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胸怀，从世界看中国就是这个意思。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我跟周老认识很晚，是在他一百零六岁的时候。我很荣幸，由于他看了我的书，想见我，通过他的公子“召见”我，然后我就登门拜谒。非常遗憾，现在周晓平先生反而先走了，我想对周老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晓平先生是一位非常儒雅、温和的谦谦君子，他年逾古稀还为他的父亲奔忙，做了很多工作。他竟先去了，令人痛惜。
像周先生这样活了一百多岁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他的一生是中华民族的大半部近代史。假如我们的近代史从1840年算起的话（这个算法近代史学家有许多不同意见），不管怎么样，周先生一生等于是2/3的近当代史。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经过了很多坎坷很多动荡，他是一个活在这个时代的典型的知识分子，与我们民族共同经历了各种沉浮和苦难。从他的文章，从他的百年口述里我们也看得到。而且他的职业跨度很大，很少人有这种情况。看他的作品或看他的经历，就等于是看一部中国近代史，内容非常丰富。但是这个近代史不是官史，是通过一滴水看大海，通过一个人的经历看整个民族的浮沉，这是非常宝贵的。
正如张先生讲的，周老的叙述是非常易懂的。现在有些文章不说人话，或是用中文写类似外国话的话，这种文风很多，而周先生恰好相反。什么叫深入浅出？他这个才是真正用最浅显的大白话来说深刻的哲理思想。所以我们看他的书很容易看，看了以后可以回味无穷。
周老提出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原来我们也提到20世纪是一个大踏步现代化的世纪，我们常常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中国人已经赶了一百年了，或者不止一百年了，赶来赶去，好像天天都在说要赶上世界的潮流。为什么就常常赶不上？就是受到非常狭隘的眼光的束缚。
由于中国在进入近代的时候，是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中国人就老有一种受害者的感觉，天生，或者是潜意识里，或许是宣传的结果，总之有一种狭隘的受害感。有一种集体记忆叫做“五千年的辉煌、一百多少年的屈辱”。概括起来这么一个感觉，于是对世界的看法就像通过哈哈镜来看，不是真正的平视，要么就是仰视，要么就是仇视，要么就是鄙视，就是不能平视，不能客观、平平静静地看待这个世界。所以周老先生提出从世界看中国，换句话说，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一想到一个事情，就应该把中国这件事情摆在整个世界范围里，看它占什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起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上雷海宗先生的《西洋通史》课——实际上就是欧洲史，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然后整个欧洲的变化。雷海宗先生每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公元前多少年古希腊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在黑板上写：XXXBC鲁X公X年（按《春秋》的年代：例如鲁庄公、鲁哀公，等等）。现在他讲的很多课的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学会了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把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串起来看，每当说到中国的事情的时候就想到当时世界其他地方处于什么状况。比如说满清入关是1644年，我会想到那时候英国正好发生光荣革命，这一段时间就是克伦威尔时期。这样一对照，你就知道当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欧洲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这样，我们的心胸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胸怀，从世界看中国就是这个意思。要是老是从中国看世界，动不动就强调中国特色，说你们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的特色就是这样的，用不着跟你相比较；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抱残守缺。
我们已经吃亏了这么长时间了，经过了周有光先生所讲到的大事小情，他讲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玩，用很幽默的笔法讲的，其实是很残酷的历史，很悲惨的事情，而且也很不幸。我们民族经历了那么那么多，有的是外患，但大多数是内忧，我觉得我们的内忧是多于外患的，大多数是自找的。所以老人从整个经历所悟出来的道理，最后总结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今天，新的一轮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一种狭隘的、排外的、跟现在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一种情绪和风气正在我们国家兴起，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现在外部世界不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还包括正在发展中的、我们看起来以为人家很落后的那些国家，实际上正在悄悄地发生很深刻的变化，而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还自以为很先进、很了不起。实际上我们真的去看一看外部社会，不要一天到晚老盯着什么外交，几个领导人互相之间的拜访、会晤，除了这些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举一个例子，比如欧盟，我们现在看的宣传都是欧盟遇到了困难，欧元区怎么怎么样了，希腊到底退出还是不退出，等等问题，但是欧盟的形成，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一步一步走过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深刻的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一句话来说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从此以后欧盟国家之间不会再打仗了，两次最残酷的世界大战是从欧洲开始的，而且核心是法国和德国。欧盟的开始是法德两国化解世仇，找出了一个共赢的办法就是煤钢联营，说从此我们共同开发，不要再夺了。一些很有胸襟的政治家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一点一点从“小欧洲”六国慢慢发展，他们每一步都克服了很多障碍，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不了，最后又成功了。这样子一步一步过来，现在又碰到困难了，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困难，要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至于他们还会遇到种种困难，是难免的，即使导致欧盟解体了，也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至少作为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心，欧洲国家之间不再打仗了。
还有就是他们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所产生的伟大生产力，走到这一步以后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自己也正在进行很深刻的改革，这一点我们也没有注意到。所以外部世界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我们如果不去注意，整天在一个非常狭隘的小事情上说来说去，并且把它无限地放大，我们自己要吃大亏的。
所以周先生"从世界看中国"这句貌似很简单的话，里面其实有很深远的意义。
我觉得周老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比我乐观得多，我跟他谈话如坐春风，他就以他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他经常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这个世界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个"好的方向"当然我看不到，他就更看不到了。他说没关系的，人也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走错了路，走了岔道以后终究是要回来的。我说回来太晚了的话，代价就太高了，中华民族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由于走了很多弯路的缘故，所以希望以后少走一些弯路。如果一个人的胸怀像周老这样"从世界看中国"，站在地球之上，放眼一看的话，这个世界总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自己还是不能释怀，中华民族是不是还要经历一次劫难，还是说可以顺利地跟世界接轨，随着世界发展的潮流共同发展？这也还取决于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这一代人有什么样的胸怀，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想我们不应该辜负周老的期望。他的乐观主义我觉得是以不打仗为条件的。人类现在再经不起大战了。假如再发生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的是大战，大国之间的战争，小打小闹的不算，武器发达到这个程度，不仅仅是原子弹，如果真的打一仗的话，人类不知道要倒退多少，甚至不知是否还存在。所以这种轻易说战争，就像打游戏机似的“打仗”，说说可以，但是认起来真是不能想像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最后，张先生刚才提到这本书里《窗外的大树风光》，我也特别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太好了，是一篇极品的散文，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开阔的胸襟，而且有深邃的哲理，从文字到意境，都美到极致。文章最后还流露一点无奈——最后这棵树被砍掉了，作者觉得遗憾得不得了，但是它还是被砍掉了，这也是一个老人的无奈。
平常常说人“老糊涂”。我们常常会说，某人如果早一点在什么什么时候去世的话，他就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可惜他活得太长了，越活到后来错误越大。当然，一个普通老百姓犯什么错误危害不大，要是位高权重之人，祸害面就广了。但是周老恰好相反，属于越活越明白的人。所以年龄只是一个符号，有的人越老越糊涂，有的人越老越智慧，并发出智慧之光照耀我们大家。
2018-04-01 不读平凡书
资中筠，1930年生于天津。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研究和美国研究。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主编并合著有《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