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2017：十月革命100年以后 革命和我们的世界

       今年是苏维埃革命（十月革命）100周年，从那时以来对世界至关重要的某些问题值得记住。

苏维埃革命让了解历史的广大居民群众最迅速和深刻地得到集体的权利；直到当时这些群众仍处在半臣服状态。此外，这对于取得独立和对世界上许多人民取得社会和政治的成果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在世界上对财富和社会保障普遍进行重新分配。在要感谢的其他成果中在欧洲资本主义构建中实现了“福利国家”。

苏联（五角星象征五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一次改变世界的革命奇迹，使得资本主义不能继续是过去的样子了，不能让美国和当时被削弱的欧洲宗主国自己过日子了。在那个时期，欧洲被工会、社会和政治的斗争振撼，在苏维埃世界的吸引力之下，为劳动力量渐进的结合和通过国家的服务与群众消费的资产阶级秩序迈出了步伐。作为补偿资本进行了一场反对革命组织的激烈战斗，这些组织仍然想比这种秩序走得更远。

欧洲这种改良主义或社会民主党式的整合是苏联实现的社会成果的翻版。没有这些由于成倍增加的阶级斗争而赢得集体的权利，工业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摆脱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实现自我发展，因为建设一个组织得很好和有适当安全水平“巩固的社会”是经济发展帮助和建立一个消费社会的结果。如果没有在资本--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工业的--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积累制度是不可能的。这项协议的“婚约”需要最少的和必要的集体权利。

在1945至1973年间这种辩证的关系非常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但是当在生产进程中通过逐步引入自动化和一般的科学创造生产力的进展的时候，开始形成冲突，它与生产链条的跨国化、市场的扩大和贸易的自由化同时发生，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开始解散资本--劳动的关系以及集体的权利（或劳工的成果，在美国社会阶层的成果从来没有成为政治的成果）。

事实上，当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再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这些权利变成一种障碍，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与古典的自由主义关系很少），国家开始减少或放弃它重新分配者的部分作用，以便往后更多地介入资本的利润。这也不是独出心裁，因为由于自动化的进步，资本主义继续创造价值的能力（彻底指控它的中心部门的利润率）被严重削弱。

现实的资本主义“运作功能”的变化将其引到在每个国家需要建设一个国内社会“新秩序”的阶段，根据价值的倾斜和国家市场供应不足，这个“新秩序”将会民主更少和分配更少，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巩固和扩大大资本的霸权（寻求实现国家--地区比如欧盟的霸权）。

资本发动的战争通过新的组织和权力机构以及社会的调整，反对社会的战略性战争将一切都放入反对社会的政治架构，几乎扩大到地球上所有的地方。这样，形成了一些非常相似进展缓慢的资本主义国家干涉的保护者，通过下列措施：

财政：减少老板对社会保险的缴费；倒退的税收改革意味着对领取工资的人加税的倾向，降低实际工资（通过冻结或减少关于通货膨胀的名义工资）。

金融：取消对金融部门的直接控制；让利率自由化；拯救私人金融部门的计划；减少中央银行的竞争。

劳工：限制工会和一般的工人组织在劳工关系上的中介；使劳动匮乏和公共工资下降合法化；将与生产率相联系的工资指数化的凯恩斯主义机制边缘化；通过竞争（作为统治的有效性和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剥削的测量表）更多地代替生产率；减少收集在劳动章程中或劳工市场社会解除控制和社会劳工调控的措施，这类似于生产过程的灵活性。延长工作年限的周期；征收普遍的劳工税。

公共事业：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或私人将社会的财富据为己有，支持多余的资本投资的机会；进行战略的干预以便重组阶级的权力。大幅度降低实际和间接的工资和不同的收入，这将造成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增加。降低社会保险的支出。

