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万维博客     作者：高伐林

　　鸦片战争、戊戌变法以降，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革命，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充满了影响历史走向的偶然性和“阴差阳错”。而在与中国不同的一个成熟的、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社会里，政治架构合理、政治运行透明，社会的历史演进就会相对稳定，“阴差阳错”只不过是小概率

　　老高按：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们对历史的思考，也理应有新的领悟。

　　读到朱嘉明关于思考“文革”的文章《关于“文化革命”的几个假设》，觉得不乏新意，转载于此，供关心“文革”和毛泽东的朋友参考。

　　朱嘉明在八十年代堪称风云人物，他与王岐山、翁永曦和黃江南，被并称为“改革四君子”。早在1979年，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最年轻的朱嘉明才28岁，就以“对话中南海”、给陈云等中央领导上了一课著称(不过那次他们提出的方案，经济界、学界争论至今)。

　　有人告诉我：当时关于他们四人有个说法：“朱嘉明的笔，翁永曦的嘴;黄江南的脑子，王岐山的腿。”后来我又看到另一版本：“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所谓“腿”，指他在出思想方面并不突出，特点是奔走跑路，联络各方。三十多年过去，倒是他攀升到了政治局常委的高位，领军反腐风暴，一时风头无俩。

　　上面两种版本中，都指出“朱嘉明的笔”、“朱嘉明的文章”，我年轻时对此并无多少体会。他当时受到中共改革派领导人器重，被河南省邀去，委以省发改委副主任之职(省长兼任主任)。“六四”后去国，在海外民运中颇为活跃了一阵，后来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任教。我很长时间未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但是在数年前他重出江湖，在当时何频执掌的《多维时报》“多维网”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思路清晰、犀利，给我很深印象。今年我读了他的《中国改革的歧路》一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更是觉得他宝刀不老，在纵向审视中国当代历史的同时，从横切面剖析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前不久，我曾经谈到过“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一命题之片面。历史虽然是真实发生的事实，但是研究历史却不妨运用假设的方式来多方推敲其内涵和发生的原因。而下面这篇朱嘉明的文章，恰恰就假设了几种情况来探讨“文革”。此文他是2006年写的，可惜我最近才看到。

　　关于“文化革命”的几个假设

　　朱嘉明，共识网

　　每到文化革命的历史又长了十年的6月，我都会写点文字，1976年如此，1986年和1996年也如此。今年原本想写的题目是“假如中国没有发生文化革命”。当拿起笔时，题目和内容都有所改变。

　　在中国，从1966-1976年，文化革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历史事实。十三亿中国人口中，至少一多半或者经历了这场革命，或者是在这场革命中出生的。四十年来，人们思考，讨论和争论文化革命，都是以此为前提的。本文则换一个角度，用提出九个“假设”的方式讨论文化革命问题。我在这里提出的“假设”，不是仿效某些历史学家的简单的“反历史事实”的方法，恰恰是基于文化革命过程中的一系列“历史事实”。通过这篇短文，我希望能够引起至少两个方面的“共鸣”：其一，文化革命并非是一个必然的历史事件;其二，文化革命即使在1966发生了，这场革命依然存在多种结局的可能性。

　　“假设”1：如果毛泽东在1966年5月份之前“寿终正寝”于湖南老家的“滴水洞”。毛泽东是在湖南老家的“滴水洞”最终决策发动文化革命，以及文化革命的基本策略的。假设毛泽东重演很多历史伟人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可以肯定的是，文化革命就不是夭折的问题，是死于腹中的胎儿，那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的著名口号不会出现，中国历史也不会有过对毛泽东“四个伟大”的称谓。如同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陨命于格拉尼古河战役，历史不会有一个亚历山大“大帝”，西方文明历史一定会大不相同。这样，刘少奇的权力基础不会受到冲击，名正言顺的成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中国会从1966年进入“刘少奇时代”。“刘少奇时代”是否近似于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九大”是否近似于苏共“二十大”，摒弃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遭遇是否近似斯大林死后的命运，并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刘少奇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发动毛式文化革命，中国会寻求经济发展，会容忍一定程度的“自由化”。而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中国，避免遭受极“左”势力的“倒行逆施”，将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轨迹，甚至可以设想“改革”和“开放”会提早十年。

