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独立人格问题 吴逸夫 一、“边缘人”和独立人格 在我的印象中，“边缘”一词是很带有褒意的，例如“边缘科学”、“边缘优势”。此外还有外交上的“边缘政策”，比起时而这里一边倒，时而那里一边倒，今天是亲密盟邦，明天反目骂街甚至边界开战的“小人之交”式的外交，自然也不失“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稳健风度。 但近年来，“边缘”一词却常常出现在贬意的名词中，最明显的就是“边缘化”和“边缘人”。有学者将近代社会的几个大悲剧都归罪于社会边缘人的作为。如德国之希特勒，屡次投考艺术学院而不取，欲进艺术界而不得；成为边缘人後只好投身政治，将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又如中国之毛泽东，到北大後只能做个小小图书馆员，没有能象梁漱溟那样混个破格教授进入主流学术界，于是乎投身政治，将整个中国搞得天翻地覆。美国培养的卡斯特罗，英国培养的卡扎菲，也可算是因为进入不了留学所在地的主流社会，反回头领导反西方运动的例子。 “边缘人”这几年来也被用在介于两种文化中间的人士，即既不能进入西方主流文化，又退不回中国本土文化，文化认同尴尬的留学、流学人士和各色新、旧华裔移民。这个用法基本也是贬意的。曾给大陆文学家带来《伤痕》文学之名的作家卢新华有一首诗《落伍》，很伤感地，也很贴切地反映了文化边缘人的狼狈处境。 „„ 异国的 总不合水土 故乡的 越看越糊涂 回归的我 收缩在时光的夹缝里 像是外星坠落的石柱 耐心倾听时代变性的歌喉 醉眼忍看潮流迷乱的舞步 禁不住阵阵茫然 一种无所适从的凄苦 „„ 以前也听有流亡民运人士感叹，“我们获得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这话当然包含了多重的含义，其中不能排除有对成为边缘人的悲叹。 由于见多了对边缘的哀叹，最近看到《华夏文摘》有两篇从积极角度来看待“边缘”问题的文章，觉得格外醒目。一是第二八六期（九月二十日）上啸尘的《美国随笔：文化“边缘人”》，作者认为“我们在美国游走于边缘的日子，真的是可以过出心平气和的滋味的。”二是第二九○期（十月十八日）上北海的《我们需要边缘文学》，作者认为“文化边缘已经是本世纪并将是新世纪文化多样性的必然产物。” 是的，既来之，则安之。沦落为边缘人既已势不可免，何不在其中发掘一点积极正面的东西呢？为何不能以比较优雅、健康的心态去处理呢？ 边缘人之所以感到凄苦，是因为不能融入某个文化群体而成为其中一部份。可是，如果有了“我就是我自己”的我行我素的独立文化人格，是否能够融入也就不成为问题了。毕竟，“融入主流”不是终极的和唯一的价值标准。 边缘人一旦心理上独立，就成为“独立人”了。如同科学上的边缘优势一样，文化自然也有边缘优势，只要我们耐得住寂寞去发掘。简单地说，边缘的优势就在于独立！“什么都不是”，就“什么牵制都没有”，其实正是创新的契机。 反过来看，主流当然有其优势，但未必没有劣势。成为主流核心，就会卷入太深而不能自拔；融入某种势力，同时也会身不由己，失去独立性。《书屋》今年第四期上有一篇《逢场作戏的悲哀》，讲到郭沫若明明知道自己在逢场作戏，知道逢场作戏会遭後人嘲笑，但又不得不逢场作戏的复杂心理。可见郭因接近权力中心而失去自由。既然处在中心，他就不得不遵守中心集团的那套游戏规则，说假话、肉麻话成了在中心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 二、中国文化中独立人格的表现 海外学人对成为边缘人的普遍感叹，其实反映的是中国文人的缺乏人格独立。中国文人的缺乏人格独立，可以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表现之一就是反映人格独立的隐士、侠客的文化的退化上。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士人，无论是文是武，都是有很强独立性的。文的进可以自成一家之说，成为百家争鸣中的独立一家，退可以作“不食周粟”的隐士。武的是独立地只身替天行道之侠客。《史记》中有《游侠列传》，将其尊为百家之列，作者眼光固然不凡！那时候的中国文化，是生气勃勃、富有活力的。 到了唐朝，反映独立人格的隐士、侠客文化还存在，唐人传奇中不乏这方面的反映。如《虬髯客传》就是。虬髯客後来知道竞争不过李唐集团，就到海外去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这是何等高贵的独立人格！不比後代豪杰，天下一统之後就只能靠拥护新天子来谋求富贵。设想後代豪杰皆能如虬髯客一样有独立的开拓精神，试看今日之美洲，会是谁人之天下？ （《虬髯客传》故事简介： 时值隋炀帝临幸江都，司空杨素掌大权，生活奢侈糜烂。一日，布衣书生李靖献策求见，但杨素倨傲，两人相谈无果。杨素府聪有一歌妓张氏，手持红色拂尘，在李靖离去後查得李靖投宿的驿站，当夜即投奔李靖，两人私奔，共结连理，离开京师归太原。 一日于灵石旅舍中，一满脸虬髯（蜷曲胡子）之人闯入窥看红拂女梳头，红拂女识出虬髯客的不凡，当机立断与虬髯客结义为兄妹，并且引丈夫李靖与虬髯客相识。李靖、虬髯客相见甚欢，虬髯客说自己杀了仇家，并拿出仇家的首级与内脏，最後他们以人肉共食。三人最後分别，并约定于太原相见。 抵达太原後，李靖引虬髯客透过刘文静见李世民，虬髯客见之心死，请了自己的一位前辈道长来研究，前辈断定世民为「真命天子」，虬髯客放弃逐鹿中原的意图，再次约定李靖择日相见。 李靖携红拂女至虬髯客门第，与虬髯客夫妇相见。虬髯客将全数家产赠与李靖以助李世民争天下，自己则携妻子与一仆离开。 贞观十年，李世民已君临天下十载了，李靖官至尚书左仆射兼任同平章事。一日，传扶余国覆灭，李靖知是虬髯客完成大志，与妻子张氏洒酒朝东南方遥贺。）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这样豪迈的反映侠客风貌的唐诗後来就也看不到了。八九民运以後，虽然有主张用暴力推翻中共专制的激进宣传家，但没有真格地向李鹏之流投掷炸弹的孤胆英雄。这固然是时代不同的缘故，但独立行义的侠客精神的丧失，多少也有点关系。 宋代以後，侠文化逐渐消失。《水浒》中的好汉们，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已经知道要利用“拥护今上”的合法外衣，但也因此失去了独立性。连造反精神最强的阮氏兄弟，也高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了清朝，所谓的侠客们只能退而求次靠拥戴某个清官来谋求合法生存了，蜕化成了武侠文化的末流，即鹰犬文化了。另一种末流武侠文化，则反映于宗派倾轧的武侠小说。这种小说中的帮主们看似不依附于权贵，非常独立，但也离不开争斗的对方和他方，好象只有在宗派斗争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价值，本质上仍然是缺乏独立性。而其中的帮凶喽罗则以融入某个帮派为生存基础。前些日子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连载之武侠文学小说《归忆江湖发浩歌》，就是这种描写帮派倾轧的武侠小说的典型，其格调之低俗，鬼怪神力之荒诞，实在是武侠文学的末流。鹰犬文学和帮派武侠小说的流行，反映了中国武人中的缺乏人格独立性。 从文的一面来看，隐士的文化表面上保存下来了，但也已经发生了极大变质。早期隐士以追求人格一致为理想，是积极的。後代儒家的隐士则是求功名不成之後的退身之路，不是当初那种本衷的隐士了，是比较消极的。早期的隐士是不一定要隐居山林的，只要人格独立，有何妨居住人口稠密之闹市，故而《史记》中有“大隐隐于市”的描写，反映了当时“大隐”们对人格独立的自信心。陶渊明有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可见陶渊明也是不避人群的。後代的隐士则大多非要隐居山林不可，那是对在众人之中维持人格独立的缺乏信心所致：因为对主流社会的喧嚣和热闹无法无动于衷，只好来个“眼不见为净”。 这种独立人格的缺乏，于今为甚。例如海外学人，普遍表现出学术上善于学习、阐发而缺乏理论首创性，这不能说同传统文化的缺乏人格独立毫无关系。其中某些头面人物，忙碌于风尘道上：回中国则结交两岸权贵，挟洋自重；回美则以同两岸权贵的关系自耀。这也是丧失独立人格的表现。 不仅精英文化缺乏人格独立，民众的俗文化也是如此。中国人“五分钟热度”和喜欢一窝蜂起哄，如昔日之全民炼钢、“千万个雷锋站起来”、到毛泽东时代的“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全民造反，乃至八九民运的从风起云涌到烟消云散的直起直落，一直到今日之“十亿人民九亿商”，都是缺乏独立人格的随大流和从众的表现。 所谓“中国的文化就是面子的文化”，“中国人是讲面子的”这类观察，其实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缺乏心理独立性。所谓面子，就是众人的肯定，例如成功了必要衣锦还乡去接受父老乡亲的肯定，才算不枉发达一场。中国人的成功似乎存在于旁人的评价之中，缺乏独立的价值操守。 那么，导致中国文化中独立人格退化的原因何在呢？