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科技、社会环境下，算法宣称自己的高效与自动化，摒弃了传统新闻业把关人的偏见。但是这个难题真的解决了吗？算法决定给我们什么的同时，也决定了不给我们什么。算法是一个称职的筛选者么？会有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筛选者吗？


　　老高按：临近年底，各家媒体都在进行年终盘点，各种各样的“十件大事”、“年度报告”纷纷出炉。这里选出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的“2017年度报告”系列中的一篇，推荐供大家参考。
　　之所以选这一篇，不是因为它写得特别出色，而是因为它提出的问题，与我早前的若干思考相通，让我进一步困惑。
　　近20年前，我与大陆的朋友通信——那时，虽然我在美国已有电子邮箱，但中国大陆许多朋友，尤其是“北上广深”之外的朋友，不熟悉电脑和网络，所以那时通信，还得靠邮局。我写了几千字的信，欢呼电脑和网络带来的信息革命——技术飞速更新和普及，人人都可掌握信息传播新手段，投诸实践，这就极大地逼近了我们憧憬和追求了多少年的信息自由、信息平等的目标；但同时我也表露了对信息爆炸的担心：信息之多之杂，超过任何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将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我举了中国大陆搞写作的朋友很熟悉的一种现象：人人当作家、个个是歌手，只要管制放开，作品定将铺天盖地而来！但人人是作家歌手之际，就是读者听众无所适从之时。理论上说，市场竞争最终会优胜劣汰，但是从现实来讲，在达到理想境界之前，一定是“哀鸿遍野”，怨声载道！
　　我这个想法，当时身在大陆、信息极端匮乏的朋友听来显然过于超前。正在争取言论自由的他们回信反驳我，说我过于悲观。我回信举例解释：例如，您有100元余钱想买书刊或者买碟，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或唱片，您怎么选？显然，您要么，就挑市场上推销声音最大的作品（所谓“推销声音最大”，当然不是像江泽民在哈佛演讲时说的那句蠢话：我要放大音量压倒那些抗议者的声音！而是有很多炒作手段：某某名人、权威吐血推荐呀、在某国或世界销量爆棚呀，等等）；要么，就挑那些选本——这就是为什么《读者文摘》《青年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年度诗选》《海外文萃》之类书刊发行量一度达到惊人数字的原因。而这，也就意味着，您将选择信息的自主权，拱手让给了这些选本选刊的编者。
　　比起由官方权力者垄断、强制代你取舍你该看什么不能看什么，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这仍然给出一个令我们沮丧的结论：大众对信息的选择和接收，毕竟还是由少数精英掌控。记得我曾经在我的博客上介绍过与下一代的一次争辩。她指出，如果一个人头脑在一段时间（比如5分钟）只能处理（接受、理解并反应）十条信息，那么如何抢占这前十条位置，就是政界、商家和所有媒体等信息发出者殚精竭虑的头号问题，而且，不论你乐意看到还是不乐意看到，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由精英来决定取舍，比起没有任何精英来决定取舍，社会投入的成本，大多数个人投入的成本，都更低；效率，则更高。
　　我一直想不出推翻这个结论的思路和有效方案。
　　近二十年来，不论是互联网、移动媒体，以及脸书、博客、微博、推特、微信等等社交工具，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都一遍又一遍地重覆上面所说的趋势。看看现在网络上多少人在忙碌着筛选信息，再重新推出吧！这些信息不是原创了，但受众更广。专业精英（当然不是全部）并不是像有些人所预言的再也没饭吃，而是大显身手！
　　FT中文网董晨宇的文章，说的就是在当今的科技、社会环境下这个难题：算法决定给我们什么的同时，也决定了不给我们什么。算法“是一个称职的筛选者么”？“那个称职的、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筛选者，可曾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吗”？