　　“假设”2：如果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论因为任何原因，例如因为健康的原因，毛泽东“大权旁落”，听任或者不得不容忍“中央文革”和“红卫兵”，不是在短期之内，而是比较长期的左右和控制中国的政治局面，例如，至少持续到1967年底，那末，所谓“巴黎公社原则”会“实践”于中国的每一个地区，不仅上海建立“上海公社”，而且每个省都会成立自己的“公社”，1949年以后形成的政权系统会彻底瘫痪，法律体系丧失功能，军队分裂。历史情景有可能是法国大革命或者民国初年的历史以更血腥的方式在中国上演，甚至爆发内战。毛泽东或者会承担所有的责任，被迫下台;或者如他所说，带着江青和其他追随者重上“井冈山”，毛泽东无疑还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人物。一旦中国走到这个地步，没人可以预测历史的代价，所以，不论是毛本人，还是想挑战毛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失去基本的“政治理智”，都没有真正的“摊牌”。

　　“假设”3：如果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前，林彪父子夺权成功，“571”纪要得以实施。在这种假设下，毛泽东的生命是否继续已经不那么重要，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真正抗衡作为毛泽东法定“接班人”，中国军队“副统帅”的林彪。事实上，自1967年初，军队已经接管了中国的学校，政府机关，工厂和农村。根据“571”纪要，最接近历史逻辑的可能性是：毛本人至少丧失自由，毛式的文化革命会在短期内结束，中国进入军人执政时代，也就是“林彪时代”。中国大规模的实施韩国六十年代后的经济和政治模式，追求现代化和效率化，淡化意识形态，缓和中苏关系。由于林立果的地位，集权主义和“法西斯”有极大可能性形成气候，人们要面对不同于毛时代的新“恐惧”。问题是林彪是否愿意和有能力当中国的“朴正熙”?作为毛泽东的“学生”，他是否可以彻底否定毛泽东?以及，他是否真的相信30岁左右的儿子可以控制局面?

　　“假设”4：如果毛泽东没有给邓小平文革期间复出的机会。毛泽东给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复出机会，代表了毛的某些意愿，例如要恢复国民经济，寻求与“元老们”的妥协，又不打破他本人所能控制的“政治平衡”。历史的答案非常清楚，如果毛泽东没有给邓小平文革期间的复出机会，如果没有“四人帮”在1975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黯然下台，获得广泛同情，邓小平就不可能创造“三落三起”的神话，在全党全国形成独特的威望。进而，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短短两年时间，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最高领袖，开始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命运，以致整个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事实上都源于邓小平给毛泽东的那封著名的“永不翻案”的检讨信。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一封几页纸的信，对历史产生如此莫大的影响。

　　“假设”5：如果周恩来后于毛泽东去世，哪怕仅仅两年。这不是遐想，因为，只要周恩来的疾病治疗得当，只要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身体的真实状况，只要周恩来对他的生命确有信心，熬过毛泽东的大限，是完全可能的。那么，不仅周恩来的晚年历史要重写，中国历史也会重写，“四五”事件也不会发生，华国锋也不会有所谓的“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光环。历史的场景很可能是这样：重病中的周恩来仍然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戴下成为最高领袖。中国会出现温和的“周恩来时代”。这个时代最大特点是：对内，结束文化大革命，在不否定毛泽东的前提下的全面“非毛化”，务实的政府技术官僚，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生的政治官僚(政工干部)主导政府官僚体系;对外，则与西方国家全面和解，退出“冷战”，毫无异议，周恩来是西方最受欢迎的共产党人。即使“周恩来时代”仅仅维系两年的时间，中国也会进入有周恩来特征的改革与开放的新时期。周恩来是否会选择邓小平作为他的继承人，这始终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定论的历史问题。

