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文革的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开放。海内外报刊2008年11月兴奋地报道“北京文革档案将于今年底向公众开放”。但很快传来消息：“文革档案暂缓开放”。学者感叹，天知道“暂缓”到何年何月！到如今更毫无迹象会发生这样的大好事


　　老高按：香港《信报月刊》发表丁学良教授的文章《毛泽东之“梦”：复活的氛围》，探讨了眼下中国大陆越来越有一些文革时代的气味，文革是不是真的如大家所担心的会再来。他分析了毛泽东的文革梦的要点，再与当今中国最高层领导的愿景进行对比，力图辨析二者的深层异同。
　　他将毛泽东之梦的诸多要素归纳成三大单元：第一单元是关于“中国社会”；第二单元是关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三单元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他说，这三大单元便是“我们展望未来的出发地”，即展望习近平执政时期中国趋势的可能性。
　　经过分析，丁学良教授的结论是，“综合来看，毛泽东之梦和当今中国梦的关联程度，以第二大单元最弱，第三大单元最强，第一大单元居中”。
　　丁教授这番表述，我试用更晓畅的语言“翻译”一下：
　　对比毛泽东的文革梦和习近平的中国梦，二者的相似程度，以第二大单元即“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最不相似、最有差别；第三大单元即“中国的政治体制”则最相似；第一大单元即毛梦和习梦“中国社会”则居中，处在似与不似之间。
　　丁学良教授接下来分析，因为公众注意力显然一直聚焦于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脉相承的“中国的政治体制”，而今年3月初北京“两会”修宪取消了任期限制，更强化民众这一印象：习近平体制越来越像毛泽东体制。无数人就担心中国不久“文革会再来一次”。然而丁教授却不作这样的判断，因为他认为，“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和“中国社会”这两大单元的情况，已经今非昔比：习近平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无法借助“全民皆兵、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的毛式中国社会结构来实现，更不可能借助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两个阵营、你死我活斗争”的毛式全面对抗来完成。习近平的梦，不可能指向毛泽东的文革。
　　丁学良教授的看法无疑很有启发性，全文转载于下，供大家参考。但还不能说服我。就像上一次文革的灾难并非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所能完全主宰、独力达成，而是社会各种力量博弈的合力造成的一样，“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也并非完全取决于习近平制定的蓝图，以他的强权意志所转移。所以光是对比毛泽东的文革梦和习近平的中国梦的异同，窃以为，还不足以回答究竟“文革是否会再来一次”。


　　毛泽东之“梦”：复活的氛围

　　丁学良，香港《信报月刊》

　　（一）

　　在2017年年尾至2018年年首的数月里，如果阁下有机会到中国内地周游一圈，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私下交流，便会有一个沉重的话题不断被提及：眼下的大陆越来越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气味，文革是不是真的要再回潮一次？
　　笔者自从1993年夏时隔十年第一次返回内地以来，已经有过三次听到人们议论文革是否会再来的忧虑，比如1999年下令发动全国各地扫荡法轮功的高峰阶段，更记忆犹新的是薄熙来任职重庆搞得红红火火的那段时期里。可是，像眼下有那么多不同背景的人都在作此议论，而且举出好几条颇有份量的证据，却不能不令笔者严肃对待，不敢一笑置之。毕竟，这些人举例的内容是众人目睹的鲜活事件，不仅规模可观，同时蕴涵深厚。

