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昕等北大学生们向校方申请二十年前有关沈阳问题处理的信息公开时，大家没有感到任何的紧张和不确定。不但三万名北大校内学生，就连我们这些长胡子的校友们都认为，像沈阳这种当年的副教授，在北大如过江之鲤，无权、无名、无门第、无势力，在当今趋炎附势、翻脸无情、落井下石、连官官相护的古典规则都遁形无存的高等教育权力场中，根本不会有人为他掩过犯众；而且当年主导处理沈阳事件的那批人，无论系里的还是学校的，都老的老、退的退，就连沈阳本人都早已脱离了北大，成了不折不扣的死狗，所以沈阳也好、对沈阳的处理也好、对沈阳的处理失当也好，根本不会成为什么敏感话题，当局也根本不会对有关信息讳莫如深。但是，当看到邓宇昊的有关陈述，当看到北大论坛上大量被删的有关帖子，当看到杨珺中被武汉警方拘留的消息，特别是当看到岳昕绝望悲愤的公开信时，我们知道不但未涉世事的学生们错了，连自以为见怪不怪的我们也还是错了。我们错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不能以常理揣度的权力当局。

    这个权力当局的最大特点就是郭文贵所说的“权力的傲慢”。在这种傲慢权力的思维里，信息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主动公开，但是绝不可以在你的要求下公开；在这种傲慢权力的逻辑下，我是主子你是家奴，上下尊卑如冠履不能倒置，我永远不能被你要挟、永远不能顺从你意；在这种傲慢权力的头脑中，信息的内容不重要，但就是不能开这个先例，就像恐怖分子绑架人质索取赎金一样绝不能纵容——对他们来说，人民真的就如同恐怖分子一样呀！

    这个权力当局的第二个特点是根深蒂重的被迫害狂心理。它们平日亏心事做的太多，因此总觉得有鬼白天黑夜地叫门；它们平日四处树敌，因此每个人也都成了它们的假想敌；它们平日耍尽阴谋，因此学生们最单纯、最磊落的举动被他们断定是有校外海外背景的颠覆行为。二十九年前，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为了自己挚爱的祖国的光明与进步，挺身而出争取民主自由，求仁得仁，权力当局却断言我们被长胡子的人利用。如果说当年的我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人企图利用我们，但是今天当自己成了长胡子的人，我知道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忍心利用这些正直、纯真的学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人心与人心之间的差距有时比人心与禽兽心之间的差距还大，当我们为学生们的理想和勇气而感动、而流泪的同时，权力当局诸公们却在以己度人、黑白混肴、人妖颠倒。

    这个权力当局第三个特点是它空前绝后的化友为敌的本领，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现实和潜在的朋友推向敌人、变成敌人。在这个功利、现实、腐朽的末世里，这些主动站出来、投身公益的学生们，真的是爱北大，真的是希望北大更好，真的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干净更纯洁更安全的环境，真的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可是，在他们还没有走向社会前，在他们还没有真正进入权力的落网之中，他们就亲身刻骨地体会了凶残、险恶和强横的人心世事，被迫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

    这个权力当局的第三个特点是永远长不大。这个长不大的权力萌的让人啼笑皆非，它居然真的想象在互联网、地球村和普世价值空前传播的时代里三万多北大学生会老老实实、整齐一律地在它的指挥棒下起舞和歌唱，所以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如临大敌；这个长不大的权力幼稚的让人发指，它真的只会靠约谈、找家长和语焉不详的危言恐吓这些低级方式去企图钳制住全中国最聪明、最有个性的学生们的思想、灵魂和言行，而没有心智想象出更高明一点的途径；这个长不大的权力愚蠢的让人绝望，面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几种处理方法可以选择，它永远会选择其中最笨的那种——本来，新的学校当局可以因势利导，至少可以从善如流、展现新的气象和面貌、在学生也在上级面前为自己加分，但它偏偏选择了成本最高、代价最大的、害人害己的方式，搞得天怨人怒、遗臭万年——；这个长不大的权力苍白的让人可悲，三十年前用的是“别有用心”、“敌对势力”这几个词和引蛇出洞、秋后算账这几种伎俩，三十年后没有半点发明和进步。于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权力就这样一次次、一年年地让我们失望、失望、再失望。

    这几天我每每在体会着岳昕们的痛苦和憋屈，他们心里一定无法解开这个结，他们一定一次次在问：我们究竟有什么错？如果能够，我要对他们说：“事实是，你们的确错了，你们错在太爱这个学校，错在太相信他们许诺的“我的校园我做主”了。

    最后，我奉劝那些学工和辅导员们，你可以想升官发财，可以昧着良心，可以溜须拍马，甚至可以行贿买官，但一定不要吃人血馒头，一定不能踩着他人的尸体往上爬，这样会遭报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