关于社会保险：通过金融机构和私人银行取代统一和巩固的通过个人积蓄的制度。从普遍关注的制度走向分部门和破碎的制度。

这些措施的压力在强制的意义上与世界的资本一起行动，使这些措施面对劳工条件更为破碎的人（因此有更强的剥削能力），适应失去竞争力，通过这些措施已经做到这一点。这个进程从哈耶克起已经很好地描述过，导致造成现在事情的状态，依靠占统治位置的资金和连续的自由贸易条约以便巩固美国宪法秩序的优势地位、它的劳动规则和社会规则，随之而来否定国家的和人民的主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EU-EEUU）正在创造一种“国际的权利”，实际上它建立在美国的法律和司法权的基础上（因为与这个国家的任何条约或协议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或国会有矛盾）。也就是说，美国签署的所有条约在法律上将实施它的法律和法权机制化。贸易的自由化（由世界贸易组织协调）在世界范围内使这种行动有力量。

这个事情的新秩序也支持建立一个新的知识和“思考方式”的上层建筑，或者说创造一项社会政治的工程，以便建立现在的统治制度。在这里特别突出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律师和法官刘易斯·鲍威尔1971年为准备摆脱所有阶级的或可选择的思想新的领导精英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在美国和欧洲通过在高等教育系统和大众媒体对与阶级斗争有联系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力结构的揭露，进行激进的清除去实施。

这样，从那个时代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心依靠改变教师和修改研究计划，开始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至是“进步分子更复杂的艺术家的思想”，将新自由主义秩序作为“唯一的思想”神化，如今专业精英的特性使国际的政府和机构以及它们的国家发挥作用。这种精英的培养对“封锁任何企图变革的制度”是决定性的一步，是一个社会工程的大项目，它不仅将作为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发动机的阶级利益“从社会和政治的地图上被抹掉”，而且将阶级的存在本身（在一些社会我们所有人都曾经是中产阶级）也要抹掉。

这也成为这场战斗的“冷战”本身的一部分，美国帝国主义推行一种“推动”和宣传人权的政策（可理解为一整套抽象的原则，远离政治，在严格的个人范围之内理解），随后采纳人权“宣言”或“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宪章”，以便今后将反对破坏集体权利的战斗引入歧途，这些集体的权利是通过几代人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取得的，以及作为为了对在第二世界取得的和对第三世界作为模式而服务的集体权利辐射一种“负面的火焰”，正如1976年的“世界人民权利声明”或“阿尔及尔宪章”所表明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外围世界无数国家团结在一起，它的序言开始这样说：“我们生活在伟大希望的时代，但是也是深刻不安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冲突和矛盾。在这个时代解放的斗争已经让世界人民站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结构的斗争，已经做到推翻殖民制度……但是这也是失望和失败的时代，这里出现新的帝国主义的形式以便镇压和剥削人民……通过多国企业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干涉，为本地腐败的政治家服务，帮助建立在警察镇压拷打和对反对派的肉体处决基础上的军人政权，通过一整套已知的实践如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将其统治延伸到无数的人民。” 在它的原则中间我们在第一部分看到“生存的权利”。第一章所有的人民都有权利生存。第三章所有的人民都有和平地保留拥有他们的土地的权利和在受到驱赶的情况下回到那里的权利。在第二部分是对政治自决权的权利。第五章所有的人民对于自决都有必不可少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民有完全的自由决定他的政治状态，不受任何外部的干涉。第六章所有的人民都有摆脱一切殖民统治或外国直接或间接统治以及所有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权利。

很明显，曾经致力于殖民化、新殖民化和继续破坏人民自主权（此事意味着建立或支持独裁政权）的任何企图的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不仅不想也不听谈论这些权利，而且推动排斥这些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还将其作为反对处在非殖民阶段的国家的一种武器， 为美国--欧洲集体的帝国主义将要进行的更多干涉进行辩解准备地盘。

在这个历程中创造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1971年由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推动，该组织的创始人是伯纳德·库什内，他在联合国为此辩护），因为他创造了非政府组织（ONGs第一批是国际大赦和人权观察站）。根据这种新的“权利”，帝国干涉的战略被更新了，帝国的干涉成倍增加（抹去政治的性质和事件的阶级性质，不考虑它关于在全球统治和剥削的结构）。它们还致力于取代社会阶层的政治斗争，在历史上它们是改造的政党和运动的一部分。

