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是个奇迹，与此相伴的还有另一个奇迹，那就是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长。

没人能准确说出今天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本月初在上海举行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期间，《人民日报》称中国基督徒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

但中外学者各方面研究得出的实际数字远高于这个，较主流的数据是中国基督徒和天主徒总数在7000万至8000万左右——即便这也未必准确。

数据虽参差不齐，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基督徒人数增长迅猛，且势头不减。

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对BBC中文网说：“过去30年，基督徒人数每年增长10%，即便文革十年期间禁止任何宗教，基督徒也增长三倍。”

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从建国之初的清除、打压，再到限制和控制，可见中共对基督教的戒备之心。“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也并没有消除信徒的戒备，导致家庭或地下教会的迅猛增长。

在月初上海举行的基督教“两会”上，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表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基督教“既要立足《圣经》的基本信仰，又要适应中国国情，融合中国文化”。

 河南天主教地下教会每天晚上在院子里祈祷 信徒们在温州平阳县的教堂前堆起石头，阻止拆除十字架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曹南来对BBC中文网说：“这并非新的提法，与当年丁家训主教提出的‘中国神学建设’如出一辙，强调信徒首先要做爱国的公民，在政教关系的框架下进行基督教的本土化。”

杨凤岗博士则说，倘若说有什么新意，则是突出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但此文化并非真文化，而是以文化之名讲政治，基督教须对政党和谐听命，这才是关键。”

杨凤岗认为，推进与中国文化相符的神学是“生硬的做法”，正如当年唱红歌的运动，不少基督徒也参与其中，赞美共产党成就，引起基督徒的反感，领导也在信徒心中失去地位和信任，效果并不好。

传统文化

习近平执政后不久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意识到，经济发展和实力只是其中一部份，要实现“中国梦”还需要文化、价值观和信念的支撑。

无锡的基督教堂打出横幅，抵制官方拆教堂十字架的举动。 从迹象看，习近平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来弥合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断层。去年11月习近平赴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要深入研究儒家文化、孔子和传统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居于主动。

习近平说，对孔子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其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将习近平的曲阜行比作邓小平的南巡，称邓解决了经济领域的“姓社”“姓资”的问题，而习的“曲阜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姓孔”和“姓马”的对立问题。

杨凤岗对BBC中文网说：“习近平在公开演讲当中有倾向扶持儒家和佛教，讲得很正面，特意去曲阜，此后又接见星云大师，对佛教和儒教思想是公开肯定的，但对基督教没有做出任何公开评价，有所不同。”

杨凤岗认为，儒教和佛教强调服从和对秩序的尊重，有些因素容易为现在的政治所用，而对基督教中共则不知道怎么办。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曹南来说：“提倡儒学和佛教没有问题，但不应打压别的宗教，基督教与佛教也有相通之处，信徒应该利用这种多元文化寻求新的自我，这是可能做到的。”

堵与疏

 教宗方济各展开亚洲之行，梵蒂冈能否与北京改善关系引起关注。 杨凤岗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成分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变化，基督徒多是女性、没文化或在农村地区的传统形象不复存在，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有不少是大都市的年轻人，他们有很高文凭、事业有成、收入颇丰。

杨凤岗把这批人称作“文化基督徒”、“老板基督徒”、“海龟基督徒（归国人员）”、“艺术家基督徒”，还有一批维权律师基督徒。

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复杂，但面对市场经济的残酷和吞噬、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精神荒芜让今天的人们有更多的需求，而基督教徒聚会礼拜的社区感和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缺。

所以，不难理解问什么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温州为什么成为“东方的耶路撒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温州三江教堂十字架被拆时，激起了基督徒的强烈反抗。

当教皇方济各启程首次亚洲之行时，很多人把目光放在了他并不前往的中国。当一年多前，方济各和习近平双双履新时，方济各表示向习近平去了封信，并得到回信。

杨凤岗认为，中国与梵蒂冈之间若真有信件往来，这是好的迹象。但习近平上台后，忙于反腐，与梵蒂冈的关系并没有缓和迹象。他说：“方济各教宗肯定希望与中国沟通，关键看中国的态度。”

有研究显示，倘若按目前的势头增长，中国将在10-20年间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此趋势，是“堵”还是“疏”呢？这恐怕是习近平在反腐后的又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