　　围观改变中国，算法改变围观

　　董晨宇，FT中文网

　　让我们先回到2010年。7年前，《新周刊》将年度传媒网站的荣誉颁发给了“新浪微博”。一时间，“围观改变中国”成为了庙堂之中的热议话题。学者们宣称，微博弥补了传统媒介在信息发布方面的缺陷。网络世界因此充满了欣喜若狂、奔走欢呼的身影。似乎所有人都笃信，“互联网赋权”真正让每个人都拥有了观看和表达的机会。一路走下来，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共信息的传输效率和透明度在互联网高速公路的黎明下一路奔跑。
　　自那一年起，那些微弱的声音，在网络空间中被放大成震耳欲聋的公共话语。可曾记得，2010年，甘肃泥石流灾害中，一位19岁的男孩王凯，他用一部老式手机，在微博上独自直播灾情，几小时后，便有近万人转发；河北大学内，一位自称“我爸是李刚”的肇事司机触动了微博网友的神经，成为了公共讨论的热点话题；同样是2010年，上海市静安区突发大火，近60人遇难，微博上点燃了数不尽的蜡烛。围观让人们站在一起，让弱小变强大、让立场被倾听、让尊严被捍卫。
　　如今，在2017年，在我们重新回顾这句尘封已久的口号时，其中那些冲动的欢愉已经逐渐淡去，留下来的，更多是壮志未酬的莽撞，或许还有更多深藏的韵味。社交媒体上的围观，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围观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激情沉淀后，我们才腾出时间，仔细考察我们究竟在围观什么。
　　人们观看新闻的方式，在2010年之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记者作为传统媒体的把关人，权力不断式微，逐渐让位于风头正劲的“算法”。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这两年的畅销书，不论是“大数据时代”还是“算法革命”，我们都不得不去相信，这是一个从不缺少黎明的年代。不过，另一方面，这一切似乎也都印证着马克思的预言——人被自己发明的机器所取代。
　　当然，算法对人的取代往往是悄然进行的，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不论是推特上的“trending”、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今日头条中推送的新闻。对此，美国学者塔尔顿•吉莱斯皮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推特为我们介绍“trending”时，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同样道理，换成当今中国，我们似乎也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微博向我们展示“热门话题”时，它在展示什么？它展示的是热门么？这显然是一个同义反复的答案，很难让我们满意。
　　具体的细节只有算法的制作者才知道，作为一项商业机密，我们自然无从知晓。算法宣称自己的高效与自动化，宣称自己摒弃了传统新闻业把关人的偏见。甚至稍有不慎，我们的逻辑便会从“自动化”一路滑向“中立性”。果真如此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见证的，分明是另一种技术的偏见。
　　这样的案例在美国已经很多了。
　　算法中有性别歧视：2007年，研究者发现当她在谷歌中搜索“她发明了”这个短句时，谷歌会提醒她说：你的意思是“他发明了”么？
　　算法中有性取向歧视：2009年，超过5万本对同性恋友好的书籍从亚马逊的销售清单中消失，因为这些书籍被算法自动归类为“成人”商品。
　　算法中更有哭笑不得的错误：2016年，挪威作家汤姆•伊格兰德为了纪念越战，发布了著名摄影作品《燃烧弹女孩》，这张曾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被判定为色情图片，遭到删除。
　　一言以蔽之：算法的自动化，并不意味着，它天生就能确保自己的中立与公正。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高效的便捷，或许还有更多意外的麻烦。借用美国记者卢克•多梅尔那本《算法时代》的副标题来说，便是“算法解决了我们的所有问题……然后又创造出更多问题”。不过，对技术的质疑似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当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版时，副标题已经被悄悄改成了“新经济的新引擎”。
　　当然，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我们需要对算法保持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算法不断在科学前沿的阵地上进取，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它的不断完善。但社会学家似乎对这个问题抱有谨慎的乐观：在他们看来，算法与其说是人类进取的阵地，不如说是权力纠葛的战场，里面聚集着各种商业利益、政治考量、文化偏见。
