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前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与管理思维远远没能跟上经济的迅猛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新中国的社会管理体系与管理思维脱胎于农耕社会，带有浓郁的专制色彩。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受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生活，社会地位的改善），原本高效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思维逐渐与社会现实脱节。

从邓时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到老板“建立现代国家管理体系”的说法都体现出了领导层的忧患意识，体现出了领导层对改变国家管理体制必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随着矛盾的深化与岁月的流逝而日趋深刻。

（二）

26年来，国家管理体制，特别是经济管理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政治管理体制的变革远逊于经济管理体制的发展。但从党内微观层面来观察，中国的政治管理体制与政治管理思维，还是在发生着”细雨润无声”变化。

但正如任何物体都具有惯性一样，新中国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与管理思维本身也有着巨大的惯性，改变其固有的运行模式亦非常艰难，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官员队伍规模的庞大。

庞大的官员队伍是在旧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其思维模式与行为定势的改变是很艰难的，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任何激进的改革都会使他们无法适应，会使他们以各种形式进行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抗拒。

目前老板的反腐，除固权目的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改造干部队伍的思维与行为模式

王岐山推荐高级官员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告诫大家，在经济迅猛发展，人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刻，也是政治上最危险的时刻，任何不慎，那怕是很微小的改革和变更，都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暴风骤雨“。

因此，新班子对变革特别谨慎，从反腐到干部队伍的重建，任何国家管理体制的更新都力求稳健，都”宁缓勿急“。对民间不稳定因素的控制更是百倍的小心，生怕”星星之火“引发燎原之灾。

从表面看，老板党内集权和强化对民间异议分子的打压，是“历史的倒退”。实际上是为推进改革而蓄势。

不改革国家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必然会导致整个体制的崩溃，这一危机已迫在眉睫，高层比平民百姓更清楚这一点。

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领导中国这艘巨轮的转向必须格外谨慎小心。老板对内集权是为了削弱党内反对势力的掣肘。对外打压异议分子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在巨轮掉头时，海面风浪的平静。

（三）

老板宣示是要“建立现代国家管理体制”。我们觉得这是真话，也是实话。建立新的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现代国家管理体制，才能解决眼下的危机，才能维系“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

“现代国家管理体制”到底是什么样子？从邓小平以降，在历届国家领导人心目中，新加坡都是模板。但将来具体要模仿到什么，需根据中国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

在毛之后，邓以务实的精神冲破党内重重有形与无形的阻力，确立了中国发展的新方向。邓推动改革凭借的是他个人的远见卓识，凭借的是他个人的勇气、毅力与魄力，加之其在党内的威望。

江在邓之后，继续推动了经济管理模式的变革，并以“三个代表”为口号，解决了新生资产阶级在党内外的社会地位问题，把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代表全民的执政党。江凝聚改革队伍，突破党内旧有思维模式，建立新的经济管理体制与发展模式靠的是“利益驱动”。

胡温没有任何背景，只能“萧规曹随”，无为而治。在邓、江时代萌生的权贵阶层迎风见长，日益坐大。

到老板执政的时代，权贵阶层在政经领域日益坐大的势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管理体制的现代化，加剧了贫富分化与社会分裂。老板要想坐稳位置，维持政权的生存就必须有所作为。我们觉得这就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动力。

老板年逾花甲，历尽沧桑，在党内是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的实干家，而非薄熙来那样的纨绔子弟。从老板在高层反腐，老谋深算，一步一个脚印的稳健程度来看，老板在未来推进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性战役中，胜算的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