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79年12月，刘素媛按副连职干部转业，分配到北京市。转业之前对她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并开除了她的党籍。

　　江青要把歌剧《江姐》全部推翻，另搞一部作品。空政文工团领导人心惶惶，忐忑不安。刘素媛从武汉传来了一个消息：对于《江姐》，毛主席再一次表示了赞扬和肯定。

　　1964年12月中旬，江青把牛畅叫到中南海紫光阁，找他谈话。

　　牛畅，山西省壶关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58年任空政歌舞团团长，1960年任空政文公团总团副团长。牛畅和时乐蒙是著名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的曲作者。

　　江青对牛畅说：“你们团搞的那个歌剧《江姐》，我和主席都看了。主席对这个剧有点意见，说江姐不应该死，应该让双枪老太婆带着游击队打进渣滓洞，把江姐救出来。我觉得《江姐》是立意不好。小说《红岩》突出的是工人，你们的歌剧《江姐》，还有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两个戏都突出了小知识分子，这怎么行呢？音乐也要改。《江姐》用南方的小调，缠缠绵绵，悲悲切切，能反映革命先烈吗？应该用河北梆子唱。河北梆子唱起来多么高亢、激昂！你回去说一说，《江姐》不要在南方演了，不要再凑热闹了！我要重新搞个《红岩》，京剧全本的。阎肃的歌词写得不错，把他叫来，你把整个创作队伍都叫来……”

　　江青要把空政文工团的《江姐》全部推翻，然后另起炉灶，重新拉起一套班子，另搞一部作品。

　　牛畅回来以后，整理了一个谈话既要，上报空军党委。

　　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是河南洛阳人，看过报告，用河南话嘟哝了几句：“用河北梆子唱？南方音乐有啥不好？南方也有几亿人口，就不要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几句话成了他反对江青的一大罪状。

　　作为总团副团长，牛畅当然不愿意让《江姐》被全部推翻。他借口周恩来布置的任务，带着几个创作人员去了越南。

　　江青谈话，空政文工团的领导没敢往下传达，害怕一旦透露出去，会引起全团人心大乱。尽管如此，团领导仍人心惶惶，忐忑不安。

　　就在此时，刘素媛从武汉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对于歌剧《江姐》，毛主席再一次表示了赞扬和肯定。

　　1965年3月19日，空政文工团抵达武汉。

　　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刚卸完妆，有人叫刘素媛接电话。她心想自己在武汉没有熟人，不知是谁打来的？拿起话筒，一听声音，她高兴得差一点人叫了起来，原来是毛泽东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吴旭君在武汉，那么，毛泽东肯定也来到武汉了！

　　“是小刘吗？吴旭君在电话里问道。

　　“是我，你怎么到武汉来了？”

　　“主席和我们都在武汉。”

　　“在哪儿呢？”

　　“在东湖宾馆，主席想见见你。”

　　不一会儿，一辆轿车把刘素媛接到了景色秀丽的东湖。毛泽东见到她很高兴，叫她讲一讲这些日子在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演出《江姐》时观众的反映。

　　刘素媛说：“观众反应非常强烈。当看到江姐壮烈牺牲时，许多观众都忍不住哭了。戏演完了，群众围着舞台，都不愿意走。”

　　毛泽东说：“那就不让江姐死了嘛！”

　　刘素媛继续说到“当观众看到甫志高叛变了革命，当了叛徒，出卖了江姐时，对甫志高恨得咬牙切齿。有些群众就往舞台上扔石头，要打甫志高。”

　　“呦！”毛泽东关心地问到：“打着了没有？”

　　“没有。”接着，刘素媛说起了一路上的见闻。她绘声绘色地说起自己在广州看到的一次耍蛇表演，耍蛇人如何把巨大的蟒蛇缠绕在身上、脖子上……

　　“不要讲了，太吓人了”刘素媛正说得起劲，毛泽东突然把她的话打断了。

　　应毛泽东的要求，刘素媛给他演唱了两首歌曲——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和《绣红旗》。刘素媛原本就是《江姐》里的演员，许多歌曲就是由她领唱的，加之今天是为毛泽东演唱，所以她唱得很动感情。

