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执政当局的文革运动和阶级斗争理论，不是依靠民主和法治去处理、疏导、调节社会矛盾，而是激化社会矛盾，再以枪杆子暴力做后盾，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运动和理论是邪恶、荒谬的，把社会推向野蛮落后的血腥恶性对抗中去


　　老高按：最近几天，因为我在博客上推荐了几篇关于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帝国的文章，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有几位网民非常明确地认为，邓小平路线的恶果、当今中国的现状，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必要；文革被否定、被说成“十年浩劫”，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邓小平一伙对之妖魔化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就算文革中出现了罪恶暴行，责任并不在毛泽东头上，恰恰是刘少奇、邓小平对抗毛泽东的指示的结果。
　　这种为文革评功摆好的态势，几年来在国内已经愈演愈烈。
　　2014年8月，媒体人徐付群在微博上发起投票：“你支持文革重来吗？”总共3916人投票，三分之二的人反对，三分之一的人支持。这个结果一方面让人欣慰，反对文革的毕竟占多数；也让人担忧，支持文革的竟如此之多。
　　更早之前，2012年（那时还是胡、习交接之际），凤凰网历史频道也搞过一个关于文革的在线调查，结果令人震惊：支持文革的网友多达58％，反对文革的仅42％。
　　民意调查的结果自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足以作为参考，引起重视。如今在海外华人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为文革翻案的声浪，我并不奇怪：海外华人的年龄构成逐年变化，越来越多没有经历过文革的网民；而且他们对中国当前社会弊病感同身受。
　　在我的博客上坚决支持文革的人中，有人声称“文革很多文化方面的革命是非常正确的，和明治维新一样，就是要……引进有严格定义，严密逻辑的西方文明思想！”（在我质疑后，他说：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说他喜欢美国右派！这不是引进西方文明吗？”）“我觉得70年代是中国最好并最有自信的年代。”
　　这些“无知者无畏”的昏话，或许不值得认真驳斥。但他说：“你们要小心，我们比你们年轻”，那意思有点像毛泽东所说的名言，不过说话者的角度正好翻个个儿：“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对历史的结论，终究是“谁最后说，谁就是定论”。但这位年轻的人忘了，年轻者也会年老，会有人对他说“我们比你们年轻”，所以，没有最后，只有更后。
　　不管怎么说，当我看到“你们要小心，我们比你们年轻”这句话时，特别高兴！这样意思的话，我们对年长一辈的人也说过。一代又一代人不满足于上一代人的现成结论，他们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哪怕有些意见在上一代人看来有荒谬无知之处，或者后来被更年轻者所否定、抛弃。
　　从这些跟帖，有一个问题引起我的深思：
　　过去，我们分析为文革翻案的原因，除了归结为很多人在改革开放中没有得益甚至受损，因而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发泄怨气之外，还归结为因为中共钳制媒体和舆论，导致他们根本不了解文革和毛泽东的全部骇人真相。这些原因应该说是靠谱的，但从在我的博客上跟帖长篇大论要为文革翻案的言论看，恐怕还不够，很难笼统地将之认定他们就是这样——这些人已经来到了海外，有条件接触更多的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资讯了呀！过去我以为：既然你们不了解文革和毛泽东的真相，那么我多提供一些翔实可靠的、具有公信力的史料，你了解了，思想就会改变了吧？看来，这一做法，对他们效果不大。
　　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的评价，这个题目甚大。我将认真考虑为文革翻案者提出的系统理由（当然不只是在我的博客后面的跟帖这样零碎的意见），但是迄今，我的下列看法没有改变，这些看法，在我近八年来的博客文章中，不只一次地反复阐述过：
　　◆文革对于中国人、中国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浩劫；文革最大的罪恶，是大规模迫害人、摧残人性；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对于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不仅文革这样全局性的悲剧是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后果，而且毛泽东确实掌管整个文革进程（即使一度失控，也在他的意料和损失控制之中），当然，他不可能知晓每一件罪行——这就像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暴君一样；
　　◆文革虽然带有极强的毛泽东个人色彩，甚至有鲜明的反体制举措，确实冲击到他多年的团队和部下，但是文革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恶。不仅跟随他的林彪、“四人帮”犯下大小不等的罪恶，那些被他整肃的人，也并非无辜：他们对最后造成他们自身毁灭的文革，也有自己大小不等的责任；他们共同创立和维护并依附的体制，问题非常严重。说毛泽东有罪责，不等于说这些人和体制没有罪责；说这些人和体制也有罪责，不意味着说毛泽东没有罪责；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除了个人权柄的图谋之外，必须说，他确实敏锐地察觉了体制的绝症、团队的沉疴。但是他对病因的诊断，他拿出的药方，他动的手术……大错特错。用毛泽东文革的方法，不仅不能解决中共体制的根本弊病，而且造成了比这些弊病更不可收拾的恶果。
　　◆中国当前尽管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确实问题严重。但这些问题，绝不应该呼唤用文革方式来解决，而应该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民主与法治本身有很多弊病，但是迄今为止，还是人类所能设计的最好方式；
　　◆文革的干柴在累积，这一点我们不能低估。近二十年前，我读到《黄祸》《天葬：西藏的命运》作者王力雄的一部未发表的专著，论证为什么说文革危险又在逼近，当时“风起于青萍之末”，难免将之视作危言耸听。但在今天，这个危险更加逼近（当然形式上会有很多改变）。我们稍微冷静一点来评估，都会知晓：用文革的办法，只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灾难。那些以为可以吸取第一次文革的教训，在再来文革中得以避免，“点火而不被火烧着”，都是幻想；在海外进行这种宣传，更是对中华民族十分不负责任的行为。
　　为什么我认为文革对中国的弊病是一剂“虎狼药”，是把驼背踩直了也把人踩死了？下面的文章，看似谈的另外一个问题，但其实触及了根本。


