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翔

九月九日，主席去世的噩耗传来，很多人都哭了，悲伤中带着对未来的忧虑。主席一直是咋们的红太阳，这没有太阳的庄稼该怎么活？一夜间，校长宋秉义老了很多。他一定是在怀念毛主席老人家，薛立博觉得。

记忆里，还没有一位和自己很亲近的人离去，他没有亲自体验那种刻骨铭心的撕裂之痛，自然感觉不到他人的悲伤。几年前，村子里的五保户梁大妈去世，他伤心了一阵。梁大妈和奶奶的年龄差不多，辈分低。她有个女儿外嫁他乡，曾跟着女儿生活了段时间，回来后就很少离开。村里在村子中央位置给她建了个很小的有里外两间的房子，里面刚够放个单人床，外面几乎同样的面积是厨房和吃饭空间。每年村里会按时给她提供些必须的生活食品，大家分摊的结果，她自己则种一小块菜地作为补充。她是村子里唯一不受割尾巴影响的人。

外婆去世那会，六岁的他紧紧地拉着妈妈的衣服，正哭的死去活来的妈妈，还是忍心丢下他，自己一个人哭哭啼啼的奔向外公家。奶奶说，妈妈太伤心，天又黑了，带着你走那么远的山路还要过两个水库，不方便、不安全。他不觉得奶奶的话有道理，认为自己可以走！他想外婆，外婆爱他。

没有亲眼见到，自然痛感不足。爷爷在他出生前几年就被饿死，他也只是听奶奶说，每一次提起，奶奶都会满眼泪珠，低声哭泣：作恶呀。那帮人不得好死呀。

主席死后，最大的变化是邓老师。

博儿从小就很顽皮，生性乐观。主席逝世后的一个中午，他睡不着，也觉得很无聊，就想到处走走瞧瞧。说来难以置信：来农场已经三个多星期，都不知道排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白天很早就起床去地里干活，又脏又累，每一分钟都是煎熬，都感觉是在拼着生命中最后残留的那点力气。中午，有时还得表现意志坚强，改造自己决心的坚韧，继续顶烈日战斗在棉花地里。抬着臭烘烘的大粪桶，一瓢瓢的给棉花苗施肥，一株株的拔掉棉花苗旁边的杂草。土地过于贫瘠，用心呵护种植的棉花，产量有限。

过程重于结果吧。邓老师说。口气听起来怪怪的，带着不屑和讥笑。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古人曾经如此的训告。他吃得苦中苦，也吃了很多的苦中苦，却看不见人上人在哪里，也没有那方面的奢望，那里没有他的世界。他天生就属于社会最低端的一份子，命中注定。他只是想活着，理想是活的更开心点。

大家都在酣睡，除了知鸟时不时懒洋洋的喊几声外，只有烈日烘烤大地发出的丝丝声，还有空气中独特的烘烤味。再有，就是门外静静站着已经有一会儿的博儿，和室内坐在床边埋头看书、写字的邓老师。

平房面对学校棉花田的方向，山顶那边，有个走道，为在不同房间走动的人遮阳挡雨。和校长办公室对立的另外一头，还有个房间被安排为老师的卧室。只有教室三分之一规模的卧室里，并排着四个木板单人床，里面只有一个床上有凉席，其它的都空着。邓老师在一个空床边，坐在小凳子上，用床做桌子。

过了好久，邓老师才意识到，还有人站在门外好奇的看着自己。

就是在那天，他第一次从邓老师那听到“英文”这个词，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如此大热天，还如此认真的旁若无人的读着厚厚的书。那书得有一寸多厚，是他人生见到的最厚的书。以前他见识过的厚书就是《毛泽东选集》，家里一本也有一寸厚，那是他除了课本外读得最多的一本厚书。其它的杂书虽然也读了一些，包括曾经非常流行的几本手抄本，和没有封面的苏联小说。但是，邓老师的书更大更厚。

他只是这么想着，没有说出来。否则，很可能因为这种对比，意味着“贬低”主席，就够送到劳改农场呆上好几年。因言获罪，是典型的犯罪之一。

对读书的渴望，在那一瞬间被老师看在眼，疼在心。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就这样相识，却无缘相处长久。否则，如果从那时就有这样的老师教导英文，博儿日后的日子会过的非常不同。

机缘只能碰，不能选。

此前，校长曾经多次警告过，不可以随便走动，更不可以随便和同学、老师说话。

他不懂，但知道，听话是必须遵守的规则之一。他想遵守规则，可是做不到。

邓老师非常耐心的，给他介绍和解释书里面的内容，英文和中文的不同，还特别讲了几个英文字的差异。几十年之后生活在美国的他，什么都没有记住，除了老师所说的“的”字的多样性，和莎士比亚文集几个字。却对莎士比亚是谁，没有概念。

