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教授作为中国本土科学家首获医学牛奖， 举国一片欢腾。青蒿素的研究获得牛奖是名至实归，在其他领域，中国科学家获得牛奖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有意思的是，跟游泳和女排夺冠一样， 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科学技术上王者归来，背后依然是饱受争议的举国体制。
做科学研究的都知道，做研究第一重要的是选题，这里的选题指的不是跟风的选题，而是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选题， 第二是要有资源。在这个项目上，这两方面都是举国体制的功劳。由于当时文革，一些原本致力于此的资深科学工作者正被关牛棚、或靠边站，甚至受迫害，比如中国药理学的创始人张昌绍教授于1967年自杀，早在1946年和1948年，张昌绍就分别在《科学》和《自然》上报道中药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疟作用。年轻的屠呦呦得到了作为一个重要小组的负责人的机会。有人提议给谁谁谁发牛奖纪念奖，我多次说过，在各方面的许许多多的张昌绍们都应该得到肯定和纪念。
当然，谈举国体制并不是要否定个人的作用，比如于敏的作用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过异议，只是其他一些人的贡献因各种原因不为公众所知。举国体制在一些体育项目上的成功也是一样，金牌当然只能授予从事该项目的个人而不是集体。其实还有一些科技成就也可以拿奖的，但不知道该给谁而已。
本文并不在于讨论这个项目的各方面的作用。谁得牛奖其实并不重要。本人对屠呦呦教授的得奖也没有异议，总要发给一个人，屠呦呦教授至少也是贡献最大的个人之一，如果没有之二。 我想说的是，对举国体制的优缺点，就是老美爱说的 pro and con. 及其历史条件和意义 , 向来没有得到深入研究, 对举国体制的评议正负两方面向来都只是简单化，和政治化。举国体制不仅仅表现在科研项目上，在经济建设等方面也是一样，高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扩大一点说，在股市上的国家队，则是金融方面的例子。举国体制在中国的国情下，在各方面都还会继续下去。 虽然现在的举国体制，和那时候也很不同了。什么地方应该用，什么地方要谨慎，什么地方应该退出, 要有学术上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