　　2017年，算法的乐观派们遭受了不少来自官方媒体的打击。今日头条作为其中的代表，站在了聚光灯下接受拷问，官方媒体将“个性推荐”视为“伪个性化”的低俗诡计，让人们沉迷在“自己想看的世界中”。7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新闻莫被算法“绑架”》；9月，人民网再次连发文章，“三评算法推荐”。这四篇文章表达了官方媒体对“算法”新闻足够的警惕与质疑。总结起来，这些质疑无非是三个方面：第一，算法推送中的法律问题（如版权）迟迟未能得到解决。第二，算法推送让新闻更加低俗。第三，算法推送让人们的信息更加封闭。
　　第一项批评并非什么新鲜事。想想早期电影史中的色情片、早期互联网发展中的猖獗盗版，人类历史上，新技术的发明与扩散的伊始，似乎总是在新的道德边界和法律边界上游走。不过，任何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也莫不是要从这些边界中逐渐抽身，完成自己的合法化过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为后两项批评找到借口呢？人们真的会因此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沦落为低俗至死的一代么？
　　所谓“信息茧房”，在传播学中有着不同的名号，有人称之为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也有人称之为过滤器气泡（filter bubble），不论名字怎么取，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人们受困于自己热爱的信息，“失去了探索未知、创造不同可能性的机会”。换句话讲，严肃内容太累，不如我们一起让算法帮我们享受各自的低俗。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样的定义，似乎又会嗅到一丝熟悉的味道。同样的批判号角似乎在上世纪早已经打响，沃尔特•李普曼断言公众是偏见的囚徒，尼尔•波兹曼的寓言更是会恰如其分地传到我们耳边：我们总是担心会被那些我们憎恶的东西毁掉。但讽刺的是，如今真正毁掉我们的，却恰恰是我们无比热爱的东西。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可言。如果借用马东与许知远的辩论在这里发问，也许再合适不够了：我们真的可曾变得更好？
　　我们无法凌驾于法律，责备商业的道德。技术从不会在社会中自行生长，尤其是如今，它一定会夹带着资本的利益，一路如雪球般越滚越大。不管创业者是否愿意公开承认，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的沉浸度是衡量一项新技术的重要指标。2016年年底，张一鸣骄傲地宣称，今日头条已经累计有6亿的激活用户，每天每个用户使用76分钟，1.4亿活跃用户。800位算法工程师帮助今日头条每天处理60亿次用户请求，这一切都是技术带来的福祉。
　　当然，没有人愿意公布自己的算法，另一边，又在不断更新完善着自己的算法，这样一来，在算法的黑箱两端，批判者与资本之间隔岸观火，也令本来就稀薄的批判更加不得要领。无奈的是，我们只能从日常中不断揣测端倪，比如就在现在，微博告诉我，一位大陆歌手要过生日了；微信则看一看告诉我，一位韩国偶像自杀身亡，他的遗书中早有端倪。我想我愿意祝贺，也愿意哀悼，但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7年前，我们信誓旦旦地宣称：围观改变中国。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但7年后，我们似乎渐渐意识到，算法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围观。它决定带给我们什么的同时，也决定了为我们遮蔽什么。技术在公共性方面能做的，似乎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算法是如何为我们的围观供给草料？它是一个称职的筛选者么？我的答案是，目前并不是，对于未来，我愿意保持谨慎的平和，并不乐观，因为那个称职的、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筛选者，可曾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吗？我愿意期待的，更多是对技术的反思与调整。如尼古拉斯•卡尔所讲：
　　“对于科技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往往非常敏感；对于科技带给我们的麻烦，我们却非常迟钝。不过，如果我们想要对一种新科技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就不能让技术的光芒蒙蔽了我们的内心。”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二月图片主题：嘉树）

　　前此我介绍了加州有成千上万棵七、八人才能合抱、甚至粗可容车通过的巨形杉树。这些树都极高，能长到100多米，也就是三四十层楼那么高。这是我对上仰望所摄。可惜找不到参照系（例如高楼），显不出它们高度何等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