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小被灌輸謊言歷史和陰謀歷史，原來並非毛澤東和手下筆桿子的創造，都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搬來的！毛澤東的謊言“紙牌屋”尚在搖搖欲墜，鄧小平已立即搭建自己的“紙牌屋”，開動宣傳機器，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樹碑立傳


　　老高按：自從2013年開始，Netflix推出一季又一季的電視連續劇《紙牌屋》（House of Cards），“紙牌屋”這個詞兒，就從這部政治權謀題材的虛構作品不斷擴大和引申。有人越洋問我：美國國會和白宮真有過類似情節？藝術總是“源於生活”吧！也有人寫文章，將美國或中國的高層政治比喻為“紙牌屋”。現在我們又讀到金雁教授的《“紙牌屋”的建立與垮塌》——她講的是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用謊言建構歷史體系，最終垮塌的故事。
　　曾經在中共的謊言歷史體系中生活了幾十年的我們，讀到金雁教授的文章，肯定感到似曾相識，不，感到熟悉得很！——原來我們從小被灌輸的這一套，並非毛澤東和他手下筆桿子的創造發明，都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直接搬來的！原來這一“紙牌屋”在蘇聯已經上演過一遍，然後才在中國“重播”！
　　毛澤東深得斯大林“紙牌屋”的精髓。金雁教授文中提到1938年斯大林欽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部“共產主義的聖經”“馬列主義基礎的百科全書”，也可以說就是陰謀史學和謊言史學全套“紙牌”中的一張“大王”。此書被毛澤東奉為至寶，奉為神器，不僅自己潛心揣摩，還下令全黨將之作為“學習研究馬列主義的中心材料、必讀教科書”，作為“學習借鑑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的活教材和範本”（這兩句打引號的話，都出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網的文章）——還有一條，是毛澤東沒有明說卻實際上推行的，就是把這本書，看成如何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寫歷史的樣板。
　　斯大林和蘇共如何向中共推銷《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毛澤東如何憑藉自己的權力（在建政之前是黨內權力，建政之後是在中國的權力）及其個人魅力來貫徹這本書，已經有了很多史料，若寫文章，是一篇長文章、一篇大文章。這裡無暇深談，只列舉來自中共官方來源的兩個例證——載有這些例證的重頭文章，題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與延安整風”，作者王也揚，先發表在《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2017年第1輯，同年11月27日刊發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網，足見也是為習近平總書記領導的宣傳主管所認可、所稱許的：
　　說毛澤東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如獲至寶，這一點也不過分。據郭化若回憶，毛曾對幹部們說：“《聯共黨史》是本好書，我已讀了十遍。”（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解放軍報》1978年12月28日）

　　 毛澤東也象斯大林對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那樣，親自主持起草、修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據胡喬木回憶，毛親自動手修改至少七次，“改得比較多，加寫了許多話”。建國後，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又提議將該文作為附錄收入《毛選》，成為他的“准著作”。（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328頁）這些都與斯大林的做法差不多。《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寫作方式上，也借鑑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即根據政治需要，重新富有邏輯性地描述和解釋了一段歷史。

