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博
记得当年在迎新生的大会上,系主任对大家英语学习的要求是能同时和说英语的人说英语,和说汉语的人说汉语。他用他自己做例子,就是在公车上和上海本地人说上海话,和外地人说普通话,不交叉,不干扰。我对他的这个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当时不论是上海话还是英语,仅仅马马虎虎能听懂,说起来很困难,还得想半天,根本不可能实时和两种不同语言的人对话。
斗转星移,后来发现我居然也会做这样高难度的动作。我回到老家就会是完全地道的陕西话,想也不用想。一坐上去我们县的汽车,乡音乡情自然地把我转到了老家模式,即使身边有需要说普通话的太太和说英语的儿子,一点儿也不会含糊。在老家也都是满口家乡话,这甚至让一些慕名而来的人失望,他们以为可以听到洋腔洋调。
相反地,一踏进飞往美国的班机,就成了英语。机舱门口空嫂的一声问候,一下子把人带回到了美国的氛围,特别是多年来我一直乘坐的都是本地的一家航空公司,上了飞机就跟到目的地的感觉一样,自然而然地都成了美式英语。
但奇怪的是,我对两位完全纯粹的美国人总会不自觉地说汉语。其中一位是我的朋友,另一位是儿子的朋友。
A是儿子小学时的同学,那时候儿子参加童子军,A是他的伴搭(buddy)。童子军有许多野外活动,需要至少两人配成一组,相互支持配合,以利安全。两个孩子住一顶帐篷,一起活动,活动时互检衣服设备,甚至帮对方检查身上有无蜱虫(ticks)。 春夏的森林和草地里蜱虫很多,会传染凶险的莱姆病(Lyme Disease),野外活动的人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A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但眼睛不好,无法开车。所以接送,以及陪两位孩子野外活动都落在我肩上。这样一来我和A混得很熟,每次活动的路上我少不了要叮咛他们倆,渐渐的我发现我会不自觉地在车里给A说中文。A莫名其妙,而儿子会来一句拖长的Da-d,让我猛醒需要说英语。
D是我的朋友。当年我做论文时,D大学毕业到实验室来做实验员,导师让他来帮我。于是他成了我的助手和朋友。D是一位非常善解人意的白人小伙子,做实验时他总能提供及时到位的帮助,对实验的理解也非常到位。以至于我觉得他做实验员实在是大才小用了。所以就鼓励他申请本专业的硕士项目,一边工作,一边完成学业。他和我一起做的实验也很容易让他拿到了一个硕士学位。到后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会不自觉地和他说中文。D会一边含笑地点头,直到我反应过来。
有意思的是,D也是我可以谈论私人话题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面对他就好像他的白人面孔根本不存在,我是在和一个灵魂说活。而这个灵魂显然是懂中文的。
仔细想来,这个时候我实质上是在自言自语。人除了和别人交流之外,无时无刻地也在和自己交流。当人陷入沉思或者彻底放松的时候,说出的话就是这种语言。据说人在梦境里说的也是这种话。
人不仅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能见己说己话。只是现代人生活忙碌紧张得见不到自己,所以己话越来越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