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如郭沫若、余光中等人，他们在特殊的年代中作出了有损道德的举措，我不认可，但我理解。他们毕竟有他们的贡献。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的“儿子”。评价文人如此，评价其他人物是不是也应如此？


　　老高按：有朋友转来一篇赵皓阳谈余光中的诗与人的文章，见解有启发性，转载于此。文中除了谈余光中，还谈到郭沫若。主要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成就与其人品不是一回事（具体到余身上，就是“诗”与“人”），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分开评价。对余光中，陶醉于他的诗歌，不因此而不诟病他的为人；反过来，不齿其行径，也不因此而不推崇他的诗才。
　　我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我可能走得没有赵皓阳这么远，我认为二者之间不可能截然分开，人品也会影响诗品，诗品也是人品的一部分。不过，我不认同所谓“文如其人”“心正则笔正”之类说法。历史上，人不怎么样，心底不干净，甚至不乏小人勾当，却写出千古绝唱或者作出惊世成就者，实在为数不少；反过来看当然更多的人很正派，是个好人，其作品却很平庸。简而言之，坏人写出了好作品，好人没写出好作品，都是非常正常的。
　　前一段时间我就常常想到郭沫若——不知怎么一个契机，将郭沫若在文革刚结束之后写的粉碎“四人帮”那首词、忘了谁谱曲、常香玉所唱的音频翻了出来，这几句豫剧唱腔几乎成了我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动不动就半开玩笑地哼上几句“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迫害红太阳”。这不是什么好作品，与他此前几个月刚写的批邓诗词一联想一对比，更是充分地体现了郭沫若的人品格调。但是我想得更多的是，我们对郭是不是不够全面、不够公平？我想到很多类似的问题，今天读到赵皓阳这篇《夜深人静，谈一谈余光中先生》，我感到很有必要再来辨析，不因人废言（学术和艺术成就），更深地理解人性、人心的复杂。


　　夜深人静，谈一谈余光中先生

　　赵皓阳，大浪淘沙

　　余光中先生的一生，离不开“诗人”二字，所以我们本文分开来谈，先说一说余光中先生的“诗”，再说一说余光中先生的“人”。
　　以我个人的主观审美来说，余老先生的诗作在白话诗中可以排前三（另外两位是闻一多和北岛）。强调一下这是我的主观感受，就像你喜欢李白、我喜欢杜甫，审美的评价是因人而异的，没有必要在这种事情上跟我较真。白话诗各种流派划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除了“朦胧诗”这一派自身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之外，其他并无太多共识。我这里再做一个主观的标准划分，参考宋词“豪放派”“婉约派”的区分，把余光中先生划作“豪放派白话诗人”。来看两首写李白的诗：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天下二分
　　都归了蜀人
　　他领赤壁
　　你踞龙门

　　遥隔千年时空，余光中用自己的作品向李白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敬仰，他的诗和李白的诗都是有天马行空的想象、瑰丽奇绝的意境。而且文化人就是不一样，我们读了李白的诗觉得特别好，只能说一句“卧槽，牛逼”；余光中他老人家读了李白的诗觉得特别好，就能来一句“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对于这种行为，我也只能感慨一句“卧槽，牛逼”。看余光中写李白的几首诗我就感觉跟这事特别相似：有人追星看爱豆的剧，连视频网站的会员都要去朋友圈借；有人追星就给爱豆买别墅、买纽约时代广场广告、买小行星命名、给剧组每个人买奢侈品包包。很惭愧，感觉我不配做李白的粉丝。
　　余光中先生是少数几位写白话诗能写出豪气万丈意境的诗人，所以我把他归为“豪放派”。但是从诗作比例来讲，他肯定还是写“婉约诗”为主的；就像苏轼辛弃疾的词作中，婉约词的数量也是远远高于豪放词的，但是不妨碍这二人成为豪放派的老祖宗，没啥毛病。如《刺秦王》《唐马》等历史诗，都是这种纵横捭阖、睥睨万方的气质，再看这首《飞将军》：

