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言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发生的“四五运动”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让中共的部分领导人看到了民心所向。我曾在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的札记之六《艰难的复出》中提过，邓小平为第二次复出曾卑躬屈膝给毛泽东写信输诚，并表态“永不翻案”，但后来在75年却宁可冒着被撤职的危险也不愿意在检讨中明确肯定文革，如此前恭后倨，一部分是他认为毛的时日不多无法掌控大局，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看懂了林彪事件后民众对文革的反感，这些民情导致了翌年清明的总爆发--四五运动。

当年的中共中央说邓小平是四五运动的黑手当然是胡诌，如同8964事件后试图说赵紫阳是64黑手一样的，但，无论是四五运动还是六四风波中，当年的中国人虽然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却是可以（至少自己以为）通过示威的方式来选择在中共内部的领导人的。四五运动是被民兵的棍棒镇压下去，于是中国民众需要发泄自己的怨气时还有后面的六四民主运动，而六四最终是由坦克和机枪镇压的，于是中国民众就再也没有想法用示威的方式在中共内寻找自己的代言人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共的合法性也就消失了。

四五运动没有人敢下令开枪，只是使用民兵；而六四惨剧后的上海，朱镕基也敢于向中央表态不需要派军队，上海市委市政府可以控制局面，他是利用退休工人（每天30元，相当于大部分职工的半月工资）组织纠察队维护秩序，并和学生领袖谈判。他更是在当年上海职工的国庆晚会上主动唱一曲《甘露寺》中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为何造成六四悲剧，虽至今可能还有很多的历史谜团没有解开，无法揭示当时决策过程，但邓小平作为该惨剧的主导，肯定是难辞其咎的了。

老子言：『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中共曾经是人民箪食壶浆迎接进京的，即使是历次的运动折腾，大多数百姓还是对中共寄予厚望，尤其是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民众中的地位又变成了“亲而誉之”，可是这个杀字一出口，邓的地位就有“总设计师”变成了“总射击师”了。虽然他后来92南巡试图做一些补救，并启用六四期间表现暧昧的朱镕基推行经济改革，但中共在民众中的地位渐渐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歌颂到六四后的恐惧，直至今天的恐惧加嘲弄了；同样，中共领导人也由对中国人民自信与依赖，变成了今日的恐惧与害怕了—否则他们不会有选择红二代/三代来接班的计划，他们担心被掘祖坟。

邓小平第三次崛起源于四五运动，却主导了六四惨剧，从而根绝了四五运动那样中共与民众互动的机会。历史总是让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