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东京，不可不看位于上野公园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虽然它的收藏与规模不能跻身世界几大博物馆，但其东洋馆的中国文物却堪称精绝，有各种国宝级的佛造像、青铜器、历代名瓷与名人书画。
不过，收藏丰富，馆方却未必全都展出。今年一月我前往观看，书画厅正举办吴昌硕书画特展，其他历代名家的书画作品就一幅也没看到（比如南宋李迪的《红白芙蓉图》，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及黄庭坚、米芾、赵孟睢舜笊饺恕⒅０迩诺鹊氖榛髌罚Ｋ淙蝗绱耍蠊莺椭泄喙氐奈甯稣固阅慷昧瞬簧俣ゼ兜闹泄奈铩Ｗ魑桓鲋泄耍吹秸饷炊嗑乐泄奈锪魇г谝彀睿那槲抟墒浅林囟压摹�
馆中文物一些可以拍照，一些则明文禁止。我边看边拍，并揣度馆方禁拍的标准。以佛造像为例，并列的两尊，一尊可拍，另一尊则不允许。难道是因一尊出自私人捐赠，一尊则来源不明？
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东京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迄今为止，各种说法归纳起来，大致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馆方的对外表白，称主要来自私人捐赠，而捐赠者是代代相传，且这个代代，不是几十年的追溯与传承，而是来自公元七八世纪，由那些到东土中原留学和访问的日人带回日本本土。
2015年其馆长钱谷真美在接受上海东方日报采访时甚至以此为傲：“有一些文物，比如在中国已失传的书法作品，在七八世纪传入日本后，日本收藏者非常珍视，被很好地传承下来，在日本至今都有所保存。“从逻辑上讲，这一说法有一定可能性。不过，一千多年前留学日僧带回，又能代代相传，直至东京国立博物馆成立再捐赠出来的文物，在十万计的中国瑰宝中，所占比例究有多少呢？钱谷没有说，我们可以从常识来判断。
我在馆中看到的多数展出文物，既未标明来源，馆方也无公开披露馆藏中国文物的全部详实目录，这从反面印证了钱谷的说法不能令世人信服，馆方只能避而不宣。
实际上，战争劫掠是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文物最大的来源。看过《台北故宫》和《故宫文物南迁》两部系列记录片的人们，一定会为民国时期故宫人的尽职坚守所感动：他们扛不动枪，但扛起了文物，他们无力阻止国土沦丧，却尽最大努力守护了中国不绝的文脉。百万余件文物迁移流转十余个省，原本统一收藏的国宝，战后分居多处，至今犹未团聚，其因全在于当年那场日军侵华战争。
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民国政府，虽然向日本讨回了一部分被掠去的文物，但仍有计十万余件留存于日本的各个博物馆，以东京国立博物馆为最多。民国政府教育部战后对战时文物损失的清点，有一个大概数字：自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军在中国各地劫掠的文物约有360余万以上。其中，书画类1.5万件，古器物类1.6万件，碑帖类9300件，珍稀典籍300万册，文档60多万件。
此外，日本的中国文物还有第三个来源，或者说，与敦煌藏经洞有关系的佛像、绘画与经卷，来自于另一个，那就是大谷探险队。这个探险队与伯希和，斯赫文定在西域地区的活动相类似。实际上，大谷正是受后者启发，步其后尘而来。
从1902到1914年，正值清末民初的扰攘纷乱时局，身为僧人的大谷光瑞，以寻找佛教遗迹为由，连续三次前往敦煌，骗买盗掘了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这些文物被日方称为“大谷收集品”或“大谷发掘品”，先后收藏于京都博物馆和东京博物馆内。据研究资料，仅大谷的第三次探险，就运走了86箱文物，大约1000卷经书。
有人说，文物流失异邦，其实也无所谓，说不定保管传承得更好。这种文物无国界的说法实在是自欺欺人。就我所知，现阶段的世界各国，比如埃及，希腊，西班牙等等，凡是流失境外的文物，都有专门追讨的部门，负责对本国文物的追踪，调查，关注其拍卖与转让活动，并通过外交和其他途径，尽最大努力使他国机构与个人的非法拥有回归本国。甚至劫掠他国文物的日本，也一直在回购其各种方式流失于海外的文物。
文物历经战乱、动荡，流失难以避免，但作为民族血脉所系，文明程度所彰，任何国家都会尽可能保护本国文物，将流失境外视为本国文化的重大损失。这是故宫文物在危卵之下艰苦南迁的原因，也是战后民国政府一定在参与日本战犯审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加派文化专员，向日本追回106箱珍贵文物的原因。
不仅如此，1946年，中国老一辈的文物学家还专门编了《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一书（该书于2016年再版 ），以十六开本、九卷三大册，共计180万字的篇幅，记录了自甲午战争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被日本劫掠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等中国文物。
观此庞大而详尽的记录，东京博物馆的中国文物从何而来应该不言自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