以下我们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三、独立人格退化的原因 中国文化的缺乏独立人格这一特征，首先同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大一统特征，是直接相关的。 中国的大一统文化从孔子的“着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开始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就把所有“犯上者”称为“天下共讨之”的“乱臣贼子”，于是乎“非王即贼”，没有广阔的中间地带可以遁身。于是知识分子们一旦发现自己“甚么都不是”，失去归属，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虽然儒家是大一统的始作俑者，但是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最先得专制宠爱的法家，就毫不客气地将它和侠家一起贬为非法之列，《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就是这个意思。但儒家毕竟是主张稳定的，统治者在用法家手段取得政权之後，当然希望社会保持稳定，就开始利用儒家。 法家、儒家都是主张大一统的和否认独立人格的。但其否认的方式不同，法家来硬的，儒家来软的。儒家之压抑独立人格，主要体现在儒家提倡入世出仕的价值观，把仕途的失败看作人生的失败。当然，早期儒家也有“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的豪气。但儒家根本上还是主张入世的，因此孔子在《论语》《子罕》中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坦率承认他的说学是准备待价而沽的。儒家首先失其独立性于功名。 儒家其次失其独立性于祖先崇拜。孔子的托古和自称“述而不作”还主要是一种策略，但到了後来的儒家中就蜕化成一种僵死的传统了。历来的儒家主流文化，都是对先圣的“微言大义”作诠释，极少独立性、首创性。这对于中国的科学文化的发展消极作用极大。 无论法家、儒家，又同样都是“官本位”文化。在这种非官即贼的文化垄断之下，独立人格必然受到窒息，中国文化从此也就失去了活力。《史记》中被立传的人物是丰富多采的，反映了作者开放、多元的价值观。但到宋朝之後，中国的历史中所能看到的只有帝王将相、忠臣孝子和节妇。显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越是单一，被扭曲的灵魂、被扼杀的独立人格，就越是众多。 当然，儒家文化和大一统思维方式的影响，还是比较表面的。根本上说来，依附主流主要是出于对个人对孤立的恐惧。例如认同中央政权，其实也就是认同多数。因此深一层来看，大一统文化心态揭示了“挟众而自重”“挟众以自保”的心理。国人对大一统的无限信仰，其实也是挟众以自众、自保的心理的反映。许多人认为中国只有大一统了才能免受外国侵略，才能保持主权独立。其实世界上人口数百万甚至几十万的独立主权政府多得很，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有十亿人口的团结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大一统才能独立强大的论点其实反映了民族自信心的严重缺乏！ 鲁迅特别愤愤不平于中国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特别憎恶中国人“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状则四处逃散”的陋习，特别不屑“集体的自大”，又特别推崇“孤独的勇士”，可以说是切中了中国文化之糟粕的要害。 前面所说的後半生完全失去独立人格的郭沫若，他对自己的处境是有清醒认识的。那么，他为什么不能退出这个中心，过一种内心更为自由的生活呢？不能排除他对成为“贵族、平民什么都不是”的边缘人的恐惧。因为很显然地，他这样的人要回到平民阶层已经不可能。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领袖似乎一旦下台，不是囚徒就是放洋，要回到本国的平民群体中实在很难。 读文化革命的故事，常常会奇怪为什么在国民党面前能够威武不屈的老共产党人，在来自共产党内部的迫害时那么窝囊、软弱。这里面是否也有对成为“革命、反革命什么都不是”的恐惧在起作用？受国民党迫害牺牲，至少还会受到共产党方面的认同和赞扬。反抗党内主流而死，就可是“什么都不是”了，于是只好昧着良心说违心话，作违心事。 四、独立人格的建设 既然害怕孤立，是缺乏独立性的根本心理原因，那么不难看到，不能维护孤立者安全的社会环境，是民众缺乏独立性的主要社会根源。