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留影

　　我这个朋友很健谈，跟人也是自来熟。她看到前边的老太太很象老干部，就问：“您是老干部吧?”听到人家说是，我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问：“那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干部，是我朋友的妈妈。”没想到那人说：“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邓力群的风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来不管受了革命队伍多少年的教育，爱在背后议论人，是中国人的通病。

　　革命老干部也未见得清高多少。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与我这朋友道来，直到俩人排到了菜摊儿那儿为止。回到沟儿里，我这朋友大呼二叫地对我说：“嘿!你妈当年可够风流的!你知道她和邓力群有一腿子吗?”我觉得很羞愧，也很不齿于这么个革命老太太怎么在大街上与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年青人扯这种事，一定是神经不正常，太不可信!没有细问。我的朋友大概也觉出我的尴尬，就没再多说。这件事是多年后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篮烂橘子去看我妈的朋友的母亲--郭静阿姨向我证实的。

　　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

　　还有一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小范在这里。”胡心领神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1944年6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当时组织上怕他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告诉我爸，她和邓力群是真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

　　我爸此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我知道我妈和我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俩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婚。

　　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我妈的这个弥天大谎，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戏可以比的。复婚后，妈妈就调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报》工作。

　　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邓力群确实班配。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邓力群确实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给邓力群写信，想工作。邓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历史研究”杂志。

　　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挚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妈揭发之害，当然不要。邓力群似乎也没有办法。83年，我妈妈去上海，见到她早年武汉演出队好友，非常动感情地谈起与邓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边放了一盆凉水，边谈边不断地用凉毛巾搭在额头上，激动地难以自已。89年马列学院50周年纪念集会，二人见面坐在一起谈笑风声。周围很有人看不下去。

　　我真是觉得共产党多管闲事，剥夺了俩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妈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这倒霉的复婚而吃尽了苦头。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谈起此事，大家都观点一致，甭管好人坏人，两个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觉得合适幸福，别人管得着吗?我曾直言不讳地把此观点告诉了我爸。我爸爸说，“那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当然要干涉。你也别说风凉话，要不是和你妈复婚，也不会有你。”我大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和我妈的复婚。而不遗憾我妈和邓力群没成。”（作者：李南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