　　关于右派平反、取消阶级成分

　　半醉汉，CND

　　中国的“右派分子”，一般是指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这些约五十五万人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党员干部，因怀抱殷殷爱国之心，向党和政府提意见、献计策，结果却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是官方统计数字，民间有人据解密后的档案统计，全国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总共是三百多万人，还有一百多万人被划为“中右”。
　　这些“右派分子”蒙冤受屈二十多年，许多人落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有的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惨遭折磨、迫害。甚至被残害致死，尸骨无存。
　　“反右派运动”给我们国家造成长期极为不幸的社会现象，也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政治后果。
　　从“反右运动”开始，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与日俱增，明显膨胀发展起来。而社会的道德良知，却每况愈下。
　　“右派分子”开始称“右倾分子”，也叫“右翼分子”。“右倾分子”习惯用于党内，“右翼分子”通常用于党外，而“右派分子”是通用。
　　“右派分子”一词，是毛泽东反复斟酌，考虑再三，最后选定，“反右派运动”也是毛泽东命名的。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此举善莫大焉！
　　毛泽东死后一九七六年的大变革“拨乱反正”，抓捕“四人帮”和结束文革，是华国锋、叶剑英等为首完成的。
　　而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的功劳。
　　一九七八年中央五十五号文件（即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1978年8月25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下发之后，法学家郭道晖引用统计资料表明：获得平反总数约有四千多万人；按四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一亿六、七千万人。叶剑英也讲过，单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亿，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这种冤假错案之多和对它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未尝有。
　　法学家郭道晖说：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特别是责任政治的担当。这都属于实行宪政的范畴。”胡耀邦的“大平反”，同样是一次伟大的解放思想的运动，也是否定“两个凡是”的的革命性实践。
　　胡耀邦的“大平反”，对历史上冤假错案无时效限制，也无对象限制，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红军内部肃反的自相残杀，直到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的冤案，人无分级别，从刘少奇、彭德怀等数十位国家领导人，到上百万党内外干部，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的知识分子，四十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大革命时期红军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摘帽、改正。
　　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是国家承担责任，掀掉革命和政权强加到人民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是一场伟大的人性解放运动。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说，“大平反”比美国林肯解放的黑奴数量多多了。
　　但很多事情都有隐情，或者叫难言之隐。
　　胡耀邦的“大平反”，遇到的阻力也是空前的。一批政治老人，自己平反复出都认为是理所应当，但是触及到他们应该担负的国家责任，都出来阻挡，反对。胡耀邦尽管有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在一些政治老人的干涉、阻拦下，还是留下了高岗案和九十八个右派只摘掉帽子，不予平反的无奈和遗憾。
　　其中有六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林希翎不仅不予平反，连“右派分子”帽子也不许摘。
　　以十万分之一的人被打成右派是“正确”的，来印证“反右派运动”是“扩大化”，不是错误。以打对六人，打错五十五万人的比例，来证明“反右派运动”没错。我至今搞不清楚，这是高招还是臭棋。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反右派运动”，都应当对此深刻反思。
　　因为“反右派运动”，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文人的气节、风骨、操守，彻底铲除殆尽，贻害无穷。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此举和为“右派分子”平反一样，善莫大焉！甚至其社会意义还更为深远。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我们国家的所有人，一生下来就被定有阶级成分。
