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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过去,可以更客观评价袁世凯了 zt
送交者:  2015年10月21日11:27:4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一百年过去了,对袁世凯该骂的都骂了,现在应该可以心平气和追问:洪宪王朝、帝制复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历史主义地讨论问题,袁世凯帝制自为,可能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面对中国当时的乱局寻找一个解救之道


老高按:必须摒弃政治偏见和党国(两党、两国)宣传的误导,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20世纪中国出现的第一位(从时间上说)重要人物袁世凯,这是我十年前读了若干近代史尤其是清末民初历史专著之后,所涌现的强烈念头。因此在老高的博客上陆续发出了自己的某些专访和读史札记,转贴了海内外学者的一些文章。也因此,被一些读者讥为要“为袁世凯翻案”。
袁世凯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绵延至今,而当今中国的若干社会乱象,若追根寻源,仍然被一些朋友归咎于袁世凯,这也难免。要想完全超越现实政治的利害来看待他的功过,可能还是一个奢望。但我们已经看到,十年来的历史学界乃至一般民众,对袁世凯的观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越来越拭去党国出于政治目的而给之涂抹的“妖魔化”油彩。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马勇教授,最近在郑州的一次讲座,平实,通俗,比较客观地讲清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社会环境和动机。转载如下,供各位参考。不说别的,像他这样的观点,能在中国大陆直接面对一般民众演讲,就说明了民众对更加真实的袁世凯形象的接受程度。
马勇教授文中提出的一个见解,很值得我们深思:一百年前,1912年10月,“国家选举气象大好,大家主动选举、竞争也很激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选举,也有贿选和假票现象,但是均遭到非常严格的处理。……通过1912~1913年的选举,中国人的力量都被动员了起来。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但是因为宋教仁案,急转直下,前功尽弃,国家陷于极大的混乱,由此走上了歧途。这个祸根该归于谁?马勇又说:“有人讲中国人民没有宪政的能力、民主的能力。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对。事实上,自1901年开始的新政改革,中国人的民主宪政能力就已经发挥得很好了。”
不过,经过百年来至今持续反覆糟践,可能现在“中国人的民主宪政能力”真的大倒退、大摧毀,远不能很好发挥了!


洪宪王朝:袁世凯的“自毁游戏”

马勇,共识网,来自作者在郑州“纸的时代书店”讲座



明年是袁世凯去世一百周年,今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或者叫“未遂的王朝”洪宪王朝发生一百周年。一百年过去了,对袁世凯该骂的都骂了,现在应该可以心平气和追问洪宪王朝、帝制复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过去的30年,我一直比较关注袁世凯的研究。我自己最早讲袁世凯的文章是90年代初发表的,主要是讨论辛亥革命后为什么会持续出现帝制复辟思潮,甚至一次又一次出现帝制复辟运动。洪宪王朝是一次。袁世凯失败之后也没有完全阻止中国人对帝制的期待,没有完全阻止帝制复辟。1917年,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这算是民国初年最后一次影响巨大的复辟事件,尽管时间很短。此后,重回帝制的可能几乎被完全封死。这是政治上的情形。
至于文化上,思想上,真正将帝制思想从中国人的大脑中逐渐驱逐,让中国人觉得不可能再恢复帝制,这应该归功于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这个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今年也是一百周年纪念。
而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直接动因,就是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就是乱糟糟的1915年。

如果历史主义讨论问题,袁世凯帝制自为,可能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面对乱局寻找一个解救之道。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政治诉求,就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武昌起义之后,绝大多数人中国人的共同认识。只是袁世凯的做法不太对,因而引起巨大反弹,直至毁灭。
袁世凯之后,张勋之后,尤其是1920年代,中国人向苏联学习,找到了“以党治国”的办法,帝制复辟彻底消停。如果袁世凯之前知道“以党治国”这种方法,那么他断然也不会称帝。“以党治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事情,袁世凯显然不可能知道。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袁世凯是近代中国转型期杰出的政治家。我们现在所知的有关他的形象都是片面的、不公平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始于1913年的“二次革命”。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后,南方的孙中山、黄兴组织江西几省都督起兵反袁。我们过去一直将这个行动叫做“二次革命”。几年前,我在一个论坛上说,如果我们将这次反袁视为“二次革命”,那么袁世凯对南方的强力镇压就是“反革命”。显然,这样的表述是有问题的。
那么应该怎么准确的来表达呢?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要推动事实本身的研究所在,我们应该有一种超越性的眼光,超越袁世凯和那一代人的恩怨来研究。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用超越的眼光来看他们,就很难看到历史真相。这种研究的结论,不是为袁世凯翻案也不是批评孙中山。