　　毛泽东习惯于晚间工作，当他得知刘素媛刚卸完妆，还没有吃晚饭时，便请刘素媛一道吃饭。同桌一起进餐的还有张玉风、吴旭君等。

　　后来，毛泽动的这些谈话，经刘素媛传到了空政文工团团领导那里，他们都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

　　但是，江青仍然觉得歌剧《江姐》妨碍了她搞的那些“样板戏”，多次给吴法宪打电话：“你们那个《江姐》该停演了！你们的风头出得够多的了，该刹车啦！”

　　吴法宪便把正准备去西安演出的空政文工团，从武汉调回到了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8个“样板戏”独霸舞台，歌剧《江姐》被彻底打入了冷宫。

　　周恩来：“你们联合演出我就看，不联合我不看。”毛泽东对刘素媛说：“你可以找叶群。”叶群马上答应接见刘素媛。林彪经过深思熟虑，接过了这枚棋子。

　　“文革”初期，空政文工团山头林立，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文工团的领导先后受到了冲击和批判。1966年冬天，当空军机关和文工团的一派群众开始把矛头指向空军领导时，以刘素媛为首的一派，明显偏袒、保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等，因而被成为“保守派”，又称“保皇派。”

　　到了1967年年初，空军、海军、总后勤部所属的驻京机关、院校、文艺团体中的群众组织，已经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造反派”。“中央文革”总的来讲是支持这一派，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基本上也都支持这一派，因而这一派的人比较多，势力较大。而保吴、李、邱的“保守派”势力则弱一点。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那一段时间的日子也比较难捱。“造反派”动不动就要揪斗他们，其斗争方式也是非常残酷的，低头弯腰、揪头发、做检查…那是家常便饭。邱会作甚至被总后机关的“造反派”打伤了，叶群拿着林彪、陈伯达的手令才把他救出来。吴、李、邱被“造反派”闹得心惊肉跳，经常东躲西藏。

　　林彪性格内向、冷漠、清高、甚至有点古怪。他与江青一伙人，既勾结，又有矛盾。只要不触犯他的势力范围，他都可以忍让；一旦触犯了他的势力范围，他必然要瞅准一个时机，奋起反击。林彪有心保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但那时吴、李、邱尚未铁下心来追随林彪，林彪可能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便没有站出来公开表态。

　　前面讲过，空军领导当中负责空政文工团“中南海任务”的是吴法宪。文工团每次从中南海“出任务”回来，带队的干部都要向吴法宪做汇报。

　　1966年前后，国内政治气温日渐升高，口号一日一换，形势变幻莫测。吴法宪对于听汇报越来越重视，再忙，他都要听汇报。他一边听，一边拿着一个小本子记着，嘴还不停地问着：“今天晚上谁来了？XXX怎么不来了？休息的时候，主席爱跟谁坐在一起说话？你们听到主席说什么没有？……”

　　一开始，吴法宪对于空军机关两派群众组织的态度，还有一点摇摆不定，不知站在哪一边好。有一次，毛泽东对刘素媛说，“叫吴法宪把屁股坐过来！”吴法宪这才站到了“保守派”一边。

　　1967年3月，空政文工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于有空军党委的支持，刘素媛任主任。

　　五一节前夕，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周恩来指示：五一节驻京各文艺团体要到各公园去演出，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应当联合起来演出。你们联合演出我就看，不联合我就不看。演好了，到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还可以继续演……

　　周恩来这番讲话的意图非常明显，他要求两派群众，尤其是军队文艺团体的两派群众，借演出的机会，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总政文化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兵种文化部部长会议，对演出工作做出了布置。

