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新时代惨遭迫害

作者；关敏     
《时间开始了》是胡风（1902～1985）系列组诗的总题，首章《欢乐颂》发表于 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是献给新中国的“开国绝唱”。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记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下午三时，天安门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阅兵，人民大游行。典礼与阅兵从三时到六时，群众行列从六时继续到九时一刻。”

胡风以所有最美好的词汇歌颂毛泽东，歌唱新时代。新时代从毛泽东宣告政府成立的那一刻算起！如此颂圣拜圣，教会他的鄂东老乡林彪，林彪后来又教出了更加崇拜圣人的雷锋！

看看：《时间开始了》是如何歌唱新时代的:

毛泽东他站到了主席台正中
他站在地球面上
中国地形正前面
他
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
　
海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那不是挥动巨掌
击落着无数飞箭
而奔驰前进的
火焰似的列宁的姿势
那不是斩掉了一切毒瘤以后
凝聚着重量和力量
稳如泰山的
钢柱似的斯大林的姿势
毛泽东
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
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
神话里的巨人
在紧张地估计着
前面的方向
握得紧紧的右手的拳头
抓住了无数的中国河流
他劝告它们跟着他——前进！
他命令它们跟着他——前进！
　…………

毛泽东！毛泽东！
由于你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人民
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
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
…………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
他们的力量
汇集着活在你的身上
你抓住了无数的河流
他们的意志
汇集着活在你的心里
你挑起了这一部历史
　…………
你沉着的声音象一响惊雷
…………

长诗近500行，占据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可能不知道，但毛对此并不领情。因为紧接着的长诗第二乐章《光荣赞》就不能继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被挤到《天津日报》上去了。接下来合计长达4500行长诗的五个乐章《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胜利颂》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烦，只得先后由上海的两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几乎都是胡自己操办；而批评长诗的文字却接踵而至，搞得书店积压卖不出去。

照说歌颂中共及其领袖的作品，在这举国欢腾之际，按照常理是没有人敢从中作梗的。解开这个误区之谜，还是鲁迅这句话说得透彻：“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据1949年12月14日《胡风日记》：“和胡乔木通电话。他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这就是后来毛说要鲁迅沉默或者坐牢的原因！

1951年毛开展了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中宣部于1951年9月24日至11月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决定首先拿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刀。经毛泽东批准后，文艺界的批胡风的运动开始了。1952年4月周扬在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陪同下批评了胡，而胡则没有认错检讨的表示。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的检讨文并加编者按，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7月，周扬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名为“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实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9月6日至12月16日，特别安排过4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实质是要胡低头认错做检讨的专题会议。周扬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虽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是决定于文艺理论；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何其芳作了题为《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的发言，林默涵撰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一文。1952年《人民日报》上就公开称之为“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在中共眼里，胡风及其“小集团”成了唯一顽固坚持自己错误、敢于挑战中共权威的势力。

1953年1、2月，《文艺报》发表了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林说：胡风的主要错误是：非阶级观点，否定思想改造，否定民族文化。并作结论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林的文章并非个人意见，而是毛的最后结论。《人民日报》很快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但胡软硬不买账，拒绝检讨。胡始终认为，是周为了30年代文艺理论论争与“两个口号”论争的恩恩怨怨，而对自己泄私愤。

1954年2月，胡风读了报纸上公布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中有刘少奇在全会上不点名严厉指责高饶的内容：“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里所说的“独立王国”的措词，原指高饶；而胡把周扬拿来对号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扬。

胡风遂于1954年3-7月，在北京与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协助下，三个月足不出户，全力以赴地写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著名的《30万言书》。胡风对林文、何文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反驳，指责周扬歪曲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高级黑手，呼吁创作自由，并要求中央给予公正裁定。他通过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递。中共中央将“30万言书”交中国作协主席团处理。

1954年10月31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胡风本不想发言，经动员才讲话。胡风在会上首先批评《文艺报》向“反动的胡适派思想投降”，胡风认为朱光潜过去是“胡适派的旗帜之一”，“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对这样的人，《文艺报》却投降。胡风向周扬猛烈开炮，他的发言登报后引起毛的注意，这才调来“30万言书”看。

胡风遭受摧残的根源是他反对过主席的延安讲话精神，10多年过去了，主席依然耿耿于怀。

原来，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提出所谓“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口号。这是毛泽东为党内权力争夺、打击和清洗王明势力而制造的障眼法。为此，毛泽东把十万人打成了特务，人人过关，被迫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宇宙真理。今天习近平正在沿袭这一条毛路线，要大家承认习思想是宇宙真理！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而胡风、舒芜却为“主观”大唱赞歌，为“主观战斗精神”呐喊。1942年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还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强调：“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在毛泽东看来，文艺离开了政治斗争和党派需要，就成为了多余。

胡风始终反对将文艺降低为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的文艺批评原则。他始终强调的是“社会学与美学原则相统一”的批评方法。他认为：文学与政治彼此完全不存在谁主谁从、谁尊谁卑、谁高谁低的问题；而且，文艺与政治“合为一体”的唯一条件和标准就是文艺真实地反映社会和历史，文艺应当“在革命的思想照明下反映出历史现实底内容和发展趋向，由这来为政治开路，推动政治前进。”他不赞同文艺成为“权变的政治战术的应付”。他希望文艺不要异化成党派政治斗争一时一事之利的吹鼓手，也不要异化为政治领袖包装自己的遮羞布和剪除“异类”的刀枪。胡风对那种“简简单单地依仗政治”，完全忽视“文艺底专门特点”的错误乃至荒唐做法，总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严厉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求作家深入工农兵群众，改造思想和世界观。胡风及其追随者认为：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胡风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他们虽然要求解放，但身上却潜伏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要深入这样的人民，并且与之结合而不被其淹没，就得具备“批判的力量”。胡风在重庆时期抵牾《讲话》的言论，都被他的“宿敌”周扬记录在案，连毛泽东也芥蒂于心。

在胡风看来，反帝是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但它并不能代替也不能保证反封建的胜利；换言之，反帝能够保证民族的解放，但决不能保证民族的进步，只有反封建本身才能保证民族的进步。可是，胡风在抗战时期的真知灼见到了1955年都成为他“反人民”、“反党”、“反革命”的证据！胡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与毛泽东大相径庭，他认为“知识分子也是人民”。

1940年代胡风与周恩来身边“才子集团”的乔冠华等发表文章，反对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并发表对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施行应区别对待的的观点。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不满，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对此指出严厉批评：“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1944年7月党员作家何其芳、刘白羽由延安抵达重庆宣传毛的《讲话》，并与胡细谈几次，其实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触情绪。

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连续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论中庸》，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中共南方局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思想倾向，胡风不服，与一些党员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隔阂日深。1945年9月，毛泽东率团来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这期间，毛的随从胡乔木曾找胡风和舒芜谈话，批评《论主观》一文。舒芜与胡乔木激烈争辩，乃至不欢而散。

1945年11月17日胡风致舒芜信，已感到前景不妙：“本来可走的路是很多的。不过，我们虽从来没有希望得到批准之心，但无奈他们总要来审定，因而从此多事了。”

1948年中共在香港主办的《大众文艺丛刊》连续发表了党员作家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与毛《讲话》的对立。这显然是一次中共组织的、清算国统区抗战期间的文艺工作界的自由派举措之一。胡风则以长达十万字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提出反批评。国民政府不干预文艺创作，而一个尚未掌权的党派却野蛮地干涉文艺创作。胡风们应当一叶知秋，在政权变色之际，何去何从，作出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