事实上，劳动的力量在世界上暂时的失败几乎不是靠经济、政治或社会类型的干涉而实现的，而是互相补充的，甚至此前通过一种已经结束的军事推动去制服，或将更有觉悟、有组织和战斗力的劳动力量边缘化，随着时间推移这特别是第二世界特有的；它以这种方式为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措施遇到尽可能少的反对准备条件。这样也将事情已有的框架（“在制度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强加于人，根据这个框架将容纳对不同的社会目标和可能性的地点与前景进行组建。

这些干涉有两个特别的方面：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反对工会和反对政治的攻势，反对政治组织主要是劳动的武装组织的斗争，尽管这不仅是在外围的社会。从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到尼加拉瓜，经过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巴西，以及反对在非洲南锥体种族主义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和次帝国主义的“阵线国家”，都表现出它们的某些界标。泰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等国也知道那个阶段在他们的国家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事情。同样知道非洲独立的、民族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被打败或被暗杀：克瓦米·恩克鲁玛（加纳）、塞古·杜尔（几内亚）、齐瓦博·蒙德拉纳和萨莫拉·马谢尔（莫三比克）、阿米尔卡·卡布拉尔（佛得角）、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托马斯·桑卡拉（布基纳法索）；同时依靠有特别的血腥经历的独裁者，如乌干达的伊迪·阿明和刚果的蒙博托·塞塞·塞科。

我们不能忘记在那整个时期还对古巴进行残忍的侵扰，其背景是帝国反对各国人民解放的战略。

同样开展了并不讲明的大规模攻势，这是一项为了实现封锁以美国为中心的社会的战略（这加强它们对美国巨人战略上和军事上的依附），共同努力抵消外围国家的势力，再次将它们的居民有选择的斗争放到一边。“发达国家的社会”将尝试“大西洋社会”留下来没有完成的建立一个“世界的政府”意图。对世界的事务选择一种全球的治理，追求制度普遍的稳定，尽管这被指控为改变统治和剥削的模型；这必然走向集中监视和减少民众的参与，增加镇压，使改变新的阶级关系可以接受。

财富越来越厚颜无耻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资本不可阻挡的趋势只有在苏联存在的几十年间受到制约，这与资本集中的过程是平行的，同时对媒体的集中做出它的回答。世界大型媒体集团的形成（大型工业公司吸收媒体企业加入它们的所有权的结果）意味着实际上绝对控制信息和意识，这几乎是今天美国和附属它的欧洲国家继续拥有的主要的特有武器：单方面确定现实的能力。

这种情况意味着取消了“过滤器”，实践将创造我们的思考和观察的方式，这有助于决定某种东西是现实的、可能的，是否符合我们的社会的公民文化的地位，或是否符合在我们最接近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情感同化。对于一个公民或一个“正常的”的人来说—这取决于或服从于西方大众媒体日常的新闻或掩盖新闻的“雪崩”—实际上不可能抵抗这种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格式化”。媒体系统和它们的延伸（“脸书”、“推特”等）可以形成或破坏确实的事情，制造或废除思想和行动，使人接受虚假的东西，扭曲现实直到魔鬼的事情。它也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身份理想化，对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没有把握，个人能够解释这些事情以便进行判断的可能性很小。

工业资本主义巩固的“标题党”明确的阶级社会在政治公民的领域保卫它的阶级利益，必须让由脆弱的没有公民权和对自己负责的个人组成的“液体的社会”通过。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以简短清楚的方式确定这个进程，她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不存在别的社会”，唯一存在的是个人，应当由他们自己安排这个社会，因为对这个制度“没有其他的选择”。