　　与此同时，即1967年4月下旬，刘素媛和小部、小李三个人去了中南海。在丰泽园，她们向毛泽东汇报说，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也不搞演出了。她们准备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排练一些节目，组织一次演出。

　　毛泽东深思片刻，对刘素媛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

　　刘素媛说：“不好找，我找不着她。”

　　毛泽东便叫他的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电话，把此事告诉叶群。叶群得知这是“一姐”（即毛泽东）的意思时，马上答应接见刘素媛等人。

　　林彪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通过叶群，接过刘素媛这枚棋子，在千军万马厮杀一团的棋盘上，瞧准空档，下了一着棋。

　　这是一步狠招，更是一步恶招。

　　叶群叫刘素媛串联同一派人组织演出。吴法宪、李作鹏得知演出得到林彪支持，大为振奋。肖华分别给两派做工作。李作鹏调兵遣将。“冲派”也不示弱，联络蒯大富、韩爱晶。武斗一触即发。

　　叶群是在钓鱼台的一间会客室里接见刘素媛等人的。据刘素媛回忆，同去的还有空政文工团的小邵、小李。领她们去钓鱼台的，是中央警卫局一位叫东方的干部。

　　叶群一见到她们，便主动地上前和她们握手。她拉着刘素媛的手，热情地说：“你好，小刘。我很早就想见见你，一直抽不出时间。我们过去就认识嘛，你舞跳得好，歌也唱得好……”

　　一阵寒暄之后，谈话转入了正题。

　　刘素媛说：“运动一开始，有些人就要打倒吴司令，我们不同意。吴法宪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部人，怎么能被打倒呢？我们就和他们辩论，他们仗着人多，骂我们是‘老保’、‘保皇派’处处与我们作对，攻击我们。”

　　叶群说：“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和林彪同志都知道。我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你们没有错。不要怕别人骂你们是‘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把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

　　“我们听叶主任的。”

　　“不是听我的，而是应该听主席的。你们常去中南海，知道主席是什么态度吗？”

　　“听主席的意思，他也是保吴法宪的。”

　　“主席保吴法宪，是对林彪同志最大的支持。你们放心吧，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接着，刘素媛说起了演出的事：“今年5月23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我们想搞一台文艺晚会。叶主任，你支持我们吗？”

　　叶群用肯定的语气说：“我支持你们，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在演出当中，你们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歌颂江青同志。”

　　“我们想和他们搞联合演出。”

　　“和哪些人搞联合演出？”叶群关心地问道。

　　“和另一派的群众。”

　　叶群想了想，说：“可以搞联合演出。但是，为什么要找那些反对你么的人搞联合演出呢？你们觉得人少，可以到北京军区、海军、其他军兵种文工团的‘左’派组织中串联的一下嘛！”

　　2001年底，笔者采访刘素媛时，说起这一段往事，刘素媛神情郑重地说，“我们去找叶群时，是想搞联合演出的，就是团里的两派联合起来演一下。叶群不同意，她叫我们串联别的团同一派的人搞联合演出，结果，一下子把事情搞大了！”

　　从钓鱼抬出来，刘素媛等人很快就串联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海正文工团同一派别的群众组织，开始排练节目。因为演员来自陆、海、空三军文工团，以后，这一派被称之为“老三军”。与此同时，刘素媛向吴法宪做了汇报。吴法宪、李作鹏得知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大为振奋，认为这是扩大影响的绝好机会。空军、海军、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均表示支持，并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

　　另一派群众组织得知这一消息，立刻被激怒了。他们认为这是“老保翻天”，马上发表严正声明，如果对方胆敢单方面搞演出，就要冲击演出会场，砸烂会场。这一派以后被称之为“冲派”，又称“新三军”。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听说以后，感到问题严重，分别给两派群众组织做工作。他劝说“老三军”不要演出或推迟演出，以免激化矛盾，引起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校等单位的“冲派”，不准冲击演出会场。