　　弦声叫，矫矫的长臂抱
　　咬！

　　一匹怪石痛成了虎啸
　　箭羽轻轻在摇
　　飞将军，人到箭先到 

　　这几句话写得让人击节赞叹，但是先别急，再来看一下辛弃疾的《八声甘州》：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
　　是不是同样让人拍案叫绝。李将军的这一箭，连接起了穿越千年时空的两位诗人。同写李广射虎，这边是“一匹怪石痛成了虎啸”，那边是“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同样的形象，同样的故事，不同的文字，但是都写出了李将军的威武英姿，写出了策马扬鞭弯弓射天狼的气势。什么是文字的魅力，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我从来不吝于表达自己对于余光中先生诗作的热爱与崇拜。我的QQ签名“朝圣地长旗”就是出自余光中先生的《欢呼哈雷》：“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但是我也不会“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有一说一，纵使余光中先生的诗作能触动我灵魂中最柔软的部分，但是他的人品、节操、道德，肯定是遭受世人严重质疑的。
　　我在讲台湾戒严的一篇文章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篇文章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已经被“和谐”了）：
　　同样栽在“马克·吐温”上的还有著名作家陈映真，他被判刑的罪状之一，就是“家中抄出马克·吐温全集一套，审官曰：马克·吐温乃是马克思的弟弟，系通匪有据。”后来两岸开放交流之后，陈映真说什么都不愿意回台湾了，最后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教授，去年在北京病逝。讲道理，台湾的公*检法系统，基本都是国民党逃到台湾的退伍兵担任，斗大的字不识几个，那些人的文化水平把马克吐温和马克思张冠李戴也不足为奇了。
　　陈映真被捕这事牵出了另一位文学界的巨匠——余光中。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陈映真才因此下狱。而“引用马克思”跟私藏“马克思弟弟”的书籍性质完全不同，那可是掉脑袋的重罪。据陈晚年回忆，他是在赴美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前被捕的，而美国的学界同好们也为他入狱奔走呼告，最终“引用马克思”这一项罪名并未展示在法庭上，只是判了十二年监禁。
　　王升何许人也，国军败退台湾之后军方少有的实权派，在戒严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贝利亚在大清洗中的地位，余光中这样毫无疑问就是要至陈映真于死地。陈映真先生晚年也回忆说：“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在那森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
　　余光中一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签——御用文人。郭沫若写的马屁诗有多肉麻，余光中写的马屁文就多肉麻。李敖一直都瞧不起余光中，他曾公开表示：“诗人你必须是有良知的，好比说英国的诗人拜伦，他赞成希腊独立运动，他就跑去参加，结果得了热病死掉了。换句话说，他是敢做敢当的。而台湾的诗人，像余光中这些诗人，他是骗子，他是弄文字游戏的。过去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介石，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这是什么诗人？歌颂当权者，这算什么诗人啊？可是这种诗人过去反共，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李敖这段话让我不禁愕然：略改说法不也可以用在李敖自己身上？“这种作家过去反专制，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不过李敖据说身患重病，来日无多，我就点到为止吧。——老高注）
　　而且他比郭沫若还要恶劣，郭老不管怎么说，也就是写写颂歌，他在那段特殊年代没有坑过一个人，不仅如此，还殚精竭虑尽自己最大所能保护了好多人，保护了一个中科院，一个中国科技大学。当代古文研究辈分最高、水平最高的大师裘锡圭，文革时候就受到过郭沫若的保护，称赞郭老是“道德完人”。当然“道德完人”就有点过分了，从私德上说抛弃妻子这种事就洗不净，不过裘老也是知恩图报可以理解。但余光中就不一样了，当时台湾文学界把余光中称作“血滴子”，不断告密，一手炮制了不少冤狱，至众多文坛同行于死地，现在台湾文坛基本没有人说他好话，也就是靠一首《乡愁》来大陆办办讲座了。
　　其实网络上许多事情都能预测到，今天余光中先生去世，肯定是满屏点蜡烛的；明天就会有人嘲讽，点蜡烛的人也就读过余光中一首《乡愁》吧，附庸什么文雅；后天就有人把余光中“戒严”时代那些破事翻出来了，然后一群人转发惊呼“反转啦反转啦”“看看你们纪念的什么人啊”“骗了我们XX年啊”；大后天就有人站在上帝视角把昨天和前天的人批判一番：悼念谁是个人的自由，你批判别人附庸风雅，你不是也在寻找优越感吗……杨绛、季羡林、马尔克斯、曼德拉等人过世，莫不如此。
　　这些事其实挺没意思的，我觉得怎么评判一个人是非常主观的事情，但是要做到标准统一。你要骂郭沫若是人渣、余光中是人渣，没问题；你要说我就喜欢他们两个人的作品，他们人品怎么样不影响我对于他们作品的喜爱也没问题；但你非要一边骂郭沫若，一边捧余光中，那就是精分了。
　　我就属于第二种人，大概这就算是“佛系追星”吧：他们身上有闪光点，我欣赏，其他的黑点，我承认，但是不妨碍我对于他们闪光点的欣赏。余光中先生的诗能给我至深至美的享受，就像郭沫若的“怕有鲛人在岸，对月流珠”能给我至真至纯的感动一样。