很显然，在这个建立在以所有的方式掠夺的基础上的统治模式中，为了将财富集中到越来越有寄生性的少数寡头手里，也不可能存在有组织的社会正面寻求民主和建设民主。

从传统上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了进入资本主义的议会，必须拥有一个企业媒体的架构，一部依靠大型经济权力的选举机器。这个领域的集中是相互关联的，如同资本集中在经济领域一样。美国分析人士威廉·普法夫在他的“在美国政治中金钱的势力”一文中对此清楚地说，“在政治运动中现在支出没有限制的制度对企业界是非常合适的。在政治运动继续要求巨大的数额时，不会选出一个改良的大多数来。在金钱的支出继续是一种受到保护的自由表达方式的时候，美国的制度将被封锁”。

从一开始在美国就试图建立一种只有两个力量的两党制，它们同时代表权力的不同阶层，也几乎占有整个的选举空间（留给其他较小的力量很小的范围，以此表明选举的“多样性”）。

由于经济寡头分化的进程，美国两党制为两个党提供位置，它们全面垄断了政治机构的空间，这正如被封闭的足球比赛，实际上只有两个队能赢得比赛。公众--选民逐渐接受这种单调和令人乏味的事情的状态。但是，人们厌烦地看待失去信誉的机构的政治，整个媒体架构的行动越来越无视这些事实，好像竞赛是为了所有的人激动，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机会竞赛。因此，一旦出发点不平等（不公正）是明显的，结果总是不公正的。专门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对此什么也不说：不考虑结构的不公正，重要的是指出那些试图打击它的人是多余的（实际的或创造的），因为有势力的人在正常情况下不需要打破它们自己的准则，总是将其留在它的合法性之内。

但是，在现在的时期这个机构民主的空间正在关闭，留下的空隙越来越少，为的是让选举渠道能够成为一个社会变革有效的渠道，以便居民能够以某种方式影响所实施的社会经济政策。这是为了在真正的政治上的投资。

某些步骤一直在描述这种反民主的下滑。首先对民众的代表机构进行归并，相反建立超国家的远离任何民主选举类型的机构或扩大其权力（中央银行、欧洲委员会、20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达沃斯论坛等）。随后，使国家的法律服从于超国家的法律，取消国家的主权，甚至为了权力有一项自己的经济政策（在欧盟的情况下甚至没有一种主权的货币），国家自我屈服于金融市场，它的风险评估机构正好不是民主地选择出来的。最后修改了自己的宪法，这样企图改变缺乏主权的意图是“违反宪法的”，开始采取措施以直接的方式在选举争夺中赶走少数人的党（比如通过要求有大量的担保才能提名）。如果所有这一切失败的话，就剩下将出现的混乱的威胁了（有名的“资本的罢工”），如果出现一种对市场可以接受的选择的话，对重复投票和不按规定投票的人施加压力，比如在欧洲对欧洲宪法的投票在不同国家结果是负面的时候；进行政治和经济的讹诈（希腊的情况就是明显的例子）。

总之，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要求将其变成一个无效和没有用处的工具，人们因为惯性对此并不理解。因为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决定越来越少。

但反常的是，在它严酷的反对苏联的战争中和面对苏联的垮台（也与内部原因有关）的时候，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失去了工业资本主义牢固的社会“免疫系统”，这是国家长期艰苦的斗争的结果。

权利的丧失，社会国家的衰落，集体谈判的破坏，劳工和工资条件的损坏，缺少就业本身……结果损害了劳动力进行集体谈判的社会权力，使其顺从和特别廉价。但是，同时也损害了消费和通过出售生产的东西以获取利润的方式实现剩余价值的可能性。

如果对此加上基本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结构的问题，资本的超额积累或丧失创造价值的能力，作为增值在用机器更多地取代人的劳动（唯一带来增值）的时候，我们看到成熟的资本主义自以为在世界范围内“永远胜利”了，实际上进入加速深刻的退化，这是在它的暮年或结束的阶段特有的。

