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連奎：中國新財稅主義宣言（十八章版本）
——中國財稅改革理念與解決方案
前言：新財稅主義宣言完稿之後，特別是新財稅主義三十人論壇成立之後，得到社會各方面高度重視，新華社、鳳凰衛視、中國社會科學報、人民日報社中國城市報、證券日報、上海證券報、中國企業報、新浪網、財新網、中國網等媒體先後對新財稅主義的財稅改革方案進行報道，鳳凰衛視石評大財經認為“新財稅主義與貨幣主義、產權主義共同構成中國經濟走出困局的三條思路”，新媒體財經頭條認為“新財稅有望成為繼新供給、新結構之後的第三選項”，財新網也刊發專家評論認為“新財稅主義的提出具有重大意義”在此之後期筆者又做了多次修改，完善並增加了財稅改革落地方案，因此我們再全文發表，以便更多學者、讀者能夠更好的了解這一理論的全貌，全文將從十八個章節展開，全面闡述這一理論。
——作者題注
我們遇到的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的問題! 這不是一屆政府、一個領導人的問題，這是一個時代的命題!
根據我們的分析，當今世界遲遲走不出經濟危機，最核心的問題就出在財稅問題上，如果沒有財稅改革，僅僅靠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市場政策或是期待其他產業熱點的出現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我們認為世界經濟危機的本質是債務危機，確認的說是“政府債務危機”，而金融危機只是政府債務危機的表現形式而已。
我們認為，本次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於當今世界各國的財稅體系已經不適合世界的發展，因此才產生了巨大的政府債務問題，全世界都必須開展一次徹底的財稅改革，我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針對這樣的現實問題，提出我們的建議。
新財稅主義就是從財稅改革的角度對經濟危機進行解釋並提出解決方案的。
一、為什麼本次金融危機的本質是政府債務危機？
華爾街金融危機最初的根源在於美國小布什政府發動兩場戰爭欠下巨債不得不府削減政府保障房支出，而削減保障房支出的策略則是由政府企業(兩房)提供擔保，最終由華爾街的投行機將銀行發放給窮人的貸款證券化，以金融衍生品的形式賣給全世界的投資者，最終釀成次債危機，後又演變成華爾街金融危機，最終成為全球經濟危機，但最初的源頭是政府欠債甩包袱，是政府債務向民間轉移的結果，因此經濟危機雖然表現為民間債務危機，但從本質上仍然是的政府債務危機。
美國雖然是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但是各國政府債務高企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面對政府債務危機，目前人類還沒有拿出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案，甚至幾乎沒有學者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所以經濟危機已經長達八年，都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二、經濟學界拿不出政府債務危機解決方案，導致經濟危機長期化
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世界各國採取了不同的經濟危機拯救方案，總結起來也無非是採用了三個經濟學派的主張，分別是貨幣學派、凱恩斯主義學派和奧地利學派，美國採用的是貨幣學派的量化寬鬆政策，歐洲先是採取的奧地利學派的財政緊縮政策，後學習美國轉向量化寬鬆政策，中國先是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後來又轉向奧地利學派的貨幣緊縮。
無論是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還是奧地利學派目前來看，對解決經濟危機都不是最優辦法，都無法帶領世界走出危機，而且對於政府債務危機這一根本性問題，目前沒有一個學派提出主張，如果經濟學界對政府債務問題視而不見，那必將導致經濟危機長期化，世界經濟很難重啟增長，因此我們必須提出新財稅改革方案才能拯救經濟危機，幫助世界各國走出債務泥潭。
三、新財稅主義是新結構經濟學與新供給主義的重要補充
本次經濟危機後，中國學者也加入到了世界經濟學創新的序列，先後有林毅夫先生提出了“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主張，滕泰、賈康等學者也提出了”新供給主義”主張，其實這兩個學派雖然論述角度不同，但最終都不約而同的指向了中國的產業升級問題，但筆者要指出的是，如果沒有財稅改革做基礎，沒有充足的財源做基礎，新結構主義和新供給主義兩大學派所主張的產業升級都不可能實現，不可能真正的解決問題，因此當前中國政府在綜合前兩大學派理論基礎上形成的”結構性供給側改革“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問題。
