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夫小九

香港占中纷纷扰扰的局面已经持续两周多了。这两天从网上传递的来自北京杀气腾腾的信息来看，似乎占中问题的解决越来越有被逼向双输的死局结果。作为身在海外又关心中国时局的华人，不得不提醒一下习近平同志：“危险啊！”。

这两天看了48集的电视剧“邓小平”，感觉最大的亮点便是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风格。那就让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全面地分析香港占中事件及其演进的后果吧：

首先，我们必须给香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定位。香港是一个高度自由化的自由港，在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虽然没有自由选举的民主权力，但有一整套按英美法系（案例法）建立起来的良好法治体系，尤其后期廉政公署建立以来，有效地惩治了官员腐败，并使香港的黑社会势力受到重创后，逐渐脱离了传统的“黄、赌、毒”行业，不断地“漂白”进入各类正当行业。97年回归中国之后，仍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至今已是一个科技、教育、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在文化上甚至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即不崇尚任何权威的高度自由主义。按照香港基本法，民主制度的建设亦是循序渐进，2017年以前行政长官由小范围的选举委员会产生，中央政府任命。立法会选举也是逐年放开公民直选议员。现今为止，涵盖各专业领域的功能组别推荐的议员占大多数。可以说，97年回归后至今香港的行政上是开明的精英治理模式，不管是亲北京的首任特首董建华，还是港英殖民时期的旧人第二任特首曾荫权在位，都没有出过什么太大的乱子。除了董建华2003年欲推行23条“颠覆政府罪”的立法因为民间的示威游行被搁置，近年梁振英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运动”进教科书受到学校的抵制而搁浅。这两次事件都是在中央政府由胡锦涛的领导下，采取和谐社会的治理宗旨，体谅到香港社会的现实状况，中央政府没有用强，取得了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

本来按常理，中央对香港特首的选拔应遵循“朋友型”的原则，即由中央政府的“朋友”性质的精英来治理香港。因为，香港毕竟是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自由、平等、人权等的普世价值的社会基础。尽管港英时期没有民主，但毕竟那时是除了总督外，大多数都是港人精英的开明专制治港，老百姓没有太多的民主诉求，所以也没有酿成什么大规模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央在香港回归以来，也一直遵守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对香港的治理并没有过分的干预，能够任命“朋友型”的人物曾荫权做两届特首便是很好的例证。而实践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成功的。但不幸的是，在这一届特首小范围选举中，中央错误地支持了带有“地下党员”色彩的梁振英同志，从其在小范围获选的低支持率（1200推选委中只获得了689票）上任开始，就没能团结到绝大多数的治港精英，再加上他上任以后，更以共产党员的姿态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进教科书和2017年普选的政改方案，很难保证他在政改方案中没有设定保证他能够获得连任的有利条款。所以才有了引起很多香港人不满的推选委员会提名候选人由八分之一联署倒退到二分之一联署的后退，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假民主方案。很难说中央在一开始不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梁正英绑架的，因为一开始中央可能认为选自己的同志任特首当然更好，也没有过多地考虑万一行不通出现问题后该如何，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和梁振英在同一条船上。

但毫无疑问的是，用共产党自己的同志治理香港无疑是犯下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因为用朋友类型（诸如董建华和曾荫权）的精英治港是不容易树立太多的敌人，而用同志式的人物治港，其思路和方法自然而然的同香港现存的法律、政治和社会产生诸多矛盾之处，很容易树立自己的敌人，造成社会的撕裂，当然，他也会成为英美背后势力的攻击目标。

从梁振英的政改方案看，确实有有利于自己同志当选的小算盘，怎么有利怎么来，也不管民间和社会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和不同的建议，连蒙带骗地送交了人大，（我们愿意这样相信，难道还不成由人大先定条条框框，然后港府照做？这样的话，不但程序正义说不过去，专制的野蛮更等同于被剥光了衣服般的难看。）于是便有了人大政改方案落闸的决定。按照香港基本法，人大的决定是有法律的权威的，这也是香港社会上较为普遍的看法，尽管政改方案不尽合理，但是合法。

下面说说占中三子（谭耀宗、李建民、朱耀明）。他们知道政改方案中二分之一以上推选委员会提名的高门槛（推选委亲中的建制派成员占大多数），以及杜绝公民提名的可能性，泛民成员等非主流派人物当选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他们也知道人大决定的合法性。假设他们背后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不排除他们背后还有更大势力的人物，比如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或者英美某个不具名的基金会），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明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梁振英同志的方案若是那么公平、公正和无可挑剔的话，他们再怎么闹，也起不了势。当青年学生了解梁振英的方案后，他们的热血和简单决定了他们对梁振英方案的强烈反弹。我们知道香港学生是在现代英美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青年。他们具有不惧权威、自我中心的自由主义特点，自然而然，他们就成了反抗梁振英假民主的主流。如果象人民日报或者环球时报的评论，把他们仅仅看成是一群被人利用的无知少年，不是罔顾事实，就是别有用心。我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在青年的灵魂深处是有何等亢奋的作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何况按香港现在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现实，他们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恐惧，仅仅是违反治安法占领中环的街道而已，而所诉求的又是自由和民主的崇高理想。所以，包括象李嘉诚一样的经济权威和其他的忧心人士，向他们柔情喊话，尽早结束占中，却也无济于事。

