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是毛泽东和中共起家的传统、数十年如一日的一贯政策，已经进入中共的理论体系。现代国家有哪个政党敢宣称就是要靠暴力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吗？谁敢这么宣称，必定会被视为“恐怖组织”。但一个泱泱大国的执政党及其领袖就敢这么宣称

　　◆高伐林

　　前天下午，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做了一次《历史明镜》视频访谈直播，题目是：“文革大规模暴行怪不到毛泽东头上吗？”到此刻48个小时，在YouTube的四个频道合计有六千多人观看，差强人意；几十则跟帖评论，鼓励居多。
　　我事先向宋教授提交了六个问题（请见前天我的博客文章《毛泽东与林彪的“太子之争”》）。宋教授的回答，没有完全按这六个问题来，但针对我的上述大题目，他进行了分析阐述。
　　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宋教授介绍：今天（2月5日）早上，美国最权威的《纽约书评》，发表了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的长文《谁杀的人多：希特勒、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列出了大量数字。按照这篇文章，毛泽东统治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下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其中文革遇难者，是两百万人。
　　宋教授认为：如果按照现代国家的问责制，作为最高领导人，当然要对政策重大失误、社会重大人祸承担责任。民主法治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各种制约，尚且应该如此；毛泽东作为口含天宪、一言九鼎的领袖，他的一个决定就能决定百万、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命运，既然拥有无限的权力，就更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具体到毛泽东是否应该对文革中的暴行负责？宋教授说：当然应该负责！他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暴力是毛泽东和中共起家的传统，是其数十年如一日的一贯政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巩固政权也要靠枪杆子”这样的思想已经进入中共的理论体系。当今世界，西方国家有哪个政党敢于宣称，我就是要靠暴力夺取政权，就是要靠暴力维持政权吗？谁敢这么宣称，必定会被视为“恐怖组织”。但一个泱泱大国中自称“伟光正”的执政党及其领袖就敢公然这么宣称。
　　宋教授还指出：不幸的是，暴力至上，也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之一、是国人心理积淀中的价值理念之一。民众信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对“暴力夺取政权”的接受程度很高。认为武力夺天下、武力保天下，这是天经地义的么！“谁打下政权，就喊谁万岁”。自己对意见对立者，也习惯于暴力解决争端，“要压倒一切敌人”。他们天然地就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成“行动指南”，对毛泽东“要武嘛”视作“最高指示”。
　　第二，毛泽东在文革中关于暴力的指示和政策，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实用主义的。为毛泽东辩解的人，总愿意拿出他那些制止武斗的指示。没错，像《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的第六条里，确实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的社论中还说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然而，“十六条”第四条，却又说：“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有了这样的最高指示，谁还敢搞“雅致”“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革命？那势必被骂成假革命！真革命，一定得反其道而行之，搞不雅致、不文质彬彬、不温良恭俭让的革命。宋教授说，这就导致毛泽东关于制止暴力的指示，不仅总是难以得到贯彻，更总是引发更大的暴力发生！
　　再例如，1966年8月红卫兵冲出学校杀向社会，大规模“破四旧”打砸抢，是不是暴力？毫无疑问。但《人民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向红卫兵小将致敬》，而这篇社论，是经陈伯达批准、毛泽东同意的。
　　第三，血腥暴力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若真想制止，是并不难的。（此前宋永毅教授在作为嘉宾给我讲述湖南道县和广西大屠杀时，就说过，官方有足够的手段和资源来制止武斗，道县屠杀没有继续蔓延和扩大，是因为当时湖南领导人当机立断采取有效措施；这与广西全省范围旷日持久地大屠杀形成鲜明对比）。试想，若发生血腥暴力事件之后，毛抓住罪魁祸首，立即处理，马上就能镇住暴徒。但毛和党中央恰恰不是这样，处理从来不是认真的，而是敷衍了事的，像对“联动”暴徒，抓了没多久就放人（抓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对群众的暴行，而是因为他们反对中央文革）。这就使得暴力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制止。才造成全国大乱。
　　一个小时的访谈，内容甚多。例如，还讲到了毛泽东批准颁布的“公安六条”。中共建政之后一直没有制订《刑法》，直到文革期间的1967年年初，才有了这个“公安六条”，明确了包括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内的都属要严厉打击的反革命，这就成了暴力迫害的尚方宝剑。在执行中，权力当局更是变本加厉、无限上纲，毛泽东语录印错了一个字、毛泽东画像被弄脏了一点、样板戏唱得不准……都可以被认定为“反革命”“破坏文革”而遭致迫害，关押，判刑，乃至枪决。
　　宋教授承认：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曾经签署过杀人命令，而毛泽东在文革中确实没有签署过类似命令。但毛泽东在土改和镇反中督促各地方领导人多杀、快杀，白纸黑字。因为有了这样的指示，而且下放了杀人权限，巨大的历史惯性，必然使得文革中他不用签署杀人令，一句“要坚决打击”足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了。
　　上面我只是根据记忆复述，很可能有复述得不正确的，好在视频都在网上，请各位观看和发表看法（众多跟帖也很值得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VKHSG6vQhQ&t=5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ghgqej2RY&t=80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jkU_Hqdnw&t=2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BsQYTULco&t=122s