　　時序更替，毛澤東營造的黨史國史謊言“紙牌屋”，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後，千瘡百孔，搖搖欲墜，幾乎散架。但建構“紙牌屋”的機制仍然存在，就算老的“紙牌屋”垮了，也會建造新的“紙牌屋”。鄧小平不僅下令禁止繼續摧垮毛的“紙牌屋”，更立即搭建自己的黨史國史謊言“紙牌屋”，開動手下宣傳機器，為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樹碑立傳。
　　我要藉此機會預告：明天上午紐約時間10點，中國研究院將舉行第62次研討會，紀念和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40周年，反思改革開放的曲折歷程。我主持這次研討會，邀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葉劍英講話的撰稿人、同時也是那篇所謂鄧小平“主題發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撰稿人之一阮銘先生，前中國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前《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程曉農，前中國體改所研究員、獨立智庫學者張艾枚，明鏡集團總裁、政治評論員何頻等學者，來對改革開放的歷史撥亂反正，揭穿毛氏、鄧氏“紙牌屋”的不實之詞。
　　我們這裡有網友對這段歷史的真相不很熟悉，歡迎收看。各位嘉賓的看法，當然都是一家之言，但是我們不妨兼聽則明，也歡迎大家前往提出質疑和反駁！
　　鄧小平已經去世21年，但我們看到，新的“紙牌屋”還在不斷建造！就像毛澤東在《愚公移山》文中形容的：“兒子死了，還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紙牌屋”也是沒有窮盡的。就在最近，一幅名為《早春》的油畫就是新的“紙牌屋”一張牌。油畫中習仲勛站在正中，昂首挺胸，指點江山，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楊尚昆、谷牧五位聚精會神，洗耳恭聽。畫面中卻不見當時中共的一把手、拍板批准深圳特區的華國鋒。這讓我想起那幅著名油畫《開國大典》，畫出沒幾年就抹掉了高崗，又過若干年，抹掉了劉少奇……
　　傳為馬克吐溫的那句名言說：當真相還在穿鞋，謠言已經跑遍半個世界。也曾聽到有人感慨：我們努力恢復歷史真相、戳穿謊言，都是個體勞動、小本經營、最多算是賣真貨的“零售小販”吧！但是，假貨呢，人家卻是可以任意動用納稅人繳納的巨額資金，利用龐大的國家機器，大規模地批發、甚至壟斷市場！——咱競爭不過人家啊！


　　“紙牌屋”的建立與垮塌

　　金雁，秦川雁塔 公眾號

　　扳倒“蘇聯史學之父”

　　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被點名批判的同時另一個打擊目標是“波克羅夫斯基學派”。波克羅夫斯基是1905年的老黨員和黨內的理論家，1917年十月革命期間他是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主席，與列寧私交甚篤，十月革命後一直主管教育工作，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員協助盧那察爾斯基工作。
　　波克羅夫斯基是蘇聯早期科學機構和高校的創始人，先後創辦共產主義研究院、紅色教授學院、歷史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協會、中央檔案館、社科研究所聯合會等一系列學術機構，主編《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紅色檔案》、《共產主義學院通報》等多種學術刊物，培養了大批蘇維埃自己的學者。
　　波氏1929年當選為科學院院士，他的學生遍布整個史學界和理論界，幾乎可以說第一代幾乎所有的“紅色歷史學家”都和波克羅夫斯基或多或少有師承關係。戰前的大多數史學家都在紅色教授學院或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班聽過波克羅夫斯基授課，他本人以及他的學生編寫過多部歷史教科書和蘇聯通史，因此波氏被稱為“蘇聯史學之父”。
　　雖然外界送他“紅色史學之父”的名稱，但在20年代並不存在以波克羅夫斯基為中心的流派或者體系，在理想主義氛圍還沒有褪色、學術界的正常爭論環境還尚存的情況下，他的學生之間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很多人並不贊成波克洛夫斯基的觀點，他們撰寫歷史教科書基本上反映的是個人的觀點。
　　波克羅夫斯基的學生在他生前就對他進行學術觀點的商榷和質疑，以他命名的“史學體系”是為了整肅史學界被附會的。波氏之所以影響很大是因為他資歷深加之被列寧欣賞，既是紅色史學的開創者，又培養了蘇聯第一代眾多的史學工作者。斯大林對波氏的忌恨並不是因他的學術觀點偏左偏右，而是在他編撰的歷史教科書中，根本就沒有提到他的“豐功偉績”。
　　20年代末波克羅夫斯基已經在這場山雨欲來風滿樓“史學淨化運動”中多次檢查並長期抱病不出，但斯大林的目的是通過批判波氏而整肅整個史學界，所以並沒有因波氏自我批判而善罷甘休，1932年波克羅夫斯基去世，對他的批判反而更加升級了。
　　1934年基洛夫遭暗殺，史學界首先成為大規模的鎮壓浪潮的重災區，當年列寧格勒史學單位所有的第一把手都被撤換，據1937年新成立的蘇科學院列寧格勒歷史所所長講，該系統內揭露出來的“破壞分子”在科學院系統名列第一，光是列寧格勒分所20人當中就有14人被捕。
　　1935年鎮壓的勢頭擴展到莫斯科和外地省份，中央馬列研究院、共產主義學院歷史所、莫斯科大學、紅色教授學院、莫斯科文史哲學院、國立圖書館、出版社、檔案館等單位負責人很少有人倖免於難，各加盟共和國歷史所以及大專院校的歷史系人員，只要曾經聽過波氏的課或者聽過他學生的課統統成為“污點”，被無休止地上綱上線，遭到政治迫害。
　　1936年1月26日聯共（布）和人民委員會再次通過決議，指出現代史領域的歷史學家中還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而實際上是對歷史科學的取消主義和反科學的觀點，這些錯誤首先是緊跟波克洛夫斯基學派。隨着這一決議發表，對波氏批判規模越發“上綱上線”，給他的學生們扣上各種帽子，什麼“史學界的暗殺集團”、“托洛茨基派的思想大本營”。當時一篇很有來頭的文章中說：“內務部揭露出來的波氏學派是人民敵人”，是“進行暗害活動的基地”。
　　這場史學領域的運動從1929一直持續到1938年。隨後擴大到整個教育領域，“1937-38年幾乎所有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教育部全部被摧毀，其中犧牲的不僅有教育部的許多工作人員，而且還有幾萬名普通教師”。與此同時加緊了社會國家化的改造，當時的口號是“讓任何散兵游勇在‘單位化’的環境中都無法生存”。在戶口和單位的雙重鉗制下，沒有了獨立個人，更遑論獨立的歷史學家。