下面让我们回到香港政府及中央对占中问题的回应上。从9月28日一开始，梁振英的同志式思维就决定了他采用强硬的手段来回应前期学生的示威游行，不但抓捕了17岁的学生领袖黄之锋，而且还用87颗催泪弹和胡椒喷雾驱散和平示威的学生。在新闻自由的聚光灯下，其颇为暴力的场面引发了香港市民极大的民怨和对学生的同情，使得普通的市民也参与到对政府的反抗中来。占中三子见势而为，决定把十月一日的占中计划提前到当日，一度参与的市民和学生达十五万之多，在中环、铜锣湾、旺角等多地占领街道，阻拦交通。接下来，梁振英政府一看镇压不行，便采用拖字诀，对学生抗议不做任何妥协回应，想让占中运动造成的不便引起公愤，利用受影响的市民和商家对占中学生和市民的施压来拖垮占中运动。确实占中十多天来因交通阻断和经济受损引起的民怨甚多，但拖字诀亦是一把双刃剑，占中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除了对占中运动的指责外，也还有更多的是对政府漠视自己的管制责任和丧失管制力的批评。期间更是出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混乱暴力打斗场面，甚至有黑势力背景的人参与到反占中的暴力争斗中。事件的演变对港府的威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正式渠道流出的信息基本上是无条件地支持梁振英和谴责占中的运动。随着近日BBC报道的不具名中国政府官员向外释放越来越强硬的信号，对占中绝不容忍，绝不妥协，并把占中定性为“颜色革命”，占中运动的矛盾正一步步被激化。正如我在前文“香港占中发展趋势研判”中所描述，我现在高度怀疑在梁振英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事态的发展方向。十多天的占中，学生在露天环境中，早已精疲力竭，加上市民的抱怨，已使运动颇显疲态，这时稍加安抚，妥协对话极容易达成解决办法。谁知道港府上周五主动搁置对话契机，近日各方信息又杀气腾腾，对疲惫的学生不断挑逗刺激，惟恐运动不乱下去。

本来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资产不是太多。大跃进和文革的苦难对香港人来说，只是亲朋好友的道听途说，没有太多痛彻心扉的切身感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给香港人带来了很多实惠。应该说现在的中央政府在港人心中的正资产，应是远远大于负资产的。加上习近平通过反腐建立的权威和自信，处理一个选举方案应该是小事一桩。为什么在占中这件事上会走入死胡同呢？我不得不说，中央负责港澳事务的官员是严重失职的。首先一点，用“党员同志”式的思维来治理香港是缺少小平同志政治智慧的表现。当占中问题出现时，是否有足够高阶的官员能够平心、耐心地观看，除了“自己人”以外的独立和中立媒体，甚至敌对势力的媒体，关于占中现场的视频。通过各类不同的现场视频，起码可以了解占中街头运动的基本特点，尤其应该实事求是地了解那些学生为了自由和民主理想的激情特征。当客观了解了学生的主张后，应该不会把学生们的选举诉求同颜色革命等同起来。同时了解了占中现场的和平和克制的状态，也不会与暴力镇压的手段结合起来。

占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其阻断交通的行为是违反治安法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法不责众”，就象香港律师公会说的，“公民抗命”是一个哲学问题，就算你把领头的几个占中分子抓起来，对那么多发自内心激情的学生，你不能套用大陆那种“不明真相”、“被利用”的说辞去愚弄人家。何况香港的法律现实是，你抓了又有什么用？黄之锋不是被抓了，很快就放了吗！香港的法律是案例法和陪审团制度，在民主社会因寻求民主违法上街而被定无罪的案例有的是，那不是抓了又放，何苦呢？就算勉强定罪，最多不过是几个月而已，有什么威慑力？！有的网友指望受损商家向占中人士索赔，这也太不了解英美法律体系了。即便索赔，也是向政府和保险公司，对占中人士的压力微乎其微。

象中联办张晓明和原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这样在香港长期浸淫的人，本该了解香港的客观环境，在对待占中上不宜用强，怎么能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沿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敌人无限地夸大，来掩盖自己的失职，用极荒诞的“颜色革命”给占中定性。其实香港的一国两制对日益壮大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收回来，一国一制，对中国最多不过是多了一个直辖市，而收回的代价和痛苦是无法预计的，会得不偿失。但是保留一国两制对未来台湾统一的民族大业会有莫大的好处。就算让香港人完全自由地先民主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一国两制的天然屏障也不会让民主蔓延到内地，而引起内地的社会不稳定。中央政府以开明的形象支持自由选举，也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中央政府的“朋友”在务实的香港人选票中当选，没必要搞那些假不拉几的事，消耗自己的正资产，这点自信应该有的。这也是共产党学习和研究真民主选举的绝好实验室，难道说党内就永远小范围地内定下去？就算万一中央政府不喜欢的人被选上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难道他有胆搞港独？因为毕竟主权和军队在中央政府，这才是中央的底线。那么他最多只是不听话而已，何况目前香港的政界、法律界、新闻界不听话的人多了去了。那又怎样？这就是一国两制的现实，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谈判和对话是解决占中的最佳良途。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中央尽快调整治港思路，放弃梁振英同志。他实在觉得委屈的话，转回中央政协任职。如果真的动了镇压念头，最终演进的结果是最后必定出动解放军。因为港府的行政手段是有限的，制度不改变，你抓了，法院可以放，压是压不住的。除非中央真打算一国一制，让大批内地共产党员赴港，在政府、法院、新闻媒体等各单位建立党委。如果真这么想，那就让矛盾继续激化下去吧。那么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只有暗自庆幸自己身处国外了，“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就有可能成为普通中国人一种奢侈的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