　　吴法宪、李作鹏给叶群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叶群说：“不听他的！他算老几！你们按原计划演出，我看谁敢冲！”

　　这场演出的时间，定在1967年5月13日晚上，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由于有林彪撑腰，5月13日下午，李作鹏在自己家中召集海军“红联总”负责人开会，调兵遣将，做了精心部属：一部分人去北京展览馆剧场，一部分人在海军大院待命，一旦“冲派”冲击会场，立刻派兵前去增援。

　　“冲派”也不示弱，他们联络了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声势浩大，决心要与“老保”血战到底。

　　双方剑拔弩张，一场驻京部队之间的武斗一触即发。

　　五大“学生领袖”，那天晚上来了两个。两派扭成一团，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黄、吴、叶、李、邱把“五一三”作为纪念日。翌年5月13日，他们特地登上八达岭，“合影留念”

　　1967年5月13日下午，北京展览馆剧场前车轮滚滚，人声鼎沸，几十辆军车，一辆接着一辆，载着陆、海、空三军的演出人员和指战员。他们一个个手里都拿着《毛主席语录》，精神抖擞地唱着语录歌曲，挥舞着战旗，呼喊着口号。下车以后，排着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展览馆剧场。

　　与此同时，“冲派”的大批人马也乘坐着几十辆军车，从四面八方迅速朝展览馆剧场方向汇集。

　　肖华急忙给空军机关、海军机关的负责人打电话，劝他们顾全大局，为防止出现问题，还是不演出为好。

　　不一会，叶群又打来电话，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不要听肖华的！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能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曲？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呢！”林彪还要北京卫戍区派部队保护演出。

　　“那天晚上，你在哪儿呢？”在采访时，笔者向刘素媛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中南海。”刘素媛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你没有去北展剧场？”

　　“我在中南海出任务。”

　　7点钟左右，小邵从北展剧场给刘素媛打电话，说人已经到齐，演出准备已就绪，7点30分准时演出。

　　刘素媛正在舞会上，她放下电话，兴高采烈地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我们的演出胜利啦！”

　　毛泽东吸着香烟，看看刘素媛，不动声色地说：“我看，胜利个屁！”

　　刘素媛听了，当时愣了一下。

　　是个这么多年，刘素媛说起这段往事，仍忍不住笑了起来：“还是主席看得透，当时我还不信。后来没过10分钟，剧场里面就打起来了，剧场被砸了个稀烂！”

　　领头冲击剧场的，是解放军艺术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紧随其后的是蒯大富、韩爱晶带来的北大、清华、北航等院校的“红卫兵”。

　　成立于1966年9月6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赫赫有名。其中，最为名的是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

　　五大“学生领袖”，那天晚上来了两个。

　　演出之前，只听见一声呐喊：“冲啊！”展览馆剧场外面的小树林里，呼啦啦冲出来一大群人。门口的保卫人员正想阻拦，一看冲在前边的全是女将，愣了一下，不敢动粗。“冲派”齐声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杀气腾腾，直扑舞台，抓到什么就砸什么。锣、鼓、钹、镲、铃铛……被砸得乱七八糟。两派组织台上台下扭成一团，许多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场内正打得热闹，场外李作鹏亲自出马，率领一批人员火速增援，与先到那里的空军政委余立金会了面。北京卫戍部队赶来维持秩序。几方面的部队汇合混杂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

　　“冲派”也急调人增援，但为时已晚。毕竟海军早有准备，他们以逸待劳，仗着人多，不一会儿组收复了“阵地”，把“冲派”赶走了。

　　战斗结束是，双方共有50多人被打伤。

　　周恩来得知消息，立即叫肖华、陈伯达赶往现场处理。他俩赶到现场时，剧场已是一片狼藉。肖华痛心地说：“不要乱了！我们是人民军队，是保护人民的，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清早，天安门广场、北京街头和总政治部大院，同时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标语，矛头只指肖华。林彪则派叶群到医院慰问“老三军”的受伤人员，赠送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