　　欽定“教科書”

　　1934年5月16日，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聯合做出《關於蘇聯各學校教授本國歷史的決定》中指出：統一編纂世界古代史、中世紀、近代史、蘇聯史、殖民地國家近代史五套教科書普及推廣，“蘇聯各學校中的歷史教學情況不能令人滿意，不是依照年代次序敘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實以及歷史人物的特點，而是像學生講授一些社會經濟形態的抽象的定義，這樣就以抽象的社會學公式代替了本國歷史的系統敘述。”
　　從表面上看這個要求從史實入手改進歷史教學的決定是相當有說服力的，實際上的言外之意是要突出斯大林，要搞個人崇拜，但是由於決議表達的“猶抱琵琶半遮面”模稜兩可的語句，史學家們不得要領對俄國歷史作了系統地編排以後，仍然不得過關，幾易其稿後仍大受指責，他們不理解重新編寫教科書無法通過的癥結所在。
　　後來中央明確指示“要加強現代史部分”，特別遭到指責的是把歷史中斷在列寧去世前的1923年，而沒有將歷史寫到1934年，也就是說沒有寫到斯大林英明領導時期，被“認為是個巨大錯誤”。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啊。
　　1934年8月斯大林、日丹諾夫、基洛夫三位重量級的國家領導人聯名對教科書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在歷史教科書要講述“執政的蘇共黨內的派別鬥爭”，特別是講述聯共（布）“對托洛茨基主義即對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表現”；1937年斯大林撰文再次強調在黨史重要突出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反黨集團鬥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凸現出以斯大林為代表的一派的勝利是黨的路線的偉大勝利。
　　斯大林強調說：“如果不做這樣的說明，聯共（布）歷史上各種流派的鬥爭就會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糾紛，而布爾什維克就會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藥的好鬧糾紛和好打架的人。”後來斯大林經常繞開教育人民委員欽定教科書，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員的情況下做出教育方面的重大決策，例如《關於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決議》就是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員勃布諾夫的情況下做出的。
　　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蘇聯成立了“歷史教科書專門委員會”，對所有的問題如何撰寫都有專門的指示，比如將俄國十月革命的意義定義為“人類歷史開闢了新紀元”，並將世界近代史劃分為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為界的三個階段，並規定不能把1789年法國革命稱為“大革命”，而應稱為“資產階級革命”，對1917年十月革命不能容許簡單地稱為“十月革命”而應寫為“社會主義革命”、“蘇維埃革命”。
　　至於烏克蘭、格魯吉亞等是如何併入俄羅斯的，黨內的爭論應該怎樣寫，列寧前後期理論上的矛盾之處必須加以消除，因為“列寧主義是統一的，不能有兩個列寧”等等都有非常具體的指示，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都列出一個長長的單子，比如30年代的饑荒一直都是“禁忌”話題，有人就因為提到“30年代的饑荒”就作為“反革命宣傳”而被捕。
　　1938年，在斯大林親自撰寫與審定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這部被譽為是“共產主義的聖經”、“馬列主義基礎的百科全書”就是按照“加強對黨史編寫的統一領導，對聯共（布）的歷史和馬列主義基本問題的解釋必須置於黨的監督之下，不允許任何隨意解釋”的文件精神撰寫出來的“新黨史的樣板”。