什么样子的人会使用如此怪异的文字？这可能是他当时唯一的体会和好奇。像拼音又不是拼音，他自己连拼音都没有学过！

由于副校长的限制，也由于农活实在是太重太累，没有时间和精力，他最终没机会和邓老师产生更深的交集。记忆中谁说过：邓老师非常有学问，曾是大学老师，厦门大学的高材生。他对于大学，厦门的，都没有太在意，那些名词和他太遥远。那时他唯一在意的是自己的白米安全，是该如何对付个头巨大的老鼠。他当时最想要的是一种武器，能准确击毙老鼠，再将它们烧烤着吃掉！既解恨，还饱腹。

他不仅知道那些大米对父母的代价，更明白它们对自己依然日日咕咕叫的肚皮的意义。叔叔做的，觉得应该是万无一失的松木盒子，居然也被老鼠攻破。只花了几天时间，盒子就有了大洞，里面的袋子也破了，烂了。几十年后在美国生活，他还时不时会做噩梦：梦见老鼠成袋的偷走粮食，孩子们正在饥饿、哭泣。虽然那时候，事实上他的房子里是进不去老鼠的。

排屋面相山坳的这边，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阶梯排列的旱田，生长着绿油油的红薯，旱田之下，是正长得欢的稻谷。离开邓老师的卧室，他走向红薯田，用手挖出几个小红薯，在附近的水田里洗一洗，吃进肚子里。他一边吃，一边欣赏着水里悠哉闲哉游着的蝌蚪，和不知名的幼虫，偶尔还有几只小鱼儿。生长期不足，红薯还没有长大，有点像自己，也只好勉强将就。随后，他按照事先打听到的方向，向公社镇所在地走去，他想去看看他日思夜想的校门。

走了半个多小时，他终于看到了。在公社政府所在地，在高中校门百多米外的一棵大树下，他安安静静站了好一会儿，一动不动，一眼不眨的看着校门内进进出出的同龄人。他幻想着，哪一天，自己也能再次坐进教室，聆听老师的教诲。如果能，他一定不再调皮。

那天回去时，太阳靠近西边边际已经没有多高。校长狠狠的训斥了他一顿，连偷挖农民的红薯，蹲在田边啃吃一事也被揪了出来：一定是谁告状了！

九月中旬柿子中学才开学，所有划片范围内的初中毕业生，都被允许无条件入学。随后几十年，他还是没有明白这种时间差异上的原因：难不成是主席死后国家政策发生了变化？

从昔日小伙伴那里得到消息的他像打了鸡血，彻夜难眠，一再的催着妈妈去问。结果却是失望：校长说不行！理由是，因为他已经上学了，唯一的可能性是申请转学。

那天，他像个做贼被抓现行的小偷，羞涩的跟在妈妈身后，害怕遇见昔日的同学。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人家都是顺顺当当，大摇大摆的来上学，自己却必须如此的费尽心机，绕好大一圈，还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劳改。

远远的，他看见了自己一直思念的秀秀，他最好的异性朋友。看到她的一刹那，他更深的躲进母亲的背影。他喜欢秀秀，她也喜欢他。他们两个人，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他第一她第二，除了语文，有时她占先。但是他知道，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未来。他和任何一个女人之间都没有未来。四叔说的，四叔的儿子松哥也如此的教训过自己，他是博儿初二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四叔的爸爸和博儿的爷爷，两个兄弟间有历史积怨：当年几兄弟中相对富裕的爷爷，因为最终没有抱养四叔做儿子，让四叔能够就此拥有家里几十亩良田的愿望落空。原因是，准备领养的前夕，奶奶居然怀孕成功，随后有了姑妈，再有了爸爸和叔父等孩子！对此，四叔一家恨死了博儿的父亲和这一家人，更是恨死了奶奶。这样的逻辑，博儿一辈子也没能理解。

博儿用视野搜寻刘鸿志的身影。那天去的早，离上第一堂课还有半多小时，不远处来来往往的学生，手里拿着陶制饭钵，去山坳中的池塘里淘米再送到办公室不远处斜坡下面的食堂。他们这是在准备自己中午的食品。多数来这里读书的孩子都得走三几里山路，中午休息时间不过两小时，来来去去再等着吃饭，时间上根本来不及，在学校吃食堂，还可以享受个多小时午睡时间。这种仗势和他在王村河中学农场所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远看池塘水质，和他在农场的也强不到哪里。而且，被水田环绕的池塘在雨天之后，田间的化肥、农药，很多会就此流入。池塘的水也因此变成浑浊橘红色，没有选择的学生们，只能将它们送进自己的肠胃。此时的他没有想这么远，他在奇怪，鸿志为什么不在这里？在初中毕业班，最想继续读下去的，只有他和鸿志！

年长近两岁的鸿志是博儿的好友，很多时候，是他站出来为博儿打抱不平，对付那几个无理取闹欺负博儿的同学。博儿的身子瘦小，不到一米五的个子，看上去好欺负。鸿志一米六，是班上数一数二的高个，虽然也很瘦弱。鸿志的视力不是特别好，为人乖巧懂事，老师以他个子高大为由，将他安排在靠后的位子上，害得他经常因为看不清黑板上老师的字迹而犯错。不少的时候，是博儿帮他改正错误，来来去去的两个人就成为好友。