“所谓自由社会，就是孤立者是安全的社会”，可以说，自由社会是人格独立性的重要保障。最近大陆政府对王丹判以重刑，对于独立人格的建设实为一个不祥之兆。王丹有什么罪呢？无非就是“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罪罢了。这样陷害独立思想人士的作法，对于中国文化中独立人格的建立，对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反动力量。 但是自由社会的建立，本身需要独立人士的共同努力。因此，提倡独立人格的可贵，使大家懂得何为独立人格，懂得尊重和保护独立人士的重要性，当是建设独立人格的第一步。 当然，除了考虑安全的因素之外，物质的考虑也是一个因素。象庄子那样能够在饿了啃草鞋的情况下坚持他那伟大的哲学和文学的独立追求，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 因此，所谓人格独立，总而言之，就是独立于权势，独立于功名，独立于世俗和时俗，独立于物欲。 在一个旧理想消亡和新理想有待建立的转折时期，提倡人格独立性尤显其必要，因为只有独立的人格才能创立新的理想和价值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提倡独立并非提倡造反和反传统。肯定边缘也决非否定主流。边缘和主流是相辅相成的。主流维持社会的常态运作，边缘不仅有制约作用，也提供变化和发展的选择。真正的独立人格，表现于“反垄断”而不是“反传统”。边缘人出身的希特勒、毛泽东之流，虽然反传统，但是并不反垄断，不过他们是要拿自己的垄断取代人家的垄断，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造反派而已。反传统而不反垄断，仍然没有对多元的宽容，思想方法仍然是直线化、简单化的。 在主流和边缘之间，并非总有善、恶的区分。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取向，只是因为个性和命运使其然而已。有人天生适应主流、有人天生独具一格，这是造物的创造。重要的问题是不要歪曲自己的天性，要尊重造物的创造。人格独立首先要自重、自信。 一九六四年，萨特拒绝了他获得的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其理由就是不愿意失去独立性。他的声明题为“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萨特在声明中说：“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尔·萨特还是让－保尔·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萨特对独立人格的执着追求和坚持，对于我们当是富有启发的。 两年前，马悲鸣君撰文《一队夷齐下首阳》，告诫海外中国人一边倒向中共政府的前景。考虑到中国文化中最缺乏的就是人的独立精神，这个告诫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现在为独立的中间立场请命，就是希望中国的精英们不要不是作造反派，就是作歌德派。如果民运高潮个个是激进异议份子、民运低潮时纷纷向政府靠拢示好，中国文化的独立人格恐怕永远建立不起来，中国文化的衰弱退化恐怕是势难避免之事。 一队夷齐下首阳 马悲鸣 一、一队夷齐下首阳 武王伐纣时孤竹国一对公子弟兄，长曰伯夷，幼曰叔齐，两人一起拦住武王坐骑，力劝其不可以下犯上，以臣伐君，以暴易暴。武王不听，灭了殷商。夷齐兄弟只好避居首阳山，义不食周粟，竟至于饿死了。后儒多以这对兄弟为守节的典范。 大清国坐稳了江山以后，明朝那些练儒术，讲气节的儒生怎么好意思出仕？可那时还没有计算机软件工程这种脑力劳动专业，知识分子若不从举业，就得回家务农了。而务农是很辛苦的事，又不能旱涝保收。清王朝当然不愿意看到满天下的儒生都给明朝守节。康熙皇帝也看出了这些遗民知识分子的窘态，于是开了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名称很好听，其实只是做做样子。只要知识分子肯出来应举，就都能给个官做。开头还有很多人观望，假装在那里守节。等看到首届举子如此轻易就当官取富贵以后，他们再也守不住了。于是从第二期开始，天下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就都赶来应举。康熙以此法让儒生们输了个彻底，保证了大清国小三百年天下的安定团结。 当时有人讥讽那些赶考的举子是“一队夷齐下首阳”。