孙中山在袁世凯之前是政治上的少数派,革命党在袁世凯去世之前二十年发展中,并不是中国政治势力的中心力量。1894年,兴中会成立,一直到1907年才开始大规模暴力革命,一直不是中国政治的主流。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袁世凯去世这四五年中,孙中山和黄兴策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的政治困境更加困难,更加不是政治的主流。
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政治形势在慢慢变化。北伐之后,国民党夺得了政权。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袁世凯被描述成一个我们今天知道的大概形象。

过去讲到1894年甲午战争,袁世凯所呈现给我们的是负面的形象,因为他在之前的十年统治朝鲜是有问题的,我们今天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是完全这样的。1894之前的十年,袁世凯对朝鲜的发展,其贡献还是正面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他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当中出卖了维新派,我们教材还是在这么讲述的。真实情况是他知道康有为的政变计划,因为他当时是清朝的副部长,如果去报告也是无可指责的,更何况,袁世凯是“有密未告”,因为他不同意谭嗣同武力夺权计划,他不同意,就意味着谭嗣同们不可能成事,因而他也就没有大舌头似的到处乱说。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宫死亡。现在的研究,基本可以证明跟袁世凯没有关系。
武昌起义发生后,袁世凯认为这是反朝廷的事情。在收到清廷召唤后,他又出发了。当时清廷的改革已经裹足不前了,袁世凯希望利用外部压力推动改革发展。到1911年12月,和平妥协不能实现后,袁世凯接受了部下段祺瑞等将领的“强硬性”建议,放弃了清廷,走向共和。

在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非袁莫属”是朝野各界关注中国问题人的一个基本共识。在清末十年,袁世凯有效推动了君主立宪,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民国,应该说,袁世凯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在走向共和的大势所趋下,他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但很快袁世凯感受到了当时政治架构的不足。
实事求是说,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时的《临时约法》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人制法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好在《临时约法》的期限是一年,要求十个月后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制定正式的民国宪法。然而这个临时宪法在一年之内出现了问题,袁世凯在第一个任期就换了三次内阁,出现的大问题就是总统权限的不完整,《临时约法》规定总统发布的重大命令必须由国务院、国务总理或国务员的副署,否则就不生效,所以就没有给予总统充分的授权。

1912年10月,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布总统令,召集国会,制定国会的选举办法,国家选举气象大好,大家主动选举、竞争也很激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选举,也有贿选和假票现象,但是均遭到非常严格的处理。国民党通过组合成为了第一大党,宋教仁当选为理事长,之后便风尘仆仆地到处参加选举。通过1912~1913年的选举,中国人的力量都被动员了起来。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然而,1913年3月20号,发生了宋教仁上海被刺杀案。那时普遍的看法,作为国会大党领袖,宋教仁将竞争总理,他能威胁到的就是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换言之,宋教仁此时的风头不管怎样强劲,都不是去与袁世凯争天下,他只能是袁世凯的盟友,而不是袁世凯的政治对手。这一点袁世凯清楚,不可能去杀一个对自己无害的人。宋教仁也清楚,所以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请黄兴代为致电袁世凯,请求袁世凯继续推动宪政,如期召集国会,为中国制定一部好的宪法。

与宋教仁的判断不同,孙中山觉得袁世凯溢出了共和轨道,所以他就组织国民党进行反袁起义。这时,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事实了,一个合法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允许境内发生暴力革命,不会容忍用暴力推翻自己。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面对南方革命党人可能发生的暴力反政府事件,袁世凯在北京向外国记者说:孙黄如果执意暴力起事,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一定会动用一切力量予以镇压。袁世凯认为,正义在他这边。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孙中山黄兴在“二次革命”后威望一落千丈,甚至成为众矢之的,只好灰溜溜流亡到日本去了。整个国民党受到了很大质疑。

