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来，美国朋友很有兴趣了解中国的现状，也关心咱们国人的衣食住行。我给他们看了咱们北京公园的风景，他们很惊讶，公园里漂亮，环境好，干净。对于咱们能55岁退休，而且能马上拿到退休金感到羡慕。其实55岁退休那是干部，工人阶级50岁就可以退休了。对咱们退休后百姓的生活也感到非常羡慕。尤其紫竹院公园的那些，有乐队伴奏着唱歌的人们，还有跳舞的，打太极拳的，这样的日子应当不是只有咱们才觉得是享受的。”

这是最近在中文网站某某城看到的名博回国纪实里的一段。 现在某城快成海外版新闻联播了，看来不只是拿了中共钱的老板的问题，也不只是乌央乌央的翻墙五毛的问题。天真且充满正能量的海外爱国博主们的贡献实在不小，因为人家写得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嘛，中国人人50岁退休，并且能马上能拿到退休金，没事就到公园里唱歌，跳舞，打太极拳，”美国朋友不羡慕死才怪呢。

问题是，“咱们”是谁？你有什么权力代表全体中国人。

根据中国权威部门的统计，“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没有退休金，如何“退休”？他们每月收到的生活补助只有60元，至少60%的农村老人没有存款。中国农村人口的基数有多大？

中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了一辈子，老了以后每个人每月只有60元的生活补助。中国社会越来越向钱看，传统的孝道根本指望不上，尤其在农村。这样巨大的社会问题，完全被表面的繁荣和浮华掩盖，因为他们虽然人口基数巨大，却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群人。我发现在国内网站，偶尔有人提一下这方面的话题，立刻被大批五毛围攻。

回国吃喝玩乐，给自己补充“正能量”可以，但是你的“咱们”没有权力代表那些占人口大多数的成为现行制度牺牲品的人们;美国有新闻自由而无网禁，老美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一旦“美国朋友”看到了真相，“咱们海外华人”骨子里的势力和对弱势同胞的麻木，冷漠恐怕不止会令他们大吃一惊吧。

海外华人既然爱国，当然应该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人说，海外华人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是隔靴搔痒，我却不这样认为。既然中共雇佣大量五毛翻墙占领海外华人精神家园，那么真正关爱中国民众的海外华人就有义务替国内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 不精心护持这一片精神上的净土，她早晚会变成中国式的丛林。

转贴：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

《中国青年报》记者 宣金学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 69 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 100 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 2008 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 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 11 个省份的 40 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 400 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 1990 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 10 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 10 万人自杀人口不足 10 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 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 7 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 40 来个师生，他们分成 10 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 10 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 3 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 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 6 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 7 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 7 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 3 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 10 年，一年做农活收入 3000 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 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 3 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 4000 天，“平均每天有 10 个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 2 亿，占总人口的 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 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 20 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 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 100 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 2300 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 2012 年的 3600 万人增长到 2013 年的 3750 万人。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 70 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 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 55 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 4 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 80 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

研究了 6 年农村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 2011 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文中林木文等自杀老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