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苑梦客
在清代剧作家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中，伶人苏昆生在南明亡国之后，唱道：“俺曾见金陵王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描写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世事无常，荒淫腐败导致亡国的历史必然性。
对一个王朝来说是如此，对一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揆诸历史，例子屡见不鲜，而在中共这架绞肉机里，则更是活灵活现，“反腐”大旗下多少“大老虎”顷刻间便从云端跌落深渊?令计划只是其中一只而已。
说起令计划，本人对他曾一度产生过一丝同情，总觉得此人的一生是个悲剧。他从山西平陆县一个小印刷厂的工人干起，最后居然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显然是个奇迹。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呢?文革期间一个上海小瘪三王洪文就成了“党的最高领袖”，令计划怎么就不能呢?可是，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这样的“领导人”转眼间成了“坏人”也就不难理解了。中共官场的逻辑向来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就像薄熙来一巴掌改变自己的官运一样，一场车祸也改变了令计划的官运，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还弄得家破人亡。
本人和令计划曾有过一些交往，那还是在他发迹之前。总的感觉是这个人有点神秘，不显山不显水，沉默寡言，城府很深，显然有些来头。后来此人果然得“贵人”相助，仕途顺畅，一路窜升，居然成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此“贵人”据说就是他父亲令狐野的老友薄一波。令计划的老婆谷丽萍九十年代初还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工作，后来也下海经商捞钱。2003年11月，在令担任中办主任后不久，谷丽萍便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国际创业计划”(YBC)，自任理事长和总干事。成立当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雋琪为基金会揭牌，团中央书记陆昊和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出席并讲话。开幕当天便收到捐款数亿元，随后在全国五十多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名义上推动青年创业，实际上以公益名义搞地皮和房地产，据说仅上海一地就涉及资金高达30亿元。
令计划是在胡锦涛任期内飞黄腾达的，因此坊间传说令计划是胡锦涛的亲信，本人对此一度也深信不疑，毕竟都是团口的，关系亲密不难理解。但现在看来很可能是误解。说起来，胡令二人渊源并不太深。胡锦涛是1984-1985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而令计划从1983年8月至1985年7月在中央团校大专班政教专业学习，1985年毕业后才当上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而胡锦涛则在同年七月调任贵州省担任省委书记，后来又调任西藏自治区任书记，直到1992年中共14大后才返回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在这段时间，令计划一直在团中央工作，先后任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共青团》主编。由此可见，胡令二人虽然都在团中央工作过，但工作上并没有交集。假如在团中央时令就是胡的亲信，按照中共官场传统，胡应该把他带在身边，前往贵州或者西藏任职才是。不过令计划很会算计，即使胡锦涛想把他带走，他也不一定会听从。在胡锦涛之前任团中央书记的是高占祥，而令计划到了团中央后，曾当过主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高占祥的秘书。1983年初，高占祥调往河北任第四把手省委书记时，曾问令计划是否跟自己一起走。但令盘算后，觉得留在团中央更有前途，便婉言谢绝了。
令计划在政坛崛起是从1999年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开始的，那时胡锦涛已经回到北京七年了。2007年9月中共17大召开前，令从副主任升为主任，正式成为胡锦涛大内总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二人才正式确立主仆关系。但胡锦涛入住中央后一直谨小慎微，非常低调，逆来顺受，奉行“不折腾”的原则行事。令计划可能并不是胡本人挑选的，而是江派刻意安排在他身边的“深喉”，因此令计划的身份实际上是“一仆二主”，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也许是仗着后台硬，令计划的政治企图心越来越膨胀，到处发号施令，甚至拉帮结派。就在大约2007年左右，一个名为“西山会”的高官圈子悄然形成，由进入或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山西籍官员组成。他们大约每三个月聚会一次，聚会地点选在北京西郊幽静山林中的豪华会馆。只有身份获得认同的陕西籍商人才有资格加入这个小圈子，并为活动买单，其中一位就是“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虽然“西山会”并不是一个政党，但彼此间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
中共十八大前，令计划行情一路看涨，媒体报道令“全票当选”十八大代表。在薄熙来倒台后，京城一度传出令计划将升任政治局常委，甚至传说胡锦涛已经指定令计划为隔代接班人。
可是，谁料到，风云突变，2012年3月18日夜的一场车祸改变了一切。出事的是一辆法拉利跑车，造成一死二伤的惨剧，死者正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随后发生的一切令人眼花缭乱，很快便传出“新四人帮”的政变阴谋。从2012年3月到7月，令计划一直试图使胡锦涛相信，王立军闯馆丑闻是一个孤立事件，不涉及其他人。与此同时，令计划的“山西帮”为营救薄熙来不断造势。
一旦权欲熏心，便会利令智昏。法拉利车祸之后，令计划和周永康会面，双方达成掩盖车祸真相的协议。周永康表示，愿意支持令计划进入常委会，先担任国家副主席，2014年的中全会上再以“党内民主”方式组织选举把令计划推上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上。作为回报，周永康希望令计划运作，保证中央不再追究他的罪行，停止中纪委已经开始的调查，并确保薄熙来和谷开来的谋杀案完全切割，只对薄熙来的部分腐败行为进行指控。同时，用海伍德是英国人而英国已废除死刑为由，免除谷开来的死刑。对王立军则仅指控其“叛国罪”，以确保不会牵扯出周永康的腐败罪行。
随着令计划的“双开”，一度在中国官场呼风唤雨的“新四人帮”即将成为历史。但它留给人们的是深深的疑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荒唐体制?为什么会造就出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计划这样的“坏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是隔代指定接班人?还是由血统决定的?还是选举产生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何处?这些问题攸关政局稳定，可是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解决方式，因此也就给了“野心家”可乘之机，各方为争夺最高权力斗得你死我活，令计划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牺牲品而已。假如“新四人帮”政变成功，我敢肯定，如今在秦城监狱吃小灶的就是习近平了，而习近平的“罪名”也是一大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中共官场这个原始森林里盛行的是成王败寇的原始“规矩”，谁也没有安全感。令计划的遭遇让我想起一种说法，制度好，一群流氓也能建立文明国家;制度坏，能把正人君子变成流氓。令计划的悲剧不可避免，因为造就他的制度太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