这种情况的标志是从80年代起必须越来越通过自我损耗的过程增加了。没有其他的事情介入它无数的掠夺措施。这也想说明“腐败”更多地成为资本主义内在的东西，它在媒体上的闪现只是现在通过掠夺增加力量的一种现象。

但是，到这里所说的整套进程和机制有助于面对残暴使人的意识麻木。训练居民让他们习惯于“人道的”帝国主义，随之而来的是隐藏世界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社会棋盘残暴的重新安排。因此，今后大资本可能并不总是赞同因为居民面对战争新方式的被动性，从90年代起这种战争的新方式也变成保持特权的因素，同时成为全球范围内对社会调控和统治的方式。

“全面的战争”也被称为“第四代战争”，成为衰落的资本主义的战争方式。它以持久的方式发起和进行，没有必要宣战。领土的破坏，战争推动混乱，将国家变成废墟，只是追求占有能源资源或任何类型的资源，这不仅是地缘战略的结果，此外也以获取利润的方式对多余的资本和其他闲散的资本再投资造成破坏，这就有助于放松新的投机浪潮的扩张。这是延长或保持利润的工具，以便拓展对资源的收益或是比较优势，在总体上阻止经济的垮台，也为了使新兴的世界守纪律。

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南斯拉夫、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和委内瑞拉以及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其他国家是进行“全面的战争”的一些例子。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和支配它的国家（美国）的衰落，新兴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的闯入被看成是一个生产性—能源资本主义的最后基础，但是对旧的权力来说也是一种危险。中国“新的丝绸之路”（得到俄罗斯的支持）的设计可能成为一种“全球的凯恩斯主义”最后的意图，一项为更加平衡的“新世界”打开大大门和更好地分配财富的计划。但是，已经落伍的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直到今天企图用所有的手段阻止它（得到一个衰落的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屈从它的国家的支持）。因此，美国和它的大西洋傀儡国家在这条“丝绸之路”的道路上制造混乱和通过野蛮战争进行破坏的黑洞。

面对缺乏提出任何社会计划的可能性，它们的目标是是破坏，结果可能是难以驾驭或可选择的事情。

另一方面，“全面的战争”也表现为反对社会本身的国内战争，通过将社会秩序军事化和扩大例外的状态和紧急状态而逐渐加强，对抗议采取司法机构的镇压措施和给穷人定罪。

在苏联诞生100周年的时候，资本主义开始走向衰亡。因此我们进入了一个高度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时期，即有名的“格拉姆西亚诺式”的政权空白期。由一个新的制度秩序取代它，成为一种被动的思维，被自动化和现在的科技革命平息，它分解为人类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不同的生产—幸存的方式，或是引导有待决定的机构社会化的政治干预。在旧的东西没有结束死亡和新的东西没有结束诞生的同时，可以预见的事情是一个垂死的制度的破坏和死亡的链条在继续。它的垂死挣扎将经历更多时间，对人类来说是更多的痛苦、死亡和贫困。

苏联像其他任何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秩序没有联系的经历一样，最后没有能够摆脱资本价值的规律，为此不具有社会经济的条件（1967—1968年拉多万·里查曾分析工业增长的模式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科技革命，至少如果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但是今天这些条件已经具备（这场科技革命已经在这里）。因此，除了将那些革命进程看作资本主义来去失败的意图之外，我们可能看到它由于历史的距离有利，在它最后分离之前发生资本主义的爆炸。

现在的俄罗斯不得不转向国家资本主义，如果它想在正在靠近的世界上有一席之地的话。关于克服资本主义限制的可能性，走向资本主义没有对我们预示任何好事情，也不可能克服大自然的限制，但是至少从这个地位更容易适应资本主义的时代。我们将其称为时期，因为可能将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从这个制度的垂死挣扎中出现某种对人类确定和稳定的事情，或至少为了人类的某些部分。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新的和改进的苏联。（作者阿尔伯托·拉维洛塔是阿根廷籍加拿大记者和散文作家。安德列斯·皮克拉斯是海梅一世大学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教授，国际危机观察站的成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7月4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