　　阶级成分的名目有很多，其中属于阶级敌人、必须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成分，大致分类有：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地主兼资金本家、资本家、伪职员，伪军官、富农、破落地主、小地主。甚至，祸及富裕中农。
　　这些人阶级成分划定的标准，是根据当时他们的财产与曾经从事的职业划定。并不问他们财产来源合法与否，也不管在任职期间有没有罪恶。
　　以财产划定成分的标准，也各地不一，都有比例指标，因此带有很大随意性。
　　以财产划定阶级成分，再以阶级成分区分敌我，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非常野蛮、残忍的行为。划定阶级成分，使社会家庭成分不好而本来善良本分的人，充满恐惧。
　　划定阶级成分的目的，就是把设想中的敌人“变”成事实，以印证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一方面，政权能轻易积累大量资产，一方面能起到“杀鸡给猴看”的威慑目的。
　　成分不好的人，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五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地富反坏右”份子及其家属子女，被从城市遣送到乡下监督劳动。谁也不敢为他们说句公道话。
　　而且，阶级成分带有历史遗传和承袭性。
　　比如你是在一九五九年出生的，你父亲在一九四九年被划定为地主，那么，你本人不是地主，但你在政治面貌的“家庭成分”一栏上，你要填上“地主”，否则你就是有意隐瞒阶级成分，欺骗组织。尽管你地主老子的财产早已经被没收，他现在已经比贫下中农还穷，但他还是“地主”，你还是“地主”的子女。
　　其蛮横程度，令人发指。
　　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员及其子女，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威吓下，只能成为“可以改造好”，即本质是不好的人，被当成社会隐患。
　　批准入党，提拔干部，招收工人，大学招生，所有好事都将他们拒之门外。仅仅是为了证明政策正确美好，才有少数幸运者跻身进入体制内。军队征兵都明文规定不收他们，他们连保卫祖国的权利都被剥夺。
　　像刺配一样，阶级烙印，无情地烙印在他们的脸上、身上、心上。
　　小孩子吵架，别管双方多凶悍，对方一句“你是地主羔子”、“你爸是右派”，立刻就能使另一方意识到自己的卑贱身份，乖乖认栽。
　　这些人为了生存，只能放弃自尊，改变性格，委曲求全。他们见人矮三分，夹着尾巴做人。他们不敢怒，不敢言，不敢表现出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
　　因为无中生有的横祸，随时会因为他们无意中一句玩笑，或者是他人的刻意栽赃诬陷，而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
　　那种无妄之灾把人逼得走投无路，给无辜带来家破人亡的惨剧，我们见识的太多。
　　一部分人在这种长期专制淫威下，放弃了思想自由，被改造得精神麻木，陷入宿命。
　　中央给地主、富农摘帽子，取消地、富子女的阶级成分，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性化大进步。
　　往事依稀，并未如烟而散。
　　历史，并没有走上现代文明的政治轨道，依然在重复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古训。
　　当初那些赤贫的革命干将，如今都拥有了富可敌国的家财。
　　突发奇想，假如再来一次阶级斗争，以财产，划成分；以成分，分敌我，那么，他们现在不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吗？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是邪恶、荒谬的。随着人类社会文明法治的演进，各种矛盾都可以在不断发展的现代文明和法治的基础上，得以解决。
　　这体现出的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中国古代的法律、法规，都是沿着社会前进的脚步，在前进、改善，在逐步向文明演进。在历次改朝换代的政权变更中，很多法律、法规，并没有随着前一个败落王朝的毁灭而毁灭。而是很多法律、法规，在顺应潮流，适应时代，在不断革新和改革。很多法律、法规在抛弃了应该抛弃的落后内容以后，在争取与文明、争取与世界文明同步进化。虽然历史前进的步伐，时快时慢，但一直在前进，在发展。
　　这也是人类的社会的正常进步，这种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共同认识价值，就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世界上所有想垄断公权力的权势分子和贪官污吏最痛恨的，他们最怕民众知道世界文明的真相，更害怕民众思想觉悟。
　　之所以说阶级斗争理论是邪恶的荒谬的，因为这种理论违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规律，把人类社会推向野蛮落后的血腥恶性对抗中去，是倒行逆施。
　　阶级斗争理论不是依靠公正的法律、法规去处理、疏导、调节、调和社会矛盾，而是利用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矛盾，再以枪杆子暴力做后盾，来得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元月图片主题：阅读）

　　在费城最漂亮的林荫大道，一位流浪汉舒舒坦坦地坐下来，读着一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