　　同年11月中央下發的有關宣傳《簡明教程》的文件中說，這一偉大著作的問世“將使以前出版的一系列黨史教科書在介紹黨的歷史問題中隨心所欲和觀點混亂的現象一去不復返了”。
　　蘇共把這種“官方解釋權”進一步用中央文件的形式確定下來，規定未經蘇共中央和克里姆林宮的同意，不得對執政黨、領袖人物和國家的歷史進行任何有別於官方的解釋，“史學”界只能有一種聲音，歷史敘事符合執政者的觀念的局面得以確立。
　　早在此前蘇共的自我修正和創新精神之門就已關閉，只剩下自我維護的功能了。直到蘇共20大以後《簡明教程》的地位才逐漸被蘇共中央國際部部長波諾馬廖夫主持編寫的《蘇聯共產黨史》取代，這兩者總體上只有繁簡的差別，觀點並無重大變化。
　　上世紀80年代，索爾仁尼琴在1967年給蘇聯作協信件被公開。其實人們早就心知肚明，在那些宏偉的意識形態說辭下，實際掩蓋着處在金字塔頂端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1986年2月8日戈爾巴喬夫接受法國《人道報》的採訪，在談到蘇聯審查部門的職能時說道：“審查部門應該保護國家和軍事機密，……保護人的尊嚴”，其中意識形態的最主要的功能竟然沒有被他提及。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蘇共27大上講，“原則上說我們的問題在於擴大‘透明度’，這是個政治問題，政府沒有‘透明度’，就談不上民主”。
　　從此後審查制度的鐵幕褪去。《火花》雜誌刊登了詩人古米廖夫的作品，這個舉動被認為是第一次突破牢籠的嘗試。
　　1986-1990年出現蘇聯的“文藝復興”，這一時期被稱為蘇聯“迴光返照”的“歷史文學爆炸期”。人們突然爆發出對當代史的極大興趣。人們從這層“擋板”後面看到了它虛弱和偽善，體制開始晃動並試圖開始自我調整。
　　蘇聯在“文學熱”同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歷史熱”，史學所有的領域出現重新評價和還原歷史真相的一個熱潮，很多鮮為人知的史實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一時間歷史問題成為最熱門的話題。
　　一位歷史學家說，在《聯共（布）黨史》說教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看到重現的蘇聯歷史“猶如從一場持久的夢幻中甦醒過來”。從1987年開始到1990年有一百多萬人被平反，蘇共歷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名列其中，人們提出：蘇聯歷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過去我們是生活在真實的歷史裡還是生活在謊言當中？一時間“歷史熱”瀰漫民間，填補“空白點”和“書寫真實歷史”成了推倒蘇聯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由於官方權威機構缺位，各種個人傳記文學、回憶錄取代了歷史學的專業研究，他們講述的歷史與官方歷史完全不同。為了扭轉這種“矯枉過正”的趨勢，蘇聯作協和科學院在1988年還專門組織了《歷史學家和作家論論文學和歷史的區別》研討會，強調“個人敘事”的“片面性”和“狹隘視角”，不能取代真正的歷史學，意在剎住“民間敘事”的“風頭”。
　　但是在“公開性”的大背景下，史學家提出“鑑別歷史的真假不是靠壟斷，多維度‘片面深刻’”的交鋒有助於接近真相。在資料詳實邏輯嚴密的史實面前，官方也不得不承認，“敘述史實”的考證、嚴肅負責態度是“起碼的準則”，“重視原始檔案資料的基礎工作”是史學研究的重要依據。
　　此後我們所熟知的那些大牌史家都紛紛摒棄宏大敘事，去“檔案館裡當老鼠”“啃檔案”了。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原來深藏而束之高閣的“保密檔案”解密後相繼出版成集，俄國史學研究的概念方式方法發生了很大改變。
　　斯大林費心建立的“紀律史學”、“遵命史學”，像紙牌屋一樣垮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