而新財稅主義的提出與以上兩大學術主張，既不對立，更不排斥，而是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新財稅主義也可以看做是以上兩大學派的財稅部分，因為就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來說，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不能僅局限於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應該將財稅結構的改革包括在內，而新財稅主義經濟學就是研究的財稅結構改革問題的，而新供給主義最終目的還是提高總量供給，而沒有充分財源做基礎，僅僅靠放鬆管制也是很難提高供給的，因此經濟供給不僅包括私人企業供給而且也包括政府供給，而筆者也多次指出，政府供給與私人企業供給是相互融合，互相促進的，而且政府供給是私人供給的基礎。因此新結構主義、新供給主義與新財稅主義完全可以形成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學術三角”，從不同側面來解決中國經濟問題。
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這種關係民族復興大業的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之戰中，更多強調政府作用的新結構主義和更多強調市場作用的新供給主義可以看做兩路兵馬，而新財稅主義則是為這兩路大軍解決糧草問題，因此都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四、用財稅改革解決經濟問題是經濟學的傳統
財稅問題研究在中國經濟學界看起來是一個不太容易被提及的生僻話題，但是從世界
的宏觀經濟研究來看，卻不是這樣，財稅問題一直處於宏觀經濟研究的核心問題，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就有大量的關於財政和稅收問題的論述，比如在古代時期，亞當斯密提出的是"平等"、"確定"、"便利"和"最少費用"稅收四原則至今仍被應用。
到了近代，上世紀三十年代解決大蕭條，凱恩斯也是從財政和稅收兩大角度提出解決建議，凱恩斯主義的核心經濟措施就是增加財政支出和降低企業稅收，以此來拯救經濟危機。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滯漲”時期，供給學派興起，也是主要是財稅角度提出解決建議的，當時他們的建議是降低財政支出的同時降低稅收，因此財稅研究從來都用來解決經濟問題的關鍵性研究。因此筆者提出“新財稅主義”，主張從財稅角度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完全符合經濟學的傳統與國際慣例，而且這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主流做法。
五、中國為什麼一定要進行財稅改革？
面對現實，我們也認為財稅改革目前是解決中國一切經濟問題 的牛鼻子，是中國經濟
改革第一位的問題，而且是一個真正關繫到全局，並且可以突破全局的問題。
首先中國政府債務的規模已經很大，中國每年的財政利息已經超過五千億，每年財政赤字超過兩萬億，累計政府債務高達幾十萬億元，如果不進行財稅改革，長此以往政府財政支付財政利息都會變非常困難，更不用說還清政府債務了。中國是一黨執政的國家，不能像西方那樣將財政難題不停的留給後人，必須下決心解決。
其次稅收問題，絕不是僅僅關繫到國家和政府財政的問題，而是關繫到整體經濟的問
題，特別是關繫到經濟增長的問題，而財政赤字過大必然阻礙經濟增長，而且已經成為中國阻礙經濟增長的頭號因素，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候。
稅收不足，赤字高企，每年大量的利息支出嚴重擠壓了政府的財政投資空間，對政府建設投資產生重大影響，當國家投資掉下來後，民間投資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因為國家投資是一切民間投資的先導，是上游投資，如果沒有國家投資先行，或是沒有國家投資做基礎，大部分民間投資根本無法啟動，比如沒有國家修建高速公路，就沒有高速公路兩旁遍地開發的工業園區和現代化工廠，沒有國家修建地鐵，就不可能有地鐵沿線拔地而起的現代居民樓房，沒有國家在電信網絡方面的投入，也就沒有各行各業互聯網+的火熱。
同樣在消費領域也是一樣，沒有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就不會有消費。國家投資與民間投資之間不存在擠出效應，而是共贏效應。比如國家投資一元錢，可以帶動民間投資一元錢，當國家投資降低為五角錢時，民間投資也立馬降低到五角錢，因此需要增加國家投資的帶動效應。
六、政府債務危機不是偶然的政策失誤所致，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
當今世界的主要國家無一例外的面臨政府債務問題，這絕不是哪個國家的偶然經濟政策失誤所致，他們是具有共性的，因此在解決這些問題時也只需要一個相同的方法，一個相同的理論就可以解決所有國家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喜歡用“生產力—生產關係”的模型解釋社會問題，其實在我們新財稅主義看來，本次經濟危機也是一次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爆發，是生產力大幅進步後，生產關係沒有相應調整的結果，當然這裡的生產關係不是指政治關係，而是指政府的財政稅收制度以及以此為基礎延伸出來的政府對整個社會的管理與服務體系，目前各國政府所普遍實行的財政稅收制度已經不能適應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因此必須改革。
人類不僅需要改革，而且需要一次像上世紀的羅斯福新政同樣力度的全面的財稅改革。
七、羅斯福新政克服大蕭條的秘訣在於財稅改革，而非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擴張