　　关于文革，虽然官方有确定的口径，并设立禁区，但是民间的各种独立披露和研究，是封不住的。我前天介绍：
　　为了解开我自己心中对文革的各种疑团，我一直没有停止阅读有关文革的回忆和研究专著。前几年接触比较多的一大类，是“林彪集团”有关资料，尤其是几名大将的回忆录（自己还参与编辑出版了几本关于林彪和“九一三”的书）；另一大类，是已经进入人生晚年的武汉造反派人士的回忆录；前年以来，接触较多是“文革集团”有关资料，像张春桥传记、戚本禹回忆录和王力反思录，还参与编辑了关于广西和湖南文革大屠杀的中共内部机密档案47册。
　　上面说的几类，除了最后的中共内部机密档案之外，都是野史。所谓“野史”，即官方正史上无记录，或者记录为“传闻”的史事。正史不一定就是真相——在中共管制下，甚至多有歪曲或隐瞒，多半不是真相；野史在挖掘还原真相上，颇具参考价值，不容轻视。甚至可以这样说，野史中呈现的历史真相，是正史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不过，野史撰稿者也有各自的立场和局限，还有别有用心者来鱼目混珠，阅读野史者，必须多方参照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且要仔细研读那些独立学者（“独立学者”这个概念，曾遭到某些网友的抨击，其实，就是指非御用学者）的分析评论文章，哪怕他们讲得比较枯燥。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种“多发病、常见病”就是：因为自己已经有了预设的前提，于是对符合这个前提的说法就相信，不符合这个说法的就排斥，而且率尔成文，刚愎自用，看别人都是“垃圾”，唯独自己掌握真理，这种思维方式和口气，常常让我想起“四人帮”所说的：“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一百多年都是空白”。
　　例如，有几位读者在我转载的宋永毅文章后面跟帖，底气十足地斥责宋教授：“无知至极”“被共产党洗了脑的所谓史学家，根本就不懂共产党的历史！”“为魔鬼毛泽东涂脂抹粉”“昏了头了”“砖家”“书呆子”……
　　但是考察他们的见解，却发现硬伤累累，不仅不符合逻辑，连起码的事实依据都不讲——当然，他们也是不屑于标注自己所说的事实究竟出自何种来源的，很有一股子“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劲头。例如有位自称“查阅过很多史料”的可敬网友这么写道：
　　宋（永毅）完全不懂中国的皇帝政治。什么张春桥文官接班？完全就是无知至极。
　　毛倒开国功臣中的强力人物目的只有一个：让毛岸英接班，可惜镀金时死了。再栽培毛远新接班！让天下几百年内姓毛。如同金家天下一样。但因毛远新太年轻怕有人不服。十大把三十八岁的王洪文弄来试探大员反应，并表明王洪文只是个刘盆子。可惜毛没活到十一大。如果毛活到十一大，三十六岁的毛远新就会当上副主席。
　　毛死前把左派张春桥、右派叶剑英都驱除出政治局常委名单，江青提名毛远新做十一大政治报告并说这是毛泽东死前安排。这说明什么？
　　宋的说法不过是为魔鬼毛泽东涂脂抹粉。
　　“毛倒开国功臣中的强力人物目的只有一个：让毛岸英接班，可惜镀金时死了。”查毛岸英死于1950年11月25日，毛对开国功臣的第一次整肃，是1954年打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毛打倒开国功臣，是为了让一个死人接班？
　　“让天下几百年内姓毛。如同金家天下一样”。根据何在？
　　“十大把三十八岁的王洪文弄来试探大员反应，并表明王洪文只是个刘盆子。”毛泽东确实在十大之前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但用意为何？
　　“如果毛活到十一大，三十六岁的毛远新就会当上副主席”。根据何在？
　　“毛死前把左派张春桥、右派叶剑英都驱除出政治局常委名单，江青提名毛远新做十一大政治报告并说这是毛泽东死前安排”。根据呢？
　　很多人在给报刊写文章时，比较严谨，但在网上发言，就相当随意，将“于史有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类信条抛到九霄云外，只凭着“一腔正气”加上模糊印象就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例如有人说：林彪出逃的飞机驾驶员潘景寅被定为“烈士”，可见三叉戟坠毁是中共预谋。是否“中共预谋”我不敢说，但至少关于潘景寅，其说法不确：
　　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用当时那架直升飞机的飞行员是好人，来推论三叉戟的飞行员也是好人，这种推论本身在逻辑上相当虚弱。即便如此，“烈士”一说从何而来？1981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发给其家属盖有总政大印的证明书，这种结论在空军通称为“随机正常死亡”。
　　像这样的问题，在网上比比皆是。我多次被朋友告诫，网上不适合认真讨论，你认真你就是犯傻——不准确的信息太多，就算浑身是嘴，你怎么能计较得过来？再说，这些人既然敢这么胡写，他是负责任吗？他在乎真相为何吗？读者只图看个热闹，在乎谁说的更准确吗？我承认朋友的劝诫有道理，但我往往还是忍不住要犯傻。
　　关于毛泽东是否打算搞“家天下”，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有不少学者持这种观点，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说大谬。他们辩论得非常激烈，我亲眼看见在研讨会上互相驳斥，火气十足，都认为对方的说法，实际上缩小了毛泽东的深远危害。但是，我没有见到哪一方的哪一位学者以高人一头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指斥对方“无知至极”“被洗脑”“为魔鬼毛泽东涂脂抹粉”“砖家”……对自己的观点和水平真正自信的人，用得着靠贬低对方和辱骂他人来显示自己的自信吗？今天有很多事要忙，我不能在此阐述了。或许今后有机会，我这个历史爱好者“半瓶醋”专门来晃荡晃荡，介绍一下对毛泽东是否要搞“家天下”的见仁见智。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2月图片主题：庆典）

　　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天，镇政府必定将安排圣诞老人坐着消防车，到镇里的大街小巷散发糖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