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被禁五年已是个颇堪玩味的事，已看或准备看的朋友很可能对背景有兴趣。）

戴笠之后的国民党间谍王：潜伏到毛泽东身边的“影子”

原创 2018-01-02 孙喦 品山文史

电视连续剧《风筝》中，有一个潜伏在延安、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要职的军统间谍“影子”。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局通过多种途径地向延安派遣特务。但由于延安政审非常严密，加上扩大化的肃反，这些军统派遣特务绝大多数刚到陕甘宁边区就落网了。

《风筝》中“影子”的原型，应该就是被国民党称为“蓝色007”，戴笠之后的第二代间谍之王沈之岳。

图、谍战剧风筝剧照

一、戴笠单线领导的特工

沈之岳，1913年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1930年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学习，1933年又入读上海复旦大学。他在大学期间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支持和参与工人运动，被国民党拘捕入狱。

沈之岳谎说自己是某国民党大员的亲属，而且演绎得有枝有叶，让一帮特务没敢对他动粗。后来查明了真相，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的前身）处长的戴笠认为沈之岳临危不乱、应对有方，是个可造之才，就几次与沈之岳深谈，最终说服沈之岳加入了复兴社特务组织，受戴笠单线秘密领导。

中共党组织多方营救入狱的同志。戴笠顺水推舟，将沈之岳释放。沈之岳出狱后继续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活动，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在上海地区的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

沈之岳在戴笠的安排下，以“李国栋”的假名进浙江警官学校学习，以提高特工专业水平。

沈之岳先后在中央军校、复旦大学和浙江警官学校学习，读过马列著作，通晓英语和俄语，还有一手好枪法。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曾任新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上将也评价沈之岳是“文武全才”。

图、沈之岳工作照

二、潜入延安

戴笠对沈之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他成熟稳重，心细如发，足以承担重任，便筹划派他打入延安，一则潜伏到中共的心脏搜集情报；二则相机暗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沈之岳按照戴笠的指示，多次‘顺利’完成上海共产党机关的情报传递任务，得到中共党组织的信任，为打入延安创造了条件。因此当他提出去西北红军大学学习的申请后，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批准，指示他到西安见叶剑英，再由叶剑英派人送他到延安。

沈之岳到西安后，化名沈辉，1937年春随一个教授代表团到了延安，名义上是代表团成员萧致平教授的助手（据考萧致平真名陈致平，湖南人，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时任同济大学教授，著有《中国通史》等，与毛泽东有私交。陈致平有个女儿陈喆，笔名琼瑶）。

教授代表团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见。沈之岳表现得谦逊温良，谨言慎行。代表团访问后离开延安，沈之岳则留了下来。

边区保卫处对沈之岳进行严格的政审，处长周兴、副处长王范几次与他谈话盘问，还请有关地方的党组织协助调查。

沈之岳的经历中，浙江警官学校那段是必须隐瞒的，为此戴笠预先为他伪造了那段时间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抗战时迁重庆）学习的经历，并下功夫做了安排。结果南京和重庆中共党组织进行调查，对沈之岳的中央大学学生身份信以为真。

沈之岳通过了重重政审，如愿进入了已改名抗日军政大学的西北红军大学。

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共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最高学府，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

抗大第一期的学生都是原红军的高级将领，有罗荣桓、彭雪枫、谭政、苏振华、杨成武、莫文骅、刘亚楼、张爱萍等。抗大第二期的学生中，有陈赓、杨得志、何长工、曾希圣、罗炳辉、胡耀邦等，女生队有贺子珍、康克清等。为了争取人才和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一面旗帜，抗大第二期招收了一部分从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沈之岳就在其中。

边区保卫部门知道这些知识青年中可能会混进国民党的特务，除了严密甄别，还常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考察，比如由某教员在讲课中间，突然指着学生们怒喝：“看，那个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隐藏在学生中的工作人员便把面露惊恐的人记下来，严加审查。沈之岳的确具有出色的特工素质，在这类情况下总是镇定自若。

在抗日军政大学，沈之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情报和保卫工作的领导机构）部长康生认为他很出色，公开表扬沈之岳，认为他是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的表率。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也很赏识沈之岳，提升他为知识青年学生队的区队长、队长、政委。

三、打入中共核心部门

1937年8月沈之岳毕业，任八路军中校参谋，到中央军委机关担任收发工作。

沈之岳后来说自己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但长期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汪东兴、王芳（曾任公安部长）、凌云（曾任国安部长）等都说：毛泽东的秘书里没有沈之岳，但他们又透露沈之岳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此沈之岳可能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任秘书。中共中央军委的一些重要会议，就是由沈之岳做的会议记录。