羅斯福新政是人類目前唯一有效解決“大蕭條”的成功實驗，其經驗彌足珍貴，上世紀人類遇到的經濟危機很多，如拉美經濟危機、日本經濟危機、東南亞經濟危機、俄羅斯經濟危機等，這些國家或地區經過經濟危機後都一蹶不振，蕭條時間都長達二三十年之久，都沒有能夠像羅斯福新政一樣成功克服蕭條，這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對於羅斯福新政的成功，人們往往歸因於凱恩斯主義，但根據我的分析，美國走出大蕭條，並不完全是靠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赤字投資政策，而是因為羅斯福重構了美國的財稅體系，這是凱恩斯主義的要義中所不具備的。
比如現在維持美國財政收入的第一大稅種——個人所得稅和第二大稅種——社會保障稅都是羅斯福新政時建立的，在大蕭條之前，個人所得稅在美國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稅種，只是少數人才交個人所得稅，羅斯福新政之後，個人所得稅成為美國的第一大稅種，在大蕭條之前，美國沒有社會保障稅，大蕭條後社會保障稅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稅種，有了這兩大稅收做基礎，美國政府才有充足的財政資金進行投資與社會保障建設，因此即使經歷了二戰，美國政府也沒有為美國人民欠下多少債務，其債務水平一直在可控範圍之內。
而且美國目前的財政體系仍然是羅斯福新政時期奠立的，因此羅斯福的財稅改革不僅僅幫助美國走出了經濟危機，而且奠定了戰後美國長達三十年的黃金時代，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減稅政策又將美國重新拖入了危機。
八、羅斯福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核心區別
羅斯福新政的改革思想，我們可以將之稱為“羅斯福主義”以區便於與凱恩斯主義進行比較，到目前為止，在經濟學界很少有人探討羅斯福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區別，其實根據筆者的研究，兩者具有根本性的不同，首先，凱恩斯主張赤字財政，而羅斯福是財政平衡主義者，其次凱恩斯主張減稅，而羅斯福則主張採取加稅的政策。
羅斯福拯救大蕭條是按他自己的思路進行的，因此我們認為真正拯救大蕭條的是羅斯福主義，而不是凱恩斯主義，而凱恩斯主義赤字加減稅的經濟政策只能拯救小蕭條，大蕭條則不行，因為大蕭條需要動用的資金太多，僅僅靠財政赤字根本不可支撐，大幅赤字最多只能維持三年就會達到極限，因此中國之前的經濟危機完全用凱恩斯主義的周期性投資政策解決，而現在中國與世界遇到的是百年一遇的長周期危機，如果還才有凱恩斯主義的赤字投資政策就會出現失靈的情況，而且有可能將政府導向債務危機。
因此本次危機用凱恩斯主義解決就會出現治標不治本的情況，因為這不是常見的經濟周期性危機，而是一場政府財稅危機，是一個國家的財稅體系無法支撐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導致的危機。如果中國與世界不進行財稅改革，那麼整個人類都會像上世紀的拉美、日本、東南亞經濟危機一樣陷入一個長達二三十年的經濟蕭條，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九、新財稅主義的核心經濟思想
1、一個國家的財稅水平必須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
新財稅主義認為， 一個國家的財稅水平必須與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才可以，一般純農業國家的財政稅收會占到這個國家GDP的10%左右是合適的，中國和歐洲的古代都是這種狀況，處於工業化初期的國家的財政稅收占到GDP的20%左右是合適的，在非洲和南亞的一些貧窮國家仍然處於這樣的稅收水平，一個全面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財稅稅收占到GDP的30%左右是合適的，而一個國家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財政稅收一般要占到這個國家GDP的40%左右，這也是中國目前應該達到的稅收水平，而在發達國家的稅收一般占到GDP的50%左右，北歐高福利國家甚至更高。
有人認為美國、日本稅收沒有達到50%，但這只是統計口徑的問題，比如美國的醫保是私有化的，並沒有納入社保稅的統計範圍，但人們仍然要繳納遠比國家社保更高的醫保費用，美國存在重多的私立學校，這也沒有納入財政支出的統計口徑，比如日本的社會保障繳費很多也沒有納入宏觀稅負統計，而中國的財政支出統計口徑則過大，比如中國的事業單位、商業團體、科研單位都是公務員編制，甚至不少的清潔工都是有編制的人員，導致中國財政支出統計口徑過大。
2、隨着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稅收必然會呈現不斷升高的趨勢
新財稅主義認為，隨着人類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財政稅收必然會呈現不斷升高的趨勢，政府必須不斷的改革這個國家的財稅制度、財稅種類與財政徵收方式來適應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財政支出的加大。
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社會分工越細緻，人民對政府服務需求就會越多，人民也需要享受更高水平的社會福利、更高等的學校教育和更好的醫療水平。回顧人類歷史，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在頻繁經濟危機和工人運動的逼迫下，人類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人類建立了社會福利體系，財政稅收都相應的進行了大幅提高。