我们可以想象一群破衣烂衫假装的伯夷叔齐们排着长队，浩浩荡荡走下隐居的首阳山，进京求富贵时的那付没骨头样子。 二、文天祥为什么不降元 最近《北京之春》连续载文，讨论海外民运人士回国是否有失尊严。笔者的看法是∶“无名之辈无所谓，有名之人有讲究”。名人回国确实应该考虑自己的身分。 当年元朝的忽必列汗灭宋以后非常器重被俘的南朝状元宰相文天祥（文山）。文天祥虽然才华横溢，可生活上却是个很不拘小节的花花公子。忽必列优待文天祥，虚宰相之位达数年之久以待其降。但文天祥还是宁愿死节。最后忽必列只好成全了他。文天祥在禁所时他弟弟文溪来信问自己是否可以出仕的问题。文天祥回答说可以。因为他的弟弟没做过宋朝的官，没食过宋朝皇家的俸禄，因此不欠赵家人情，可以出来给元朝做事。但他自己做过宋朝的宰相，因此必须尽忠，宁可死节也不能再给元朝做事了。文天祥是宋儒理学的产物。 如果文天祥当了元朝的宰相，那么今天人们会如何看待他呢？明朝没有宰相，最高行政首脑叫大学士。明末的大学士洪承畴就具有能和文天祥比肩的才学与地位。他就被俘降清当了清朝的开国宰相。清朝的典章制度都是他一手制定的，而且定得相当不错。后人心目中洪承畴和文天祥的历史地位判若云泥，连大清家都把他列名《贰臣传》，最后他竟因此而气死了。洪承畴是明儒礼教的产物。 曹长青先生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里指责民运人士回国有失尊严，并以被中共当做典型宣传的徐刚和吴国光等人为例。吴国光先生闻之大怒，发表文章质问曹长青∶凡当年海外的留学生几乎无人不曾参加过反对中共武装镇压的抗议示威，如今他们回国的越来越多，自己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凭什么不可以回国？！ 这话很有道理，回国乃是吴先生的公民权利。但吴国光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吴先生自己的政治名人身分。 三、名人回国，有失尊严 记得六四过后不久和一位出得国来的名人打电话时，对方不无得意地说，美国有个内部掌握的政策，对“部主任”以上的前中共高级干部给以特殊优待，可以直接拿绿卡，而不必象广大留学生那样年复一年地等待总统的特赦令。这个“内部掌握的政策”是否确有其事，笔者未曾查考，姑妄听之。 在另一个公众场合，某名人指着另一位名人介绍说，这位先生是六四跑出来的地位仅次于某某的，官位最大的人。 原来这些名人亡命美国之后，还是要讲究他们自己在中共党内挣得的地位！ 吴国光先生是《人民日报》的评论部主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兼民阵纲领的起草人，还是鲍彤的得意门生。不但所有回国的留学生，就是在整个中国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人里，大概无人能与吴先生比肩。吴国光直到最近还在海外发表内容广泛的政治评论，是个至今没有消声匿迹的大名人。 和文天祥同意他弟弟事元，而自己则宁可死节一样，名人回国确实要考虑是否有失尊严的问题。中共一贯的政治谋略是“尽量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一小撮”。对于海外民主运动来说，这“一小撮”就是包括吴国光先生在内的政治名人。既然是要孤立打击这些名人，中共号召海外人士回国，既往不咎的政策，自然就不包括他们在内。 如果名人回国当然也可以，那就得忍受折腰的屈辱。中共正在那壁厢坐等着羞辱这些名人呢。回来一个名人，算是消灭掉一个名人的声望和号召力。回来两个，消灭一双。回来得越多，消灭得越多。全都回来，全都消灭。干净、彻底、全部地完成分化瓦解海外民主运动的统战指标。 六四之际，诗人徐刚和刘再复一起叛逃。徐刚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他是“头顶着父亲精液出生的”孩子以后，无法忍受大名人在海外乏人问津的寂寞，回国去了。把冒死救助过他的地下交通员出卖给了中共保安机关做重新献媚的见面礼。他回国后即发表报告文学，恩将仇报地大骂收容他避难的仗义之国。徐刚此行，连刘再复都不齿。 吴国光先生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比徐刚更高，正是中共瞄准了要孤立打击，或者等着回国受辱的那一小撮名人里的一个。可不知吴先生是怎么想的，偏偏就大不列颠地回去了。但中共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随手就把吴国光提溜出来和徐刚并列，做了个海外名人回国的典型四处张扬，尽情奚落了一番，而完全不顾及这位堂堂该党前总书记政治报告起草人的面皮。 