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敏

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划分清楚“你的、我的”，这样才有“正义”从而能够避免混乱。譬如，玩扑克，不能偷看（偷换）对方的牌，否则就是侵犯对方的私人领域，他会说“这不公平”。在小孩子们心中，侵犯他们私有领域，就是不公平、不“正义”。

“正义”与所有制同根同源，共生共存。西方谚语云：“没有财产的地方就没有公正”。财产权与正义的观念相伴生。所谓“非义”就是侵掠他人的财产权，故没有界定财产权的社会里就没有“我的”、“你的”的区分，也就没有相应的“正义”观念。霍布斯（1588-1679）断言，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财产权乃正义的源泉。“自我保全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人类社会需要“正义”来维系，而“正义”的重要内容就是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并令一切损害财产权者受到必要的惩罚、对被害者作出相应的补偿。正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要求，促使人们逐渐摸索建立了政府。“正义”要求将政府的职责限定在保护人身和财产权的范围内；应该给予每个人一定数量的财产，应该允许人们进行买卖从而互相订立契约，选择自己的行业。可见：“正义”起源于财产权的维护，“正义”成长于国家的建立。

休谟（1711-1776）认为，“正义”是伴随着财产制度的形成而产生的，是财产制度的规则系统。所以，“正义”是法律、契约和制度的伴随物。社会的“正义”基础首先在于确立个人对于财产的稳定占有。他说：“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刺激起自私；为了限制这种自私，人类才被迫把自己和社会分开，把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财物加以区别。”如果要遵从“正义”，首先就要尊重财产权，财产权是优先的权利。“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时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休谟逻辑地推导出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或“正义”法：“财产占有的稳定，根据同意的转让，承诺必须兑现”。

当代思想家哈耶克认为：“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认为：“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的起源，哈耶克称为“分立的产权（several  property）”，产权的功能是为每个人的行为划定“边界”，既然是“边界”，那它就不可能是“私人的”，它必须得到其他所有人的认可，这只有通过人们对“正义规则”达成共识才能得以实现。所以，“私有产权”不可能是“私有的”，它只能是“公共的”。哈耶克声称“分立的产权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的分立，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继续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可见：财产权是根本，自由与道德、法律和正义都是源于财产权的枝叶。

在西方，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梭伦当执政官的时期，雅典的公民大会成了最高的立法和执法机制，希腊人并没有“打地主分田地”之举。跟中国儒家、墨家讲国家大利、社会稳定不同，梭伦强调：一切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罗马法更是以保护私有制为天职。法国大革命及其它欧洲国家的革命，虽然有没收逃亡贵族财产的事件，但私有产权受到了法律的严格保护。

中国从夏商起，就实行了土地国有制的井田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被视为人民的衣食父母，臣民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刍狗”和奴隶（臣）。秦朝开始，由于井田制的废除，平均田亩基本遗弃。但是，两千余年间，农民起义频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兼并过甚。与之伴随的，则是新朝初期的土地重新分配。这样，“打地主分田地”就成了中国传统。中国从来就没有“分立的产权”，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而国家只不过是家长制原则的放大，不需要法律的正义原则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以及“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社会和谐了。因此，中国社会没有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