如果將人們維持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產品分為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兩大類的話，那麼隨時社會的發展，人類維持生活所消費的公共產品的比重將會超越私人產品，當人類對公共產品的消費超過私人產品之後，那就意味着人類至少要將超過一半的收入交給公共財政進行支配，這也是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稅收占國民生產總值都超過50%的原因所在。
3、經濟危機是這個國家的財稅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結果
新財稅主義認為一個國家發生經濟危機往往是這個國家的財稅水平滿足不了這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結果，而一個國家發生經濟危機之後還認識不到這點的話，就會導致經濟危機長期化，也就是短期的經濟危機將會轉變為長期的經濟蕭條，直到這個國家的財稅體系得到根本性改革，經濟危機或經濟蕭條才會從根本上得到消除，當然這種變革一般是要將這個國家的財稅水平提高到這個國家對應的發展階段所需要的水平。
本輪經濟危機也是人類財稅體系不能適應經濟發展水平的結果，經濟危機前人類發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前兩次科技革命之後人類都進行了財稅調整，但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人類沒有進行大規模的財稅調整，所以誕生了經濟危機，人類走出本次經濟危機也要靠財稅體系的調整，人類又到了財稅體系革命必要時刻。
同樣“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也是這些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之後，他們國家的財政水平沒有相應提高的結果，比如拉美和東南亞國家在實現經濟半發達之後都沒有相應的提高稅收，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所以這些國家會出現內需不足，過度依賴出口等情況，必然爆發經濟危機。
同樣在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是最重視社會保障的經濟體，所以新加坡的人均經濟水平已經超越了大多數發達國家，達到了世界頂級水平，而韓國、台灣這些經濟體則不注重社會保障建設，儘管擁有眾多世界頂級企業，但是經濟發展水平卻只有正常發達國家的一半。
4、減稅只能是階段性政策，違背社會發展潮流，不適合中國與世界
本輪世界經濟危機的核心是債務危機，其根源就在於上世紀美國里根開啟的減稅風潮，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不可能再成為解決經濟危機的方法，如果再繼續減稅，增加赤字，那將面臨巨大的利息支出，最終每年的新增財政收入只能用於還利息，而不能用於經濟建設，政府財政會走入“以債還債”的惡性循環，目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已經陷入了這樣的危險循環。
5、我們不應該盲目反對增加稅收，而是應該反對不合理的增加稅收。
盲目反對增加稅收和盲目迎合降低稅收都是民粹和愚昧的行為，如果增加稅收有其合理性、科學性和必要性就應該增加，如果減稅的好處不是惠及眾人，那減稅也沒必要得到支持，連巴菲特、比爾蓋茨等超級富人有群都主張增加稅收，說明目前的稅收體系確認存在不合理性，民眾如果是反對為自己增加稅收，那是有情可原的，如果是替那些每天都在奢靡浪費的人反對徵稅，那就是一種愚昧。況且新財稅主義反對的盲目的對稅率進行調整，主張是對稅收進行重構，因此新財稅主義的稅收主張是有增有減。而且稅收調整的核心精神是科學和平等。
十、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之後的稅收結構變遷規律
筆者的新財稅主義是一個關於稅收結構研究的理論，根據筆者的研究，人類的稅收結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變遷的，而且也是應該不斷變遷的，比如根據筆者的總結，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之後，稅收結構主要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工業化初期是以增值稅為主的稅收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工業化時代以個人所得稅為重點的稅收階段，第三是後工業時代以消費稅為重點的稅收階段。
因為在工業化初期，人民普遍比較貧困，向人民徵稅幾乎不可能，所以稅收主要來自企業，而增值稅就是面向企業徵稅的一個重要稅種。
到了工業化完成階段，個人所得稅就變成一個國家的主要稅種，因此在一個國家工業化完成之後，人民開始變的比較富裕，並且中產階層或是新富階層都開始湧現，貧富差距也開始明顯擴大，這時徵收個人所得稅開始變得可行，而且必要，因為這個時期，工業化完成之後，整個社會的人群都被捲入工業社會之中，國家向個人徵收個人所得稅，可以更好的為國民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而且徵收個人所得稅還可以很好的抑制貧富差距，所以在發達的工業國家，個人所得稅都是一個重要的稅種，甚至是第一大財政收入來源。