当吴国光四处辟谣时，却从不曾回过头来想一下，中共为什么要造谣和为什么能造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令中共有机可乘的破绽是吴国光先生自己卖给中共的。设若吴先生根本不曾回国，中共端是造不成谣。 象吴国光这一流的政治大名人踏入国门，中共怎么可能装聋作哑，充耳不闻，听之任之呢？对于一个在中共高层混迹过的人来说，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 吴国光先生自取其辱而不自知，反而在一些枝节小事上强辩。孰不知中共已经不计较包括吴国光在内的这一小撮海外名人的细微末节了。不管吴先生怎样和中共辩，怎样和曹长青辩，只要一回国，就算是输掉了。 四、失败者应怎样回国 赵紫阳和八九学潮都败了。不管是伟大的失败也罢，“夹这尾巴逃跑了”的失败也罢，反正是败了。失败者应该怎样回国呢？ 法国的拿破仑也失败过，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上。后来他潜出该岛登陆回国。拿破仑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起而响应。所有遇到的武装阻截，拿破仑都步行从正面走上阵地前沿，直接报出自己的姓名。守备部队的士兵一听说是皇上回来了，马上不再听从指挥官的命令，掉转枪口，连指挥官一起都加入到拿破仑身后的队伍里欢呼前进。拿破仑兵不血刃，平步直回巴黎。这就是百日复辟，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幕。还有谁能做到这步田地？ 衡量中国的民运英雄也是如此∶踏上中国大陆，振臂一挥，就地拉出三百万军队，把残暴不仁的共产党给推翻了。这是天下第一条好汉。做不到这一步的，别再牛气！ 第二等人物回国得抢着坐牢去。第一条好汉的功劳是没本事想了，但苦劳还是要争一争的。将来胜利了，虽然数不出功劳来，总还剩点苦劳。 到第三流的人物才能说得上拒绝回国的夷齐。反正美国超级市场上卖的食品都不姓“共”，怎么吃都不怕失节。 比第三流再低一层的才是那些回国观光的精英或者政治名人。这其中不曾有过官身的还好说些，可是象给赵紫阳当过官的名人如吴国光者就更有身分上的不当。 五、虚名累身 吴国光和徐刚之间确实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但不回国的夷齐与吴国光之间也确实有零步到五十步的差别。曹长青的第一篇文章已经算是把话说到点子上了；尽管有些言辞上的不敬，也没有什么反驳的余地。吴先生驳之，决于回与未回两句之间耳。若果曾回去过，则曹长青没有造谣。 吴国光回国就和当年挑起八九学潮的方励之避难美国使馆一样，干了不是自己的身分可以干的事！方励之此行至今还在遭受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的责难。而任何其他没有这种特殊身分的人避祸外国使馆或者回国都不会引起类似的非议。吴国光先生当然可以拿自己的公民权利辩解，但那也就不用再指望大名人的声望和号召力了。 六四刚过时，曾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名人出过好一阵子风头。可他们如今都在哪里？ 没人知道！ 他们或许改行作生意去了，或许就真的是回国了。这些人为什么既没遭到曹长青的指责，也没有受到中共的奚落呢？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趟政治这一行的混水，不再当名人了，而吴国光先生却为虚名所累。 当名人，尤其当政治名人，是很得意的事。正因其得意，也就不可能当得太便宜。当年那些精英们忘乎所以地成名，轻易就敢以职业政治家自诩的时候，万万没有料到今天还有不能随便回国和动辄得咎的倒赔。其实这种对当初“得意”的支付，旁观者看着是很公平的事。 要么不当名人，那么来去自由。要么当名人，那么就得随时想着自己的身分和公众形象。当政治名人和来去自由，二者不可兼得，就看您是取鱼还是取熊掌了。 六、结束语 海外的事业已经差不多算是输了。现在我们还要等着看提出“我们要笑着回家”的通缉要犯柴铃、李禄之辈回国；等着看谴责徐刚回国卖友求荣的刘再复回国；等着看在讲演中发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赵紫阳手下的体改所所长陈一咨回国。 如拿破仑般平步北京，推翻共产党是不用想了。只要这些类似的精英名人既没有如格瓦拉般真的回国运炸弹，拉杆子，又不肯争着回国坐牢，而是“一队夷齐下首阳”；不管下了首阳干什么去；就意味着整个海外民运事业彻底输光。 原载《北京之春》94年9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