　　◇ 几大事例隔代呼应

　　北京市政府从201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驱赶外地“低端人口”的举措，就非常类似于1968年发起的驱赶城镇居民下乡的运动。该年9月底，兼任《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的一位部队高官组织采访的报道里引用了会宁县老农王秀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的一句话：“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突出这句豪言壮语的报道随后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该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转登了这篇报道，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的“市”字，是毛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参阅《老年生活报》2006年11月27日张友琴短文）。于是，全国城镇马上把千百万无常规职业的居民，连同红卫兵一道，驱赶至乡下种田。时隔49年的两大清理运动的原因都是政府把城市的包袱一脚踢走，拒绝承受“低端人口”带来的就业和福利负担——北京市政府表示，全市2170万居民中有810万外来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但都是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运用强制手段剥夺民众的基本人权（张淑伶：《回顾半世纪前中国人口大移动》，中央社驻上海特派员专稿，2017年12月27日）。
　　也是在去年年尾，内地党组织和很多机关特别是学校，发通知告诫党政干部乃至严词命令学生群体不要欢庆圣诞节，“不参与宗教活动、抵制腐朽文化”。刚好时逢“毛诞”即毛泽东生日，于是乎是“崇洋”还是“崇毛”，是庆“圣诞”还是庆“毛诞”，上纲成政治态度和文化认同的选择。这又使内地知识界回想起文革中“破旧立新、过革命化春节”的红色风潮。
　　更敏感的比较，涉关“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变迁。毛从1960年代初开始，日益表现出对于“中央一线（刘少奇邓小平）和二线（毛）领导”安排的不满，最后演变成文革的翻盘斗争，一举废弃了高层权力相对分工的体制，全力锻造“一元化”的极端集权架构。用林彪最生动的语言表达，就是：“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要一元化。……我们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林副主席讲话》，无出版机构，第50-51页）。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反复批评这种体制，然后才有了党政分工、政企分家等一系列的重要革新。可是，近来北京越来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日常的经济事务管理。内地知识界如今人人耳熟的一句毛语录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　细考毛泽东之“梦”

　　因此之故，无论诸位的观点如何，都不能不正视内地知识界的沉重提问：“文革再来一次的气氛日浓，这意味着什么？”此一提问对香港同样含义沉重，因为如今的香港和1966-1976年间的香港大不一样了，与内地之间不再有政治上“井水不犯河水”的截然分隔。笔者基于对文革的教学研究（在香港就教研了十几年），外加亲身经历的感受，从两组要素及其延续和演变来试图回应上述提问。

　　第一组要素是中国最高层领导的愿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梦”——既关乎中国本身应该怎样，也关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怎样。这组要素的延续和演变是把毛时代的梦对比于本时代的梦。明白了二者的深层异同，也就明白了“文革再来一次”问题的大半。众所周知，毛这位超级革命家平生最后的梦和他排除万难大搞文革一脉相承，笔者整理了毛的文革梦内容，包含以下的关键点。
　　第一点，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究竟是哪些？这个问题旨在让大家尽可能把毛的个人权力至上考虑、个性里的偏执狂和被谋害恐惧心理这类动机，与那些看起来更合理的动机作综合平衡的分析，诸如：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忧心重重，因为苏联共产党已经“背叛革命”了；对中国社会里的商品经济元素和市场力量增生（即毛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译自bourgeois rights）的高度警戒等。
　　第二点，毛文革中号召群众批斗党政干部、“吐故纳新”即大规模整党，显示出他对执政党的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极度不满。毛的思路和做法，是否也受到了1949年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推行的改造老朽国民党做法的影响？这个问题旨在把现代中国最主要的两大政党的命运作比较，以深化对政治权力与政治衰败之间关系的透视。败退的国民党甚至提出了“毁党造党”的激进口号，终于体认到在大陆执政期间该党的自身素质越来越差丢了天下。假如撤到孤岛后再不大力整顿自己，很可能连台湾也掌控不住，那就是“死无退路”了（蒋介石语）。蒋领导层提出“毁党造党”的口号，目的是“永葆党国”，这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的“毁党救国”、“毁党建国”有本质区别（《胡适致雷震》，载万丽鹃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2001年版第115-116页)。但公平而论，若无1950年代发动的“毁党造党”运动，国民党继续像在大陆时那样松松垮垮、懒懒瘫瘫，它对台湾的统治绝不会那么稳固有效。终身密切关注国民党军政作为的毛，对此一定不会没有联想、毫无触动。