在後工業時代，消費稅將成為一個重要稅種，因為進入後工業時代之後，工業在社會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小，服務業占的筆者越來越大，特別是享樂性消費、高端消費、奢侈消費開始變得流行起來，因此這個階段，針對不同的消費方式，徵收消費稅應該成為一個國家的重要稅種。
目前我們中國正處於從工業化初期到工業完成兩個階段之間，我們目前的稅收結構還是以企業增值稅為主，我們目前還進入的應該是以所得稅為主的第二個階段，而且應該開始為第三個階段的稅收做準備，在今天的中國，增值稅仍然是中國第一大稅種，根據筆者預測，在未來十年中，所得稅將會超越增值稅成為中國的第一大稅收，而在未來二十年後，消費稅將會成為中國的第一大稅種。
目前全世界都應該在消費稅上下功夫，因為人類目前正在進入一個後工業的消費型社會，目前發達國家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進入後工業時代的，中國可能在十年之後也會逐漸過渡到後工業時代，因此中國也應該按照這個演變路徑進行布局。
十一、新財稅主義的理論主張
1、一個國家必須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高財稅水平
新財稅主義在經濟政策上主張，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不斷的根據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對這個國家的財稅水平以及財稅體系進行調整，這種調整一方面是使財稅體系真正適應並支撐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經濟危機的爆發，但我們必須指出的是，這種調整大多數都是以提高稅收為指向的，除非這個國家國家的經濟在倒退。
2、財稅調整並不完全是稅率的調整，更體現為是稅收思想與徵稅方式的革命。
當前發達國家的稅收框架，基本上是上世紀大蕭條時期建立的，後來所謂的“增稅”與“減稅”都是在框架不變的情況下調控稅率，但如果現在僅僅調控稅率已經完全無法解決問題，人類需要創立新的稅收思想與稅收框架。因此筆者所主張的”增稅”也不是主張盲目提高現有稅種的稅率，不是加重企業負擔，而是應該以全新的理念來支撐財政轉型，其實質是一場新的財政革命。
3、經濟一旦爆發，必須從根本上調整財稅制度，人類才能解決經濟危機
當經濟危機已經爆發的時候，人們就必須意識到這是政府的財稅制度已經不適應經濟發展的表現，特別是像本次經濟危機中，政府債務危機已經是經濟危機的主要特徵，因此這種不適應可以說是非常明顯的。
政府也應該更加明確的意識到財稅改革的必要性，並且迅速的進行財稅改革，可惜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進行像樣的財稅改革，這也是人類目前還沒有走出經濟危機的原因。只有當財稅改革到位了，財稅體系調整的適應社會發展了，人類才會走出危機。
新財稅主義認為政府財政支出必須以適應社會需要為標準，而財稅改革也必須以適應政府支出需要為標準，這是財稅改革的核心要旨。如果是相反方向的，為削減債務而削減債務，甚至以犧牲政府的社會服務為代價，導致人民對政府服務需求與政府服務提供的缺口越來越大，那是南轅北轍的，那不是拯救經濟危機的辦法，而是加重經濟危機的路子，本次經濟危機之後，歐洲就是走了這樣一條錯誤的，與正確方向相反的經濟危機解決之路，所以才導致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最後不得不改弦更張。
十二、如果不進行財稅改革，世界經濟必將“日本化”
人類如果不進行一輪徹底的財稅改革，那世界經濟必將“日本化”，根據筆者總結，
日本經濟有三個特徵，分別是“政府高債務”、“市場低利率”和“經濟停滯化”，這三個特徵是相互聯繫的，首先如果沒有政府財稅改革，那麼政府債務就會越來越大，而政府債務高到一定程度，央行就幾乎不能加息，因此央行一旦加息，必然發生政府債務崩盤，會對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因此在政府債務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市場利率必然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市場低利率將導致經濟停滯化，因此在市場低利率環境下，金融資本變的非常廉價，金融資本無利可圖，也就不會主動支持實體經濟，因此市場低利率不但不會支持到實體經濟，反而會導致實體經濟無利可圖，甚至會導致資本外流，這就是日本經濟的邏輯，根本原因也在於政府債務危機，目前日本政府的負債在發達國家中仍然是最高的。
經濟危機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也正在步日本經濟的後塵。
十三、為何不能用印刷貨幣的方法解決財政債務危機？
解決財政債務危機，很多人會想到印刷貨幣的方法，這種方法看似可行，其實非常不可行，首先，貨幣的發行屬於央行的職能，財政資金屬於財政部管理，一個國家財政支出嚴格以財政收入為界，央行發行的貨幣根本無法直接進行國家財政，兩者是完全隔離的兩個體系，用央行發行的貨幣來補充政府財政在中國也是違法的行為。
其次，印刷貨幣解決財政債務危機必然引起惡性通貨膨脹，目前中國基礎貨幣餘額為 30萬億左右，中國的債務已經超過30萬億，如果用印刷貨幣的方法解決債務問題，需要將貨幣總量擴大一倍，那麼通脹率將達到100%，即使用印刷貨幣解決10%的債務也會讓通脹達到10%，當通脹超過10%的時候就會非常明顯，人們就會開始囤積物資，就會引發更嚴重的通脹，走向惡性循環與整個經濟體系的崩潰，因此靠印刷貨幣解決財政債務危機是完全不可行的。
十四、人類未來的增稅空間在哪來？