　　“五一三”事件是林彪反党集团形成的一个标志，黄、吴、叶、李、邱也把“五一三”作为纪念日。1968年5月13日，他们特地登上八达岭，合影留念。那一天，叶群还喜不自禁地问了一句：“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黄、吴、李、邱心领神会。

　　刘素媛把江腾蛟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人不正，此人不能重用。”林彪想把江腾蛟调到北京。毛泽东及时察觉和阻止

　　1970年5月，空政文工团奉上级命令进行了整编。空政文工团的番号撤销，改名为“空军政治部宣传队”。刘素媛任队长，吴洪范任政委。原来的空政歌舞团、歌剧团、话剧团3个分团，分别改为一连、二连、三连。这一次整编，带有浓重的“文化大革命”色彩。

　　空政宣传队属于空军政治部的直属单位，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刘素媛经常要去空军机关大院。有一天，她遇见了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一见到刘素媛，江腾蛟喜形于色，主动和她打招呼：“小刘，你好。好久没见到你了。”

　　“江政委，你好。你怎么到北京来了？”其实，刘素媛已经听到了一些传闻，说江腾蛟可能要调到北京来，要被提升为空军政治部主任。

　　江腾蛟笑容满面地说：“我是来开会的。主席叫我到北京来的。”

　　过了几天，刘素媛去中南海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断然说道：“我没有叫他来。”

　　接着，刘素媛又把自己听到的有关江腾蛟要当空军政治部主任的传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此人不正，不能重用。”

　　这一时期，林彪反党集团正在暗中勾结，加紧阴谋活动。同时，他们拉帮结派，千方百计在重要部门，尤其是在北京安插自己的亲信。刘素媛听到的虽说是传闻，但是无风不起浪，林彪、吴法宪的缺是有这样的打算，想把江腾蛟调进北京，提拔重用。

　　从中南海出来，刘素媛把毛泽东说的这句话，向吴法宪做了汇报。吴法宪大吃一惊，赶紧报告给了林彪。林彪将信将疑，他找了一个机会，带着吴法宪，到毛泽东哪里去探口风，想验证一下毛泽东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说：“有此话。”

　　由于毛泽东的及时察觉和阻止，林彪想把江腾蛟调到北京、提拔重用的图谋，才没有得逞。1971年8月中旬至9月初，毛泽东巡视南方期间，江腾蛟是企图杀害毛泽东的主犯之一。

　　尾声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仓皇出逃，自取灭亡。随机，黄、吴、李、邱离职反省。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开始揭批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由于在“五一三”事件中，刘素媛与叶群关系密切，她很快就被隔离审查。

　　几个月后，大约是在1972年元旦前后，汪东兴、李德生在京西宾馆借鉴了刘素媛。汪东兴说：“主席、总理要我们两人接见你，你有什么要说的？”

　　刘素媛委屈地说：“他们把我划到林彪线上去了。”

　　汪东兴说：“小刘，你心要放宽，不要怕受委屈。你和林彪、吴法宪有根本区别。回去以后，你可以到处去讲，说我和李德生同志接见你了。你和你的爱人、你的全家，都要保重，把身体搞好……”

　　1979年12月，刘素媛按副连职干部转业，分配到北京市。转业之前对她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并开除了她的党籍。单位一开始也不清楚刘素媛的问题有多严重，后经调查，发现她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小“舰队”没有任何关系，便于1986年恢复了刘素媛的党籍。1996年，刘素媛退休。

　　多年后，空政文工团的许多老同志在谈起“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经历时，都不禁摇头叹息：“空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属于‘重灾区’，空政文工团更是‘重灾区’里的‘重灾区’。1966年以前我们团的形势多好，上下多团结，真是一条心哪！运动以来，全都毁于一旦。说起两派，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