫乏的个人提出的粗糙概念。主要希望以一己微力，来引起本应肩负时代变革重任的--中国共产党，能有此变革意识。其有着中国最丰富的才智资源，所以若要提出一套完整的民主改革方案是非常容易的。关键就在于想还是不想。 我个人并不支持照搬西方模式，在于自己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国土广袤、民族繁多、贫富分化严重且缺乏统一信仰。采取先前任何一种方案，都将注定一场大分裂。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创造一个在世界都可媲美的深圳奇迹，但并没有力量将余下600多城市都变成深圳。实际上，集中力量的本身就解释了深圳奇迹其实是有赖于这600多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单向流动出现的，是不可逆的单一现象。以为人诟病的北上广深的户籍制度为例，但鲜有人反问为何这几个一线城市户籍的人却都不愿面向更广的数以百计的中西部贫穷县城反向移民？北京、上海、长三角、珠三角、渤海产业带等，莫不如此。拉开中国地图去数数这些繁星一样多的二三四线城市，则就知道缩小地区贫富分化悬殊的压力，百年来从没有减轻过。如果冒然采用西式方案，那么这种地区贫富分化矛盾会立即演变成一场以经济诉求为主的分裂独立运动，富与贫的地区都认为自己是对方的受害者。而共产党的最大功劳，就在于当小白鼠还没有被认清病症前就被立即实施的西医治疗折磨了半个世纪，却用了旧式的暴力集权方式结束了国土与地区分裂，完成大一统。西医本没有错，错的是选择了不适当的时机且不对症下药。遗憾的是，在邓小平、陈云等搞改革开放前，共产党仍旧没有认清病症，所以也依旧陷入旧式的权力斗争漩涡。改革开放后，共产党的高层有所认识病灶，但鉴于当时赤贫的国情现实，而采取了渐进式的逐步开放的措施，虽然中间也发生过各种政治与经济危机，但总的还是沿着一条庞大人口基数红利带动的经济增长一路向前。在未来人口红利引导国家暂时性稳定的这主要因素逐渐消失，新老问题却叠加强化的时代，什么时候重启政改，已完成许诺过的民主权力，回避潜在的社会大冲突，成为党内外都想喊出口但又哑音的事。 我依然记得自己在看《邓小平文选 卷三》里，通过字里行间隐约窥见过邓小平在论及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重启政改的乐观之心。我相信这是其认清中国病灶后的所规划民主政改的真实想法。 有了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权，人均近万美元GDP的国家经济基础，普遍受教育的人口素质，民心思变的时代，以及更是要根本性解决内外交困的国家新老问题，重启中国式政改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机，就差一张共产党领导人颁布的时间表，以重新凝聚民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