通常人們會認為，現在人類的稅負已經很重，加稅已經沒有空間，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可以看到，各種奢靡浪費又大行其道，一部分人被高額稅收所困擾的同時另一部分人則從不直接納稅，我們需要對稅收進行調整，而且只要調整思路，就會發現可以提升稅收的空間還有很大。
1、對高收入群體的品牌性消費徵稅
很多人主張通過所得稅和遺產稅對高收入進行徵稅，但是這兩個稅種在現實中往往是行不通的，徵收過高的所得稅會傷害到高收入人群創造財富的積極性，而遺產稅則存在太多的避稅空間，所以在稅收制度非常完善的美國，遺產稅也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稅種，高收入人士完全可以通過設立各種信託機構來避稅，因此現在不少國家都取消了遺產稅，向高收入人士徵稅應該從商品消費的角度進行，高收入人士無論是自己消費還是將財富傳承給子孫最終都是用來消費的。
對於消費稅筆者不主張通過品類來徵稅，而是通過品牌來徵稅，當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個程度後，品牌消費成為大眾消費的典型特徵，因此完全可以按品牌定位進行徵稅，比如在中國化妝品一直徵稅比較高的稅收，但是很多化妝品已經是大眾消費水平，而非奢侈型消費，只有部分品牌才是奢侈型消費，我們只向其中部分品牌徵稅即可。
2、低價產品的稅收
商品的價格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經濟的發展，有些產品的價格是升高的，有些是降低的，有的產品一個階段價格很高，到了另一階段價格就會很低，對於價格比較低的產品我們可以適度徵稅，也不會影響人們的生活水平，比如機器密集型產品以及技術成熟成品的價格就非常低，可以通過適度多徵稅也不會影響人們的生活，而對於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科技密集型產品則可以適度減稅。
3、政府專項服務和專項建設收費
政府收費(稅)有些是針對所有人或所有企業的，有些是針對特定服務群體
的，針對特定群體的政府服務則可以適度收費以彌補公務員支出，另外政府專項建設也可以通過向特定受益人徵稅的方法實現，這些專項稅收的增加可以很好的彌補公共財政的不足。
十五、新財稅主義改革建議：“六增六減”的財稅改革方案
“六增六減”的財稅改革方案
1、 增加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須品稅收
中國應該根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品制定不同的稅收標準，我建議將各種產品分為“生存必須品“，享樂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三類，應該提高享樂型產品和奢侈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須品稅收。
奢侈品稅收的徵收應該改變現在按品類徵收的方法，改為按品牌徵收，主要做法是對各類商品進行品牌認定，一旦被列入奢侈品品牌目錄，則徵收更高的稅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劃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馳、奧迪、寶馬等豪華汽車，蘋果手機以及一些名牌服飾、珠寶，化妝品等，這樣劃分之後增稅的空間非常大，既可以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也可以增加大量的稅收，而那些生存必須品可以實行普通的稅收，甚至適度減稅、免稅。
在經濟學上，奢侈品不符合價格曲線，增加稅收並不一定降低銷量，奢侈品認定對商家也有好處，等於是對商品品質和定位的背書，商家也不一定反對。
有人認為現在中國奢侈品的價格已經比國外更高，但這是商家的定價策略所致，而非稅收所致，而且現在這些產品雖然價格很高，但是人們消費熱情卻不降低，所以增加稅收也並無不可，至於海外購物也可以通過補繳稅收解決。而海外購物基本以小件商品為主，大件商品，人們還是本地化購買。
2、增加成熟工業品稅收，適當降低高科技產品稅收
筆者建議將工業品分為成熟工業產品和新型科技產品，對於成熟工業品則可以適當提高稅收，因為成熟工業品需要投入研發的費用非常少，只有生產費用，而新型科技產品則需要持續的研發投入，而且需要面臨全球技術競爭，可以降低稅收，鼓勵創新。
比如一個手機技術不成熟時可以賣一兩千，技術成熟後可以賣兩三百，比如一台冰箱價格不過一兩千元，而一個小小的手機也一兩千元，這就是成熟技術產品與非成熟技術產品的差別。 成熟產品，價格極其低廉，可以適當多徵收稅收，高科技新產品研發投入大可以減稅促進其技術成熟。
3、增加機器密集型產品稅收，降低勞動密集型產品稅收
對於產品，我們還可以分為機器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減稅，對於機器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增稅，因為根據經濟學規律，對於那些已經實現機械化大生產的產品，勞動生產率變的非常高，價格也變的非常便宜，即使適度提高徵稅標準，價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台電視機1000元，徵稅50%，價格升高到1500元，人們照樣可以買的起。
而對於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服裝、鞋則可以降低稅收，比如一雙女士皮靴的價格比一台彩色電視機的價格還要高，其背後原因就是因為電視機是機器化生產，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勞動，因此對於服裝、鞋子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就可以減徵稅收，比如中低端餐飲和理髮等行業也可以降低稅收，比如服裝費用在現代人的生活開支中占比很大，很多白領人群極易成為“月光族”，就是因為服裝、餐飲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或服務在其生活中的開支占比過大。
