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抓捕的人。

　　经过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此人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叛变投敌，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党员名单供出。吴郁文、陈兴亚大喜过望，马上报告了张作霖。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订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吴郁文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把抽调来的540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捕人。

　　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妻子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之前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

　　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英勇就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百般折磨。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李大钊坚贞不屈，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在《狱中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敌人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他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中共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蒋介石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9日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神态慈祥，目光和悦，泰然自若，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牺牲时年仅39岁。

　　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冒着巨大风险，为李大钊发起公葬。在香山万安公墓购置了一块墓地，北大教授刘半农为李大钊撰写了碑文。社会各界700余人为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送葬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

　　1983年3月1日，李大钊诞辰94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香山公墓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李大钊烈士碑文》，对李大钊革命的一生给予崇高评价。邓小平亲自为李大钊烈士纪念碑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凶手伏法

　　李大钊牺牲22年后，他当年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国实现了。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1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看见靠墙处摆放着一座庞大的绞刑架，便问道：“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一位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谁?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朱文刚闻听心中一惊，马上追问。

　　旧警察见朱文刚瞪着双眼，有些害怕，不敢再往下说了。

　　朱文刚已经非常清楚地听见了“李大钊”三个字。他对在场的旧警察厉声命令道：“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听见没有?!”说完，朱文刚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

　　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了朱文刚的汇报后，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物，应当妥善保管。他指示谭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

　　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引起市公安局民警追查杀害烈士凶手的念头。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冯基平马上叫来副处长狄飞，把信递给他说：“你来负责这项工作，一定要抓住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狄飞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调查科侦察员温振海。

　　第二天，身着便衣的温振海骑着自行车直奔鼓楼地区。到鼓楼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从户口底册上查找到一个叫吴博斋的人。登记显示此人69岁，汉族，北京密云县人，无职业，住在旧鼓楼大街4号。温振海心中暗想：“吴博斋”与密函中提到的“吴博哉”谐音，只差一个字，年龄也差不多，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温振海决定前去探个虚实。

　　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房前，屋门没有锁，温振海借口找人走了进去。他看见屋里有一张床，床上歪躺着一个老头。老头很瘦，满脸病态。温振海走上前去，关切地问：“老人家，您病了吗?身边怎么没人伺候您呀?”

　　“唉!老了，活不了几天了。”老头一边唉声叹气地说着，一边用异样的目光死死盯着温振海。

　　温振海从老头的目光中察觉出他不是一般的人。为了不打草惊蛇，他退了出来。从老头的邻居处，温振海了解到，这个老头就是吴博斋。

　　为慎重起见，狄飞又安排侦察员查阅了接管下来的敌伪档案，提审了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的中统、军统特务，证实吴博斋就是吴郁文。

　　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犯罪行，判处其死刑。

　　之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陈兴亚、雷恒成、王振南等相继落网，逐一伏法，这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一个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