　　◇　和商业都市成反比的蓝图

　　第三点，毛心目中理想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反复探索的意义丰富的社会科学和伦理学大课题，至今不衰，尤其是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家群体里面。中国的文革研究者都知道毛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信》即简称的“五七指示”，里面毛对他所期望在中国建成的好社会有比较明白的表述（详见《人民日报》刊载的文本，1966年8月1日第1版）。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在多篇评论和回忆录里，对毛的乡土版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有生动描述。笔者在明太祖的治军治国措施里，也看到诸多极可能被毛借用了的要素（参阅聂作平：《安顺屯堡：在这里，发现明朝》，广州：《同舟共进》，2017年第9期第72-76页）。人们皆知毛平生以秦始皇为样板，其实毛对朱元璋的学习和继承也是多面且深入的。
　　毛“五七指示”描画的社会蓝图经常被海内外华人研究者回溯到中国传统中的“五斗米道”、《大同书》、太平天国之类的农民社会主义愿景。正如R．A．Stein的历史性考察所显示的，自从汉朝以降，中国历代的“政治宗教运动，都曾试图依据‘太平’的原则，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实现往古的理想社会”（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95-796页）。毛的文革当然不例外，文革结束后内地知识界一再把毛的社会蓝图贬称为“小农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毛派理论家对此异常恼火。
　　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毛的好社会蓝图其实也有某些和犹太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古老文化中的社团（香港称为“信徒团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类似的元素（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4页）。而对工作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商业都市的人们来说更有启发意义的是，中世纪穆斯林军队征服巴尔干半岛以后，有意损毁那里的城市此前作为国际商业和文化中心的发达自由多元功能，仅仅把城市变成统治集团官员的居住地和军事堡垒，由此导致那些原本繁荣的城市后来没有发挥资本主义兴起的巨大作用。意大利的几个城市恰恰起到了这种划时代的作用，于是文艺复兴和近代资本主义就从意大利起步了（W．S．Vucivich：“The　Nature　of　Balk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Slavic　Review，December　1962,pp.603-614; 阅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卷第8章）。这个情形和文革中毛下令的反都市化政策很有可比之处，更是与后文将重墨点评的香港和“文革再来一次”的疑问挂钩。
　
　　（二）