4、 增加專項服務收費，降低企業增值稅和所得稅等公共稅收
筆者建議中國將稅收分為公共稅收和專項稅收兩大類，應該增加專項稅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能用專項稅費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再用公共稅收，政府提供的專項服務可以適當收費以與公務員的工資支出進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領域的專項建設也可以通過專項稅收加以平衡，這樣就可以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從而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 城市建設、公共服務有關的項目，可以適當增加費用，另比如可以通過增加燃油稅以支持城市道路建設，而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和所得稅等公共稅收可以適當降低，以保護企業生產的積極性。
5、個人所得稅地方化，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增加納稅群體，成為支撐地方財政的重要稅種
在中國，土地財政日益枯竭，不能再支撐地方政府的財政，我認為應該用個人所得稅來代替土地財政，中國個人所得稅還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在美國個人所得稅也是第一大稅種，中國現在個人所得稅之所以徵收有限，主要就是由於全國實行統一的標準，導致對大城市白領人群不公平，遭到這些人的反對。
中國個人所得稅不應該再一刀切，應該地方化，因為中國各地經濟發展狀況不同，工資水平不同，物價水平不同，大城市工資高，但是消費也高，小城市工資低，但消費也低，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由地方人大確定，將個人所得稅變成一個支撐地方財政收入，服務地方建設的一個重要稅種，這樣就可以彌補地方土地財政枯竭後的政府支出問題。
6、降低能源、資源稅，開徵“超額資源稅”
資源、能源的價格關繫到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關繫到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在資源稅和能源稅上可以降低徵收，但是我們可以開徵“超額資源稅”，對於那些占用社會資源遠超社會平均水平的群體進行額外徵稅，當然在實際徵稅中可以根據行業不同，採取不同的稅收名稱，比如在房地產行業我們就可以稱為“超額房產稅”，中國的房產稅一直有徵收的必要，但是一直沒有落地，就是因為房地產稅這個名稱本身就容易遭到抵制，如果採用“超額房產稅”則可以非常容易的取得民意的支持，也更加科學。
十六、新財稅主義的創新之處與落地方案
新財稅主義的創新之處在於對不同產品進行了科學分類，並在現有的增值稅、所得稅體系之外開闢了一種新的稅收思想及徵收路徑，不同產品類別實行不同的差異化稅收，這種差異化的稅收靠現在最核心的增值稅和所得稅體系是無法實現的。如果針對不同的企業徵收不同的增值稅和所得稅損害的將是企業家的利潤，對企業家是不公平的。
因此我們建議在普遍降低增值稅和所得稅兩個點的基礎上開始徵收“產品銷售稅”。銷售稅的徵收方式可以借鑑現在中國消費稅的徵收方式，由經銷商繳納，廠家代為徵收，在這方面，中國有着非常完整的實踐。
十七、中國進行財稅改革的迫切性
1、赤字財政難以長期持續
中國正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全面城市社會轉型的時期，政府在城市建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只會增加，很難減少，2016年中國財政赤字已經高達2.6萬億，並且今後財政赤字只會增加，很難減少，改革財稅體制迫在眉睫。
2、土地財政難以持續
中國本來就是低稅收國家，只是靠政府出售土地，財政才得以維持，2013年4月，IMF世界經濟展望發布了IMF成員國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數據，中國在188個IMF成員國排名第146位，屬於低稅國家，但由於中國以前有土地出讓金彌補政府財政不足，所以低稅問題沒有暴露，但隨着土地出讓金的減少，稅收不足問題將暴露的越來越嚴重。
3、分稅改紅利已經吃完，中國需要“新稅改”
根據新財稅主義的經濟思想，一個國家必須不斷進行財稅調整才能適應經濟水平的提高，即使不能經常調整，也應該每隔一段時間進行一次大的調整才可以，
中國上一次大的財稅改革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中央連年財政赤字，國家財政運行狀況極其困難。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鎔基曾主持了中國的“分稅制”改革，中國靠這一改革，一段時間內滿足了政府財政支出的需求，但隨着經濟水平的進一步提高，這一改革的紅利已經結束，中國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對財稅體制進行大的改革，目前急需要進行第二輪的財稅改革，才能適應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然中國稅收不足的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
