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拉哈

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中国人虽然没有民主的概念，但也不乏革命。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打的都是土旗。自打辛亥革命起，中国人平生第一次开始打起了洋旗。今后的中国革命，如果还有发生的可能的话，也都会以打洋旗为主。例如，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打的是马列的洋旗。郭文贵的爆料革命，打的是自由，民主，法制的洋旗。不幸的是，自打洋旗开始，中国人的命运就一直不顺。革命要么失败，要么成功但又玩成了死局。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追究个中的原因和主张。像什么全盘西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模仿西方启蒙运动，学习德先生赛先生，争论革命和改良孰是孰非，国民性改造，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毛泽东。。。

真正的原因是山寨启蒙。山寨启蒙对中国人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危害。中国人启蒙不了中国人的道理，就像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的道理一样简单。刘晓波说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可谓一语中的。关于文化决定国家的政治特征的最明确无误的立场，是来自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具具有独一无二和不可模仿两个特征。例如，所有亚洲民主国家，无一不是殖民启蒙的结果。今天日本的文明，也并非完全是明治维新的功劳，麦克阿瑟的手枪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同理，没有美国的压力，蒋经国绝对不会主动放权。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民主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民主给做成了一锅夹生饭。以至于至今中国人仍然没有能力煮烂这锅民主粥。不妨换一个角度。假如当年英国完成了对中国的彻底殖民，那么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还需要在诸如“全盘西化是好是坏“这类伪问题上争论不休吗？我认为不会。一旦去掉了二手货，没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瞎惨呼，问题反而变得简单起来。

很多证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自从严复引进中国的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中国人一直都是处于一种似懂非懂的误解状态。例如，不同物种之间的自然选择原理，被中国人误解为同一物种的生命个体之间的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人对民主思想的误区，部分与胡适的误区不无关系。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适一直到死，也没有搞明白实用主义意义下的民主道德，与理性主义意义下的民主道德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拜托胡适，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改良与革命的争论格外感兴趣。其实一旦去掉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改良与革命之争明显就是一个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