　　整理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呈现出的他本人之“梦”的内容，需要关注的第四个问题是，毛的“五七指示”里有他的“未来社会愿景”，但并没有讲到新型政治权力的详细安排。有很多的文革经历者和毛主义分子一直声称，毛发动文革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实行巴黎公社一样的劳动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普遍民权，较为接近于香港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之一“长毛”梁国雄所提倡的那种彻底摆脱官僚统治的草根直接自治类型。最核心的证明毛确实具有“民权初衷”的文献，就是1966年8月8日毛亲自主持通过的中共中央指导文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规定：文革中的新型政治权力机关“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然而，当上海市于1967年“一月革命”中创建按照毛设想的新型权力机关“上海公社”的时刻，宣言草案中重复以上的规则，却被毛指令直接负责控制上海文革进程的张春桥统统删去，随后毛拍板允准改过的宣言里，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顿时烟消云散（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809-812页）。所以，普选制在当代中国，从来就是海市蜃楼。如果我们以毛亲自指导下成立的上海革命委员会作为他“梦”里的新型政权模式，那就不得不基本上接受当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其意识形态主导是Mikhail A．Suslov苏斯洛夫）为之选定的标签——“军事官僚专政”。
　　第五个问题，毛泽东究竟想选择谁作为他的接班人？这件大事在所有文革研究里，都是头等眩惑的疑问，因为毛搞文革的首要目的，便是废除集体领导制，把个人拍板制推向顶峰。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把个人独裁体制中最高权力交替的超级难度和风险，放在比较政治社会学的宽广视野里考察。从斯大林和他挑选接班人的警示开始（即毛文革前和文革中反复告诫的“赫鲁晓夫教训”），继而把目光集中到毛和刘少奇、高岗的关系上——这些是文革的序曲——然后是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甚至延伸到江青和毛远新（Minnie Chan,"Shock Waves from Lin Biao Plane Crash Still Echo in Lead-up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Reshuffle", SCMP, 12 September 2016）。因为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可轻视的解释：毛晚年的安排是为了一步一步地、曲曲折折地铺垫到毛自己家的成员最终接自己的班。这在东亚是屡见不鲜的操作，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还是中间派的政权体系。蒋（介石）家、李（光耀）家、金（日成）家都成功地做到了，毛家为什么不能努力试着做？
　　第六个问题，文革是否开辟了一条在中国整治贪腐的有效途径？这个问题自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每年——至少直到两三年之前为止——都激起公众的浓烈兴趣，因为内地的贪污腐败与时俱进，表现形态和涉案金额都是日新月异。大家必须把文革之前和文革式的反贪腐做法，和20世纪中期以后其它方式的整治贪污腐败作对比，包括议会民主制度下、军事独裁制度下、政教合一制度下、传统君主制度下，殖民主义制度下，等等，看看各种方式的成本代价及其短时段和中长期的效果。凭借这个背景，我们才可能对当今中国内地的其它反贪腐方式，有冷静的观察和鉴别。
　　第七个问题，中共文献以前一直用“十年浩劫”来界定文革，时过境迁，站在目前的高度上回顾反思加展望，人们是不是认为文革在造成巨大灾难的过程中，也有其正面的影响和后果？如果有，是哪些？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和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运动的一位观念导师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反思出于同一个逻辑。也是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法国学生运动结束11年之后，马尔库塞大声对媒体说：“把1968年事件说成一场失败是愚蠢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法国事件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采访发表于刊物 Match，23 March 1979）。而笔者提出此一问题是基于很多研究者和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一再争辩：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有其主观的目标，但是一旦全民被发动起来以后，文革的进程就往往不是完全掌控在最高领袖的手里，于是有些元素就发挥了“钻空子”、“打着红旗反红旗”，或“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这类歪打正着的非预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经常被提及的政治领域里归功于文革的正面元素和后果包括：青年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大增，民众的自组织和自动员能力提升，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按照民主原则做事的经验提升；还有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这些更具争议性），比如上山下乡带来的偏远农村地区教育的改善，农民医疗得益于赤脚医生，乡镇开始发展初级加工业，等等。这些元素和人们当今焦虑的“文革再来一次？”内在密切相关。
　　第八个问题，能不能说“没有十年文革，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得益于比较社会主义体制的观察研究。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有些外国学者就论说：邓小平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大彻大悟（今天看起来更显得是如此），决定性的来自于他们本人及家属在文革中的苦痛遭遇。若无文革把中共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那些体制和政策折腾得乱七八糟，也许中国就和苏联一样，在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步步延续下来。可是十年文革这种翻天覆地的冲击，令那套传统体制没办法照常规支撑下去，改革开放于是就成为高层的明智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率先走出一条不同于它的姊妹国家的半资本主义道路、主动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功不可没——物极必反。
　　第九个问题，缺乏强韧法治体系的政党或政权内部进行严酷的清洗——不论用什么术语去称谓，比如说“吐故纳新”、“党内斗争”、“争权夺利”、“窝里斗”等等，并不是中国的独家传统。仅仅就执政的共产党体制的范围里看，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红色高棉短短的几年在台上、朝鲜自从1940年代后期至今，皆有类似现象。但是，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来进行这样的清洗，至今唯有在毛泽东统治的最后期。那么，这些中外党政军体系内部的“吐故纳新”的相同和相异是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所有以上诸问题的精髓。