4月8日,宋教仁去世后不久,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会,宋教仁就是要从上海到北京参加这个会议被杀的。国会的目标:一是选举大总统;二是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永久的宪法。如果没有发生宋教仁案,这两件事情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宋教仁案之后,国会里国民党成为了大党,如果当时参众两院在这过程当中好好尽自己的职责,去为国家制定一个永久宪法,再去制定一个好的总统选举法,应该说中国可以度过宋教仁案引发的危机,宋教仁案就成了一个司法问题。当时参议院和众议院互选30名议员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来制定宪法。颁布了宪法委员会条令,里面规定了任何其他力量不得干预宪法委员会的独立性,两院的议员可以旁听没有发言权。到10月时,宪法草案大致完成。

民国元年以及民国二年,政治面临的困境就是因为最高权威的分裂,大总统没有最高权力。国会被召集起来制定宪法,然后选择总统。而宋教仁案后根据特殊国情,各党协商,国会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袁世凯是总统的不二人选,于10月10日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袁世凯当选后就职后,宪法还在制定中,当时的方案没有解决之前遇到的问题,而且有一些人意在遏制袁的权力。因此袁世凯已经成为总统了,宪法还没制定完,袁就提出了一个方案:总统公布宪法权,未来行政架构中,总统拥有绝对权,只对国会负责,而不是让国务院、国务总理分享权力,分割权力。
宪法起草委员会对袁世凯的建议案不予讨论,而是坚定不移地公布了他们制定的宪法草案。由于这个宪法草案在天坛的一个会所制定的,因而历史上习惯称之为“天坛宪草”
“天坛宪草”是一个很不成功的宪法草案,没有根据民国建立两年来的实践对《临时约法》进行修正,而是坚守了《临时约法》的权力构架,继续让议会、国务院、国务总理分割大总统的权力。假如袁世凯接受这样的宪法,那么在他的任期内,其施政情形与民国元年、二年没有多大差异。换言之,就是什么事情也别想干成,中央政府将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冲突中。

袁世凯无法接受“天坛宪草”,但他确实不该向各省都督、民政长呼吁,将各省军政民强势人物引进来一起争论,讨论“天坛宪草”。各省都督、民政长原本就对民元以来省议会专政非常不满,因而他们随声附和,异口同声反对“天坛宪草”,要求袁世凯解散国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处置参与南方革命党人反袁起义的国会议员,从而引发一场严重的“国会危机”。
国民党议员的离开,国会无法继续履行职责。袁世凯在幕僚们的建议下,以政治会议行使国会功能,制定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在历史上被称为“袁记约法”,其含义就是太过于迁就总统的利益与权力了。
“袁记约法”缓解了民国初年部分的政治紧张,但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选择了中立,而德国、英国、俄国诸大国都是参战国,他们的一个战场就在中国土地上。

日本以“英日同盟”的理由介入了战争,把山东的胶州湾从德国手中接管了。1915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在之前的二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很亲密,1898至1915年的中国变革得到日本很大的帮助。
《二十一条》第一条是山东的问题,日本要求享有中国之前给予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第二条是满蒙问题,俄国之前租借的铁路怎么能够转移到日本手中。第三条是汉冶萍公司问题,日本要求成为中日合办公司。第四条和第五条对中国有伤害,这是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的结论。日本要求中国警察制度的改革多听听日本意见,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旅游等特权。日本这个意思,让袁世凯觉得日本要灭了中国。于是袁把条约内容向其他大国有意识地泄露了,争取他们的同情——尽管之前日本要求这些内容是保密的。袁世凯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唤回流失的人心。四月底因为世界舆论对日本不利,于是日本给中国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袁世凯于5月9日答应了日本的大部分要求,并悲情透露这是一个国耻。