4、人民對政府公務服務和社會福利的現實需求
隨着社會的發展和城市社會的到來，人民對政府公共服務的需求只會越來越高，人民需要清潔的空氣，需求美麗的市容，乾淨的街道、需要順暢的交通，如果這些政府做不到，人民就會充滿怨氣，但是如果要做到這些，就需要充足的財政資金作為基礎，另外人民對社會福利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他們需要各種各樣的福利，比如育兒補貼，比如失業救助，比如免費醫療等，這些也需要政府資金，這些並非人民的貪婪，而是由不穩定的經濟社會以及越來越高昂的生存成本所必然導致的必須的需求，反福利，漠視福利不僅違背民意，而是根本就是不科學的。
5、要建成世界最先進的中國模式，就必須建設世界上最先進的財稅體系
世界競爭從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競爭，是國家治理模式的競爭，國家治理模式在經濟方面最核心的就是財稅模式，包括社會保障模式、經濟調控模式等都是財稅體制的衍生物，因此一個國家能否引領世界發展，能否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爭先效仿的對象，關鍵就是看這個國家能否創造出一套適應時代發展的最先進，最科學，能夠解決時代問題的財稅模式。如果哪個國家能創造出這樣的模式，並率先實行，那這個國家就將領導這個世界，上個世紀是美國，這個世紀希望是我們中國。
其實稅收最終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老百姓一旦從高稅收中享受到好處，老百姓也是不會發對的，比如在稅收最高的北歐，幾乎沒人反對徵稅。
減稅雖然可以短期贏得民粹擁護，但由於違背經濟規律，必然失敗，而增加稅收、增加公共服務的做法看似會引發民眾不滿，但是實施後最終會惠及人民，人民也會因受益而支持。
世界經濟危機已經過去八年，人類目前還沒有找到解決這一危機的根本辦法，這是因為大家沒有看清這次危機的本質，也就不會提出有針對性的主張。
十八、新財稅主義改革的實踐建議
1、 對新財稅主義進行理論可行性研討
中國最早進行的是市場化改革，但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工作已經完成，其紅利也基本完全釋放，中國再進行更深入的市場化改革的空間已經不大，目前中國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注重的是產業層面，可操作空間也非常有限，況且如果沒有政府財政支持做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主張的產業結構升級也無法實現，因此中國需要將改革焦點轉到“財稅側”改革上，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2、對新財稅主義進行深化研究以及更大範圍的協同研究
新財稅主義只是一個理論主張，但具體實施需要不同行業，不同部門的協同研究，比如哪些行業可以認定為勞動密集型行業，哪些行業可以認定為機器密集型行業，哪些品類可以認定為生存必須品，哪些品牌可以認定為奢侈型品牌，哪些高科技產品可以免稅，哪些政府專項收費可以恢復或是加強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調研工作。
3、可以建立地方試點，摸索可行性方案
可以在一個地方進行理論實踐，在實踐中摸索可行性與實踐方案，理論只有用到實踐中才可以檢驗其真正的價值。
總之，我們認為新財稅主義思想理論體系是科學的，是適合時代發展的，而且是一個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可以通用的理論，一旦應用也可以真正的改變這個世界以及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民的生活狀況，讓人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後記：除了新財稅主義之外，筆者近年還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原創性經濟理論，比如在經濟增長方式提出了經濟壓制理論，在經濟危機方面提出了平衡經濟學原理，在防止經濟波動方面提出了精準調控理論，在民生方面提出了低生存成本社會理論，這些理論很多是都環環相扣的，要更透徹的理解新財稅主義，就必須先得了解筆者的經濟壓制理論，因為經濟壓制理論解釋的是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產生壓制的問題，而要更好的了解經濟壓制理論，就必須先要了解筆者的平衡經濟學原理，因此平衡經濟學原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政府公共產品永遠處於供應不足的狀態，而新財稅主義中的部分政策主張又來源於筆者當年對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思考，因此這些理論是相互聯繫，又各有側重，它們合到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也代表了筆者對經濟問題的主張。
高連奎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治理研究項目負責人
微信：2536678123，郵箱hxsszx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