　　以上的九个大问题都是浓缩过的，每一个都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子问题，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包括笔者本人也无法解答很多读者和文革课堂里学生们提出的相关探问。香港的大学生们十几年来，每年都抱怨上笔者的文革课程要读那么多的中外文书籍和数码资料库文件（即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发行的全套资料库），还有好多具体问题解答不了。首要的原因是至今有关中国文革的最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对外开放。海内外众多中文报刊杂志在2008年11月底，兴奋地报道了“北京的文革档案将于今年底向公众开放”。大约一个月以后，在香港注册但可以在中国内地发行的《凤凰周刊》，宣告“中国大陆文革档案暂缓开放”。当时笔者在北京，研讨会上学者们感叹，“暂缓”到何年何月，只有天知道！到了如今，更没有丝毫迹象会发生这样的公开档案的大好事。
　　香港虽然几十年里一直是全球有关文革的中文资料的出版发行重镇，然而至今我们也没有见到，文革最重要的领导者、牺牲者和幸存者——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曾经发表过文革的回忆录。但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并不影响我们把以上整理的毛泽东之“梦”的大致内容，作为对照的一面镜子，再把当今的“中国梦”之官方版呈现的内容，作为另一面镜子，仔细看看这两面镜子之间，互相反光折射到了何种细微的程度。正如在本专栏上一篇评论里所说的，经过这样的对照，从两组要素（两面镜子）及其延续和演变，我们才可能理性地回应那个“文革是否再来一次？”的沉重提问。

　　（三）

　　现在笔者把前面讨论的毛泽东之梦作一总结，可以把其中的诸多要素归纳成三大单元。第一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社会”，第二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三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三大单元的构成要素是我们展望未来的出发地。

　　◇　非同寻常的中国社会

　　先看第一大单元：此处的“中国社会”是广义的，包括经济和文化教育领域。在毛的设计图里，理想的中国社会是全民皆兵、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对毛泽东之梦的这个部分，林彪把握得最贴切，所以从1960年代初开始，林就反复宣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解放军，人人都要像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中共中央批示，1960年12月21日》。丁按：这是毛对该年10月20日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高度赞成和全面推广）。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的试验，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期已经着手，经济的崩溃使之半途而废。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该试验又被提上桌面，“五七干校”、“大寨样板”、“大庆样板”等都与之相关。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其物质基础当然是指令经济，所以它应该被视作“军事共产主义”体系的落实。中共执政后毛一直试图把国民经济推向这个轨道，考虑以配给制取代工资制，却因预算太高未能付诸实践（参阅毛亲笔点评和推荐的张春桥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文革中毛多次告诫：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让它无限期实施；商品经济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必须予以限制。指令经济下的中国当然无法和世界贸易体系连通，所以毛督促全国“自力更生”。至于文化教育领域，毛更不想中国交流外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西方），还是修正主义的（苏联东欧），都必须彻底扫除其影响。
　　当今官方版的中国梦里，有多少上述“毛梦”的要素呢？让全国人民服从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显然是历届政府都愿意做到的。不论是以“维稳”的名义，还是以“平安中国”的名义，更遑论眼下国际上议论纷纷的“数码列宁主义”（Digital Leninism）的管控模式，都旨在把民众的言行约束到整齐划一的程度，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灵活性有些差别（Samantha Hoffman，“Managing the State：Social Credit，Surveillance，and the CCP's Plan for China，”JamesTown.org，17 August 2017）。在文化教育领域里阻隔外国的影响，当今的中国梦里只有一半的“毛梦”，即反对“普世价值”。教育上中国关不住大门，作为全球外派留学生总量第一大国的地位，延续已久，还会保持多年。实施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当今延伸下来的只有其中一块，即关系到强军的战略资源和保证政权永固的支柱产业。换言之，“国计”的一块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延伸，“民生”的不再是。
　　小结：“毛梦”里的中国社会设计，连接到当今中国梦里的要素，尚不及一半。即便未来十年形势更为严峻，也不会超过一半。我们只要把毛的“五七指示”等文本和毛的几次试验与当今中国社会两相对照，以上判断就能站得住脚。