中日谈判将近结束的时候,杨度上了一个内参:“君宪救国论”。中国要想强大,不被别国欺负,必须重走君主立宪的路。袁世凯很欣赏这篇文章,于是一些人士开始朝着君主立宪方向运作。杨度找严复讲,中国目前的形势很是严峻,究其原因是大总统的权力受到各方面制衡,无法发挥。中国不应该走共和体制,而是应该维护君主架构。
严复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始终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君主立宪体制,假如大家都觉得小皇帝不合适的话,那么可以考虑重新选举一个成年皇帝,也可以废止摄政王的权利。严复认为,蒙古、新疆、西藏这些新开辟的土地所臣服的是满洲皇帝,如果中国现在废除帝制,让满洲皇帝退位,那么这些边地迟早会脱离中国。严复的预感迅速得到验证,蒙古宣布独立,甚至比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还早了一天。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自然不会反对杨度的“君宪救国论”。
杨度从严复的谈论中获取了动力,紧接着,他又找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人讨论,并进而组织什么“筹安会”。

筹安会的出现,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但这个事件一方面迎合了袁世凯的心理,另一方面确实属于民国政治的自由权利,无法从法律层面予以禁止。但是这样的公开讨论、鼓吹影响很坏,进而在知识界、政界形成了一个复辟帝制的风潮。以至于冯国璋见到袁世凯当面就问你是不是想做皇帝?袁世凯讲这是外界的谣传,表白他自己从临时大总统誓词开始,已经不再认同帝制了。有人认为袁世凯是在欺骗冯国璋,其实不然,如果他真要做皇帝,就应该跟这些好哥们讲清楚,争取他们的支持。这说明袁当时还未有称帝的想法。这是1915年的六月份。
而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此时弄了一个报纸,不断登一些诸如外界人士希望袁称帝的消息,以致使袁世凯误判了当时的形势。同时当时所聘请的一些宪法顾问古德诺、有贺长雄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走共和之路有些早了,重回帝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当时,1915年,小皇帝还在宫中,这种环境之下,重回帝制也不是不可以。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各方面舆论推动着民粹,希望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络绎不绝飞至他的面前,写请愿书的人包括后来被称为“反袁英雄”的蔡锷、唐继尧。这让袁世凯以为大家都期盼他称帝,袁世凯后来崩溃的原因也在于此。
在筹备洪宪王朝时袁世凯要封他的亲家黎元洪为亲王时,被黎元洪拒绝了。这没有引起袁的重视。段祺瑞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看到袁世凯被蒙蔽却听不进去建议,便请病假隐去了。严修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之前常常来见袁世凯,在袁筹备帝制期间却再不登门,这件事也没有引起袁世凯的注意。徐世昌看到这个形势也回家写字、编书去了,不搀和这个事情。

当一切筹备妥当,袁世凯1915年底宣布明年改元“洪宪”,洪宪王朝进入成立前的倒计时。让袁世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时,最先赞成重回帝制的蔡锷,却与唐继尧、梁启超等人宣布反对帝制复辟,宣布讨伐袁世凯,宣布护国。
好在袁世凯并没有一意孤行,他发现不仅国内政治家反对帝制复辟,列强实际上也很少赞同中国重建帝国。于是,袁世凯让一切称帝活动停了下来,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他既然没有称帝,没有登基,那么他理所当然还是共和国的大总统。
袁世凯的打算引发了南方的不满,此时的袁世凯陷入了困境中。是成为一个老百姓呢,还是继续处理此事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打算)慢慢找到了退位的方法,但是到袁世凯去世为止,仍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今天很公平地说,如果当时袁世凯什么都不管了,那么必然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假如袁世凯当时没有去世,他不当选总统了,但是选出另一位新总统,那么他的威望才会重新回来。
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有一个传闻讲,袁世凯家族的人寿命都较短,用喜事冲一冲会好一些,但是没有成功。我分析,袁世凯临死前对自己所作所为是极为后悔的,他一生很少做错事,却在老年做出了这样的荒唐事。袁世凯本有希望做中国的“华盛顿”,大家对他的期望也是很大。1912年,袁世凯发通电讲,我不会做中国的拿破仑,即使我做不成中国的华盛顿。大历史的局限下,他无法把握自己。
袁世凯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悲剧,而洪宪王朝给中国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有人讲中国人民没有宪政的能力、民主的能力。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对。事实上,自1901年开始的新政改革,中国人的民主宪政能力就已经发挥得很好了。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从大的环境来分析他的主观诉求和客观效果是什么,有哪些偶然因素影响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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