几乎所有主科成绩都排在第三位的鸿志，经常被博儿称作三哥。鸿志倒是大度，从来都不对博儿生气，也只有博儿会这么称呼他。鸿志也喜欢秀秀，偶尔，他们两个大男生，还会因为想讨好秀秀而闹出别扭。鸿志看得出，秀秀更喜欢博儿。

鸿志的家庭成分更复杂，他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曾经是临县文化局的干部，据说，后来因为大鸣大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再后来又加了个历史反革命，说是和他爷爷有关系。

两个月前，七月初，他初中毕业前几天。七年级毕业班的他们，在教室举行的毕业典礼大会上，同学们畅所欲言，谈各自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期待。天真烂漫的年龄，缺心眼，富幻想，满脑充斥着胡思乱想。多数人眼里满载的是迷茫，除了按惯性过日子，没有其它有意义的想法。唯一有底气喊出豪言壮语的是孙桂香：上大学，做毛主席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七三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也是桂香的英雄和榜样。她的哥哥，是博儿知道的唯一上大学的人，马上就该从农学院毕业。他觉得，有哥哥的榜样，做妹妹的跟随，也顺理成章，就像他最终将顺理成章的当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像个牲口。为了解放全人类，革命事业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他相信毛主席的话是真理，是发自老人家的内心，也是为了咋们好。

他天生聪慧，学什么都快。从进入学校开始，玩玩耍耍，顽皮的他，文化成绩却在年级一直是名列前茅，门门功课都是，遥遥领先。偶尔，他甚至为这种简单容易的获得感觉孤单，幸亏有秀秀陪伴，偶尔的让他觉得有竞争对手。在主科成绩排名上（如果有这样的排名的话），他和秀秀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老二。教室门外凸凹不平的土砖墙上，还贴着他写的作文散文，被语文老师松哥用毛笔写成大字报，供作范文学习。他还是数学老师眼里的最爱。数学老师曾是县师范的老师，因政治原因下放到这，来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改造。

在吵吵闹闹的课堂上，博儿坐到后排鸿志座位的旁边，轻轻的推了一把正聚精会神读毛选的鸿志。似乎是被人从梦中推醒的鸿志，看着他尴尬的笑了笑，算是回答。

你的理想是什么？毕业后想做什么？博儿问。那时候，革命理想是个流行词。

我能做什么。你又能做什么！鸿志回答的很肯定，像个老学究。这种时刻的鸿志，就是博儿眼里最让人烦心的状态：呆头呆脑的缺乏活力。

我知道你想继续读书，可是，听说，不让了，得回家种地。我不喜欢种地。博儿说。

不喜欢又能怎样？鸿志回答说，眼睛又回到了毛选，看上去已被他看过多遍的旧书。博儿后来对毛选的学习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鸿志的影响：能够读到的有些知识上的价值的 书，除了毛选外，还真的极少！那个时候的鸿志，对于毛选几乎能够倒背如流。如果有特招少年班的毛主席语录学习专业，他在世界上恐怕少有对手。

瘦弱的数学老师不怎么说话，过的压抑。但只要一见他，似乎就是久远阴雨天后见日出，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很多时候，下课或放学后，博儿会偷偷跑到住地，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他小小的脑袋里有太多的不明白和好奇，却没有几人能满足他，唯有这位一脸阴森森的邓老师。好多次，他鼓励鸿志和他一起去，可是，鸿志害怕不敢。即使有疑问，博儿回答不上来，也只能代为询问再代为转达。秀秀则对这种私底下的学习完全没有兴趣。

除他外，学校里都是本地的民办老师。放学后，在一大片破旧黑乎乎蚊帐组成的迷宫中，有个破烂的书桌，每次博儿看到的必然是个带着厚厚镜片的中年人，在那读、写、画。而一旦房门有响声，心有灵通的老师总会知道是谁。有了这位老师，他的数学突飞猛进。有了他，数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多了不少开心。

在课堂上，博儿最喜欢和化学老师捣蛋。化学老师上课时喜欢走来走去，边走边讲边看谁在睡觉。上他的课，实现踏实睡懒觉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一般人很难得逞，连他这样的高手都不行。况且，他还是老师眼里的第一号监视对象。他的座位，不同的老师会做不同调整。化学老师让他坐在第二排中间走道左边。于是，在老师回头走向黑板时，背着的手里的粉笔会走失。回到讲台上后意识到粉笔丢失的老师，会很快的再找到一只，而且很准确的打到他的头上，那技术和准确度，不输给美国的精准炸弹。如果他不小心睡着，不出几分钟，他的耳朵会感觉到揪心疼痛，那是老师最习惯做的标准动作。

多年后化学老师说：当年的你，是老师眼里既讨厌又让人喜欢的孩子！拥有你这种天分的，我这辈子还没有遇到第二个。说这话时，出自老师手里从重点大学毕业的有两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