　　◇　中国全面对抗世界

　　再看第二大单元：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自从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日益强化的一个信念，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可避免地从莫斯科转向北京，毛是共产主义谱系的第三座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座，列宁斯大林是第二座）。1960-1970年代毛力主输出暴力革命，号召美国黑人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大本营，林彪把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上升为全球革命道路、即第三世界包围第一世界实现世界一片红（《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都是毛努力实现其颠覆世界梦的亮点。
　　尽管当今“中国威胁论”四处冒烟，但几乎没有严肃的观察家评论家认为北京正在输出暴力革命。中国目前和外部世界发生纠纷的，主要是源于这些：输出产品或产能、输出发展模式包括环境污染、输出资本、输出大外宣、输出治理模式。这几种输出也令很多老外担忧，但它们不同于暴力革命的输出，后者是要推翻“帝修反政权”，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掀起多年的战火和流血；前者则主要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是你输我赢的竞争（《我们为何不应学习中国模式》，《新苏黎世报》2018年2月5日评论，DW中文网同日翻译转载）。未来十年或更长时段里，看不出中国会朝世界革命的道路迈进。中国当今的这些做法，一大半是从西方学来的，是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许多发达国家都做过，如德国和日本（Joshua Aizenman and Rajeswari Sengupta，“Global imbalances：Is Germany the New China？A sceptical view”，VoxEU.org，５ October 2010）。最关键的是：当今中国的这些做法，是尽力在国际市场体系里多占好处，而不是摧毁它，像苏联阵营那样以社会主义贸易体系取而代之。目前中国最高层每天向世界大声呼喊的，是要推进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　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度集权之后

　　最后看第三大单元：中国的政治体制。“毛梦”里面的几大单元，在毛生前就数这个单元落实得最给力，用林彪的话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批示》，1966年9月22日，发至县、团级学习文件，笔者学习后收藏）。毛毕生造就的这种政治体制，对后人影响巨深。哈佛大学商学院1990年代后期曾经在中国大陆对工商界中上层做过一个实证研究，发现他们最向往的领导体制即最想仿照的，就是毛模式，不论他们是否在毛时代挨过整受过苦，也不论他们是国企主管还是民营老板。有了这个普遍性的背景，我们对内地这几年日益强调权力集中再集中的趋势，就不该惊讶了。
　　综合来看，毛泽东之梦和当今中国梦的关联程度，以第二大单元最弱，第三大单元最强，第一大单元居中，这种整体格局对我们的未来意味深长。公众注意力显然一直是聚焦于第三大单元，恰如今年３月初北京“两会”前后的万千报道和评论所示。由于关注点一直偏重于此，无数人就担心中国不久“文革会再来一次！”笔者却不作这样的判断，理由简述如下：当今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无法借助“全民皆兵、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的毛式中国社会结构来实现，更不可能借助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两个阵营、你死我活斗争”的毛式全面对抗来完成。以“两个一百年”为时间框架的中国梦若非全盘落空，至少三种运行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持续造富的国民经济，哪怕这个经济体里面充斥不公正和不平等，哪怕多位企业家个人的下场是个悲剧；持续注入中国经济的创新元素，不论是经由留学渠道或人才引进或专利购买或技术窃取；持续提供给中国巨量产能及产品对外输出的渠道，不论是通过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或是通过一带一路之类的国家资本主义大手笔操作。这三种运行机制可以在一个更自由的政治体系里更有效地起作用，也可以在一个更强制专权（Hard－authoritarian）的统治体系里以更高的成本起作用，但它们绝对不可以在一个原教旨主义环境和极端主义体制（文革期间便是这种综合状态）里挣扎生存。

　　◇　有理由保持艰难和顽强的乐观主义

　　笔者坚信，当今的中国梦之落实，必须依赖企业家阶层、国际贸易商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尽管北京顶层不会让他们把自己的行业资源和专业能力转换成对党国权力体制发出挑战的手段。香港未来之生存发展的空间与局限也与此一脉相承——这三个阶层是香港社会的支柱群体，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世代竞争形成的，难以被替代取消。他们活动的“天花板”早先（1997年之后的十多年）是玻璃做成的，而现在越来越换成是钢板材料的了，明摆在那儿，不许去碰撞。只要不去正面碰撞，就不至于摧毁你。
　　有些读者或许要问：为什么当今的中国梦不至于全方位对接毛泽东之梦？为什么第三大单元再趋强化，也不会演变成文革全盘回潮，决不会主动毁掉上述的三种运行机制及它们的三个操作阶层？这组问题已经超出了政治社会学的经验讨论范畴，进入到宗教学层面，比政治哲学更加形而上，只能留待以后再作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