　　我坚持认为，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如郭沫若、余光中等人，他们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中作出了有损私德的种种举措，我不认可，但我理解。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的“儿子”，局限性这种东西谁也超脱不得。那些一定要求名人、在某些行业杰出者必须是“完人”是不现实的。有些人不能接受自己关注的人不是完人，我对于这种事看得比较开，道德问题该批判就批判，法律问题交给法院，公众人物接受舆论的审判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不会因为此大为激动甚至怀疑人生。
　　说到局限性这个话题，举个例子，大卫·哈维，当今最有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界执牛耳者，有一次他来中国演讲，有位记者就提问，说您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为什么来中国做的是头等舱，用的是苹果笔记本电脑，您是不是也成为了您笔下的“消费主义的奴隶”呢？大卫·哈维就说，我确实坐的是头等舱，那是因为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身体已经很难支撑长途飞行了；而苹果电脑，你说得对，确实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塑造的产品，但是它真的好用啊，我这个iPad能让我很快获得即时讯息，对我的研究工作是有益处的。你说让我坐经济舱、不用苹果产品，对我来说并不现实，我们都不能超脱于这个时代。
　　还有另一位左翼大拿齐泽克，这位仁兄做的更绝，每次演讲至少十几万美金出场费，娶了个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嫩模。他就说，现在就是资本主义时代，既然资本主义能把工人的工资通过剩余价值的剥削压到最低，那么凭什么我不能通过我演讲的稀缺性把价格提到最高呢，不挣资本家的钱挣谁的钱啊。
　　我前几天在知乎写过一篇讲斯特林堡的文章。斯特林堡和易卜生是北欧话剧双子星，但是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天差地别。易卜生是女权运动的旗手，《玩偶之家》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鲁迅先生也专门写过《娜拉走后怎样》。易卜生认为，女性在智慧、能力、气质上都不亚于男子，因此应该与男人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而斯特林堡则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仇女者”，其作品中对女性的偏见非常明显，认为女性敏感、易怒、缺乏理性、抵触科学，还经常给老公戴绿帽子。
　　其实对于斯特林堡的指责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他在作品中确实有不少对于女性符号化的偏见，但是他是支持男女平权的。只不过斯特林堡是一个“悲观女权主义者”，他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异是主要矛盾，男性女性无论在生理构造还是心理、性格、思维、处事方式上都大相径庭，因此两性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家庭生活中始终存在谁统治谁、谁支配谁的问题。所谓家庭和谐，只是建立在一方的妥协与让步之上的。因此，两性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永久的，和谐则是相对的、暂时的。
　　斯特林堡的观点跟他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他生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破产的轮船经纪人家里，父亲是没落贵族，但母亲是一名女佣，出身低微。看斯特林堡的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子》就会发现，他成长的家庭中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他的童年在父母的尖锐碰撞中很少能够获得一些幸福时光，而父母之间甚至于会将彼此的冲突转为对斯特林堡的屈辱、歧视和冷落。原生家庭的不幸是他一生的阴影，斯特林堡一生中的三次婚姻都以离异告终，每一次都是短暂的幸福和长时间的互相折磨相交替的痛苦经历。所以他对于女性的态度以及对待女权问题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所有这些，在作品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所以说，不同的时代中，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局限性；不同的人成长环境不同，我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局限性。文章的结尾，抛开种种争议不谈，我还是要对余光中先生的离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这是我高中时候抄诗的小本子，总共有满满三本，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就借用余光中先生自己的一首诗来表达哀思吧：

 

　　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文字中找到内心至深处的宁静。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二月图片主题：嘉树）

　　德国南部康斯坦兹（Konstanz）这棵树，是有点歪斜，但伸开枝叶的树冠不仅颇有气势，而且给人带来树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