沈之岳打入了中共中央核心部门，又处心积虑地与抗大同学中的中共要员们交往，搜集中共的机密情报，密报给戴笠（《戴雨农先生全集》）。中共中央的若干机密文件和重要情报，被秘密传递到了重庆。

延安与重庆相距千里，边区的保卫工作又极其严密，沈之岳是如何传递这些情报的呢？沈之岳晚年透露：当年延安城里有一个携带一只缺嘴茶壶卖油茶的老头，负责传递他的情报。

但沈之岳从不与同伙见面，这是他长期潜伏没有暴露的一个关键因素。曾有特务按照沈之岳潜入延安前与戴笠约定的方式，前来与他接头，在一棵老榆树下做了标记，留下一张写有暗语的烟盒纸，约他第二天中午在甘泉县杜甫祠堂会面。沈之岳发现接头标记后，烧掉了烟盒纸，却没有去和前来联络的特务会面（《风筝》中“影子”也没有和前来延安的军统特务接头）。

中共保卫部门侦破了多起国民党潜伏特务事件。特别是1938年，边区保卫处侦知：延安宝塔山下的寺庙里一个僧人形迹可疑，常和一个小杂货店老板接头，立即对僧人和杂货店老板实施了抓捕。

经过审讯，查明这个僧人是军统的特工，名叫孟知荃，已在延安潜伏了两年时间，并供出“军统已派了一个特务潜入延安，任务是暗杀在延安的中共最高领导”。

边区保卫部门的神经绷到了最紧，从各个方面加强中共领导人的安全保卫：1.警卫人员寸步不离；2.领导人要参加的活动或要见的人都慎重核查，慎密地布置安全保卫；3.成立了中央警卫营，全面加强中央机关的警卫。同时，发动所有安保情讯部门和群众，展开地毯式审查和搜索，但一年多没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沈之岳以其独有的机警谨慎，逃过了边区保卫部门的追查，但他也没敢实施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计划。

四、皖南事变的黑手和逃回重庆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江南共产党的游击队收编为国民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和项英为正、副军长。翌年春，叶挺、项英相偕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机宜，同时请求派原籍江南地区的干部协助新四军的建军工作。因为沈之岳是浙江人，中共中央便选派他随叶挺、项英至江西南昌，组建新四军军部（沈之岳和王芳都说过，沈之岳是奉毛泽东之命去新四军的）。

沈之岳参与闽浙赣地区原红军游击队的收编与组训后，到新四军第三支队，协助张云逸司令员工作。

沈之岳在新四军期间，从后来台湾方面透露的零星信息分析，沈之岳利用收编和组训原红军游击队的机会，引进了一些军统的特工，在新四军中建立间谍网，刺探和搜集中共和新四军的机密情报，密报给戴笠。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北上至安徽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也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来台湾方面透露：是沈之岳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间谍组织，让国民党掌握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计划。一些史学家也认为：皖南事变，就是沈之岳将新四军动向的情报传递给戴笠的。

沈之岳虽然在皖南事变中活动频繁，却没有暴露。据沈醉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因此沈之岳可能是在新四军与中共中央之间担任联络工作，借机去延安汇报工作而不在“皖南事变”现场。

沈之岳为何、以及何时结束在中共方面的潜伏生涯，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王芳说，主要是沈之岳引起了毛泽东的怀疑。而沈之岳于1983年在台湾接受访问时透露，是他推荐到中共方面工作的一名军统特工不慎暴露了身份（这也证明了沈之岳曾在新四军中建立间谍网），他被迫返回重庆。

图、蒋介石接见沈之岳

沈之岳从1933年成为戴笠单线领导的特工，打入中共上海党组织，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庆，深入中共组织及中共中央核心部门历时九年。

1941年末，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沈之岳，奖勉有加。戴笠随即任命沈之岳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1943年沈之岳升任军统局东南站站长（少将），兼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从后台走到了前台。

中共方面这时才得知沈之岳在为国民党工作，将他列为叛徒。由此推测，似乎这时中共保卫部门还没查清楚沈之岳是打入延安的军统特务。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沈之岳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赏识，先后任军情局（原来的军统）副局长、调查局局长，训练出了此后数十年台湾方面的特务骨干，成了戴笠之后、国民党的第二代间谍王。

沈之岳后来又担任国民党中央社会工作会主任要职，成了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党政要员。他年近七旬退休时，蒋经国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隔壁为沈之岳专设办公室，聘为“国策顾问”，对他倚重到须臾不离的地步。

在波诡云谲的间谍世界里，特别是一个潜伏在敌对方面核心部门多年的特工，而不被怀疑是两面间谍的，已是少数；回来后能得到最高领导人的高度信任的，更是少之又少；而后又变身为军政大员，在现代间谍史上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恐怕只有做了俄罗斯总统的原克格勃特工普京略胜一筹，但普京却没有潜伏敌方核心机构的传奇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