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腾飞：我和中国“民主派”不是一伙的！

 

袁腾飞是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精华学校教师，被学生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是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人教版）编写者之一；曾参与北京市高考历史命题工作。于2009年7月13日-8月11日应邀登上央视《百家讲坛》节目讲授《两宋风云》。出版图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两宋风云》、《塞北三朝》。先后被中国教育电视台《教育人生》和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应邀，录制访谈节目。

 

中国“民主派”大多没我了解历史，特别是英美民主史，都以为“天赋人权”是指“政治选举权”。都错了！所以我和这类人不是一伙的。

不是指“民主选举权”，是指“人身自由权”。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只给上等人民主，给下等人什么？自由！

看看林肯总统解放黑奴就明白了。黑奴不是因为政治上有了选票才变自由的，黑人的自由是从重获“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开始的，简称经济自由。政治上哪怕一时没选票，只要黑人获得经济自由，立刻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了堂堂自由民！

英国、美国，都是发展在前、民主在后，经济发达之前没一个搞普选的，哪怕当年英国立了宪、美国建了国，在之后的200年左右都有基本的财产和纳税要求，只有尽了社会义务的上等纳税人才有民主权利，自身难保的穷人、文盲、家庭妇女、有色人种都无权选举。英国是1911年、美国是1964年，等到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壮大后才搞普选。

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同样如此，二战后穷人居多时都不搞民主，只赋予穷人自由——自由谋生权和自由迁徙权，等到几十年后穷人变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普遍壮大，分别跻身成为亚洲四小龙后，才放手民主。

人分三六九等，势必存在等级之别，西方人毫不避讳这一点。西方的“人人平等”是一种理想和目标，用来激发下等人求上进。结果，你追我赶，社会发展。

中国人也鹦鹉学舌“人人平等”，骨子里还是“不患贫，患不均”，不怕大伙一块穷，只恨别人比我富！导致仇富心态扭曲人性。结果，你拉我扯，穷而无德。

民主是种权利，尽了社会义务才有权利资格。

对于社会义务，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潦倒的穷人往往自顾不暇，能干的富人才有闲暇善待他人。历史已经复原，刘文彩这类所谓的“恶霸”，大多是接济乡邻的大善人。每次旱涝饥荒，开仓赈粮的也往往是“乔家大院”等大宅门里的乡绅富豪。所以管仲也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反过来，宋代学者庄季裕发现“人贫志短,马瘦毛长”。果然，历史上滥杀无辜的大多是穷人出身，大到贫农李自成、穷酸文人洪秀全、穷小吏的儿子希特勒、穷鞋匠的儿子斯大林，小到斧劈同学的马加爵、流窜杀人的周克华……

有人用李天一来反驳，可富二代李天一最多是个纨绔子弟，而穷二代李昌奎直接是强奸杀人！（这个例子老曹不同意。李天一认为他用钱可以摆平一切，所以他不用杀人。）

有人用秦始皇来反驳，可贵族秦始皇只在战争中坑杀赵军战俘，和平后只活埋了装神弄鬼的方士，根本没坑杀儒生。陈胜吴广是完不成军令吓破了胆才谋反的。而贫农张献忠呢？打进四川后，在成都屠城！滥杀儒生、滥杀平民、还滥杀自己的士卒、谋士、甚至妃子，杀人手段变态至极，剥了人皮就用竹竿撑着插到街上迎着风哗哗作响。

别借口“逼上梁山”，这是非黑即白的荒谬思维。

高太尉陷害个林冲，还需搞个计谋，走个程序。可李逵这文盲恶鬼滥杀无辜时根本无需任何借口。阮氏兄弟、孙二娘，都是些谋财害命的恶魔。智取生辰纲后济贫了么？都是自家兄弟分了赃。啥狗屁“替天行道”，被政府招安后，比官军都凶残，官军都剿灭不了的方腊，梁山贼寇一出手，立刻血腥剿灭！

有人说有了选票穷人素质就会提高。无知透了！

委内瑞拉穷人有了选票，立刻选出查韦斯，沆瀣一气洗劫中产阶级，国民经济大幅倒退。

饱受一战之苦的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穷人有了选票，立刻选出希特勒，携手血洗其它民族。

埃及贫农有了选票，立刻选出穆兄会，差点重蹈政教合一中世纪专制，差点炸毁金字塔。

泰国贫农有了选票，却蔑视民主啸聚街头，非得逼得军队出手用抢指着脑壳才晓得消停。

农耕国家乌克兰有了选票，乌族、俄族大打出手血腥对峙，都是用拳头和枪杆说话。

穷人居多的印度几十年民主，照样贪腐盛行、贫富悬殊，穷人照样沦为轮奸杀人犯。

日本穷人居多时，再怎么明治维新君主立宪都没用，只要有人登高一呼，立刻万众一心走上军国主义邪路，最后是在美国的军管下，等到中产阶级壮大，才做到理性与不战。

民主是全人类的目标，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在社会发展伊始，给上等人民主、给下等人自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逾越的必经之路。所以关注民主，须从了解民主进程开始。

经济自由比政治自由更重要，更能带来实质变化。农村一分田到户，大队支书马上没人巴结，农民不尿他了。毕飞宇中篇小说《玉米》里的大队支书王连方，干遍了他瞧上的村里的俊俏小媳妇，如今的村主任还有如此艳福吗？陈丹青和秦晖有个对话，大意是，秦晖说，你敢从清华大学辞职，因为你离开清华大学能卖画养活自己，我就不行，我只能留在体制内。所以陈丹青敢放言无忌到处“胡说八道”，秦晖不得不左盼右顾。体制外生存空间越大，国民自由度越大。民国时体制外生存空间就比今天大得多，所以民国人比今天的我们自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