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Syndicate发自剑桥——中国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增加自身软实力，但最近却在民主国家遭到反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认为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软实力，因为“冷战结束以来所使用的概念词汇已经不符合当代形势了”。这份报告将世界各地所感受到新权威主义影响力称之为“锐实力”。《经济学家》最近的一篇封面报道则将“锐实力”定义为“颠覆，欺凌和压迫，并将这些相结合以促进自我审查”。软力量利用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来增强一国的力量，而锐实力则可以帮助独裁政权去压制国内各界的行为并操纵海外的舆论。
“软实力”——通过吸引和劝说而非强制和收买来影响他人的能力——有时被用来形容任何不涉及武力的权力行使——但这是错误的。实力有时取决于谁的军力或经济更胜一筹，但也可以源自于谁的故事更动听。强大的述事是实力的源泉。中国的经济成就既造就了其软/硬实力，也带来了局限。“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经济援助一揽子计划似乎是良性且有吸引力的，可一旦开出的条件变得苛刻——就跟斯里兰卡近期的一个港口项目那样——就不讨人喜欢了。同样，经济硬实力的其他发挥也削弱了中国叙事的软实力。例如中国因挪威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而对该国予以惩罚，还因一本批评中国的书籍而威胁要限制其澳大利亚出版社进入中国市场。如果我们用锐实力这个词来作为信息战的简称，其与软力量的对比就显得平淡无奇了。锐实力是一种硬实力。它所操纵的信息虽然是无形的，但无形性并不是软实力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口头威胁既是无形的，也是强制性的。当我在1990年引入软实力的概念时，我将它的特征是自愿性和间接性，而硬实力则依赖于威胁和诱惑。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你，要你拿出钱包来，你的想法和意愿显然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硬实力。如果他劝说你给他钱，那他就是在改变你的所思所想，这就是软实力。真相与开放在公共外交中构成了软权力与强权的分界线。当新华社这个中国官方通讯社在其他国家公开广播时，它采用的正是软实力技术，也应该为我们所接受。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暗中支持14个国家的33个广播电台时，这显然已经到达了锐实力的范畴，这种违背自愿主义的行为也应当被揭露。当然，广告和说服总是涉及到某种程度的故意引导，这限制了自愿主义，社会环境的结构特征也是如此。但引导中的极端欺骗可以被看作是强制性的；虽然并非暴力，但是阻止了有意义的选择。被广泛视为政治宣传的公共外交手段无法产生软实力。在信息时代，最为稀缺的资源是关注和可信度。这就是为什么促进学生和青年领袖之间双向沟通和个人关系的交流项目往往比官方广播更为高效。美国长期以来有计划地邀请年轻的外国青年领袖前来访问，现在中国已经成功继承了其衣钵。这是软实力的巧妙运用。但是，当签证申请受到操纵或渠道被限制以压制批评和推动自我审查的时候，即使这类交流计划也可能成尖锐实力。那些对中国的权力和信息战争作出回应的民主国家也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过度反应。大多数民主国家所动用的软实力都来自公民社会，这意味着开放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资产。如能放松一些党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中国也可以产生更多的软实力。同时操纵媒体和依赖隐蔽的沟通渠道往往会削弱软实力。而民主国家则应该抵制去仿效动用这些专制锐实力的诱惑。此外关停合法的中国软实力工具可能会适得其反。虽然软力量通常被用于竞争性的零和目的；但也可以有积极的总体效应。例如，如果中美都希望避免冲突，那么增加两国相互吸引力的交流计划对两国都是有利的。而在气候变化等跨国问题上，两国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软实力可以帮助建立信任，并创造出使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网络。只因中国的软实力举措有时会变成锐实力而对此加以禁止这是错误的，但仔细监测两者的分界线也极为重要。例如，管理500个孔子学院以及在全球各地的大学和学校教授汉语和文化的1000个孔子课堂的中国国家汉办必须抵制通过设定条款来限制学术自由的诱惑，因为越过这条线已经导致了一些孔子学院被解散。正如这种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对中国使用软实力项目作为锐实力工具的最佳防御措施就是公开曝光，而这也是民主国家有优势的地方。
Writing for PS since 2002 Joseph S. Nye, Jr., a former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chairman of the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is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He is the author of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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