　　“假设”6：如果“四人帮”没有被粉碎，而是在1976年10月以后有效掌控政权。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叶剑英，汪东兴和华国锋的联手，是粉碎“四人帮”最重要的基础。换句话说，只要三人中的任何一人不与另外两人合作，即使采取消极态度，粉碎“四人帮”都是非常困难的，1976年10月之后的中国，也不会回荡那首著名的《饮酒歌》。在中国历史上，倒行逆施和不得人心的政治集团不是少数，不一定都是短命的。如果“四人帮”在1976年10月以后可以有效掌控政权，“按既定方针办”，几乎可以肯定，文化革命不会在1976年结束。但是，“四人帮”会不会用更左的方式持续文化革命?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将会是灾难性的。或者，“极左”不过是“四人帮”取得权力的手段，一旦大权真正在握，“四人帮”也可能要面对现实，启用专业和技术官僚，逐渐向务实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转变?上海在文化革命期间，经济建设和发展并没有停止过，金山工程就完成于七十年代初。所以，至少不能认为，张春桥只会讲“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而完全不懂和忽视经济问题。

　　“假设”7：如果毛泽东活到1983年，且头脑清醒，直到90岁时才去见马克思。合理的历史推测是，毛泽东本人不可能否定文化革命，因为毛泽东本人从来不会否定自己。只要毛本人能够活到90岁，文化革命就不会宣布结束。继续革命理论，大庆和大寨的旗帜，支持世界革命路线等毛时代的特征，都不会废弃。不仅如此，任何“宫廷政变”很难发生，毛泽东最终选择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毛家的成员。1976年和1978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仅仅是很为平常的年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可能有重要的决议而载入史册，但是，却是不同的内容。在此种假设下，邓小平同样是没有历史机会的。在国民经济问题上，毛泽东很难超越他在五十年代形成的经济思想，他从来在意计划经济，但是，他很在意公有经济和社会的近乎平均主义的分配。台湾问题上，毛泽东会寻求突破;在国际关系方面，毛泽东一定会亲手完成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在中国和前苏联的边界谈判问题上，毛泽东妥协的可能性很小。

　　“假设”8：如果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老干部、老“布尔什维克”采用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办法，其结果就不仅仅是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少数人，而是老一代“革命家”主体不复存在。这是每个善良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政治生态。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在中国重复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毛泽东不想当斯大林第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的初期一度很有信心，而到林彪事件之后，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如果老一代“革命家”主体不复存在，“四人帮”的掌权会少有阻力，不会面临“元老”们的挑战，决不会出现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这样的元老派的政治联盟，也不会出现八十年代的那个由元老构成的“中国共产党顾问委员会”，这是“假设”8和“假设”6的区别所在。换句话说，中国提前过渡到“新生代”决定中国政治的时期。一旦中国出现危机，到底谁会挑战“四人帮”呢?自然还是来自体制内，还会结合民间力量，因为在那种政治生态下的中国，并不存在公认“权威”力量。

　　“假设”9：如果华国锋是政治“强人”，或者毛泽东选择的不是华国锋，而是一个其他什么名字的政治“强人”。可以相信，不论是华国锋，还是那个不叫华国锋的政治“强人”，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背弃毛泽东路线，但是会逐渐调整到中间路线上。所谓的中间路线包括：不否定文化革命，压抑“四人帮”和“元老”两种主要政治势力，加大经济建设力度，形成“华国锋时代”或者其他名字的强人时代。事实上，从1977-1978年，这个时代的端倪已经显现，包括在八十年代遭到批判的所谓“洋跃进”。这个时代是否可以逐渐转型到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轨道，绝非没可能，因为这个时期一定要启用专业技术官僚，中国至少会接受前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改革试验。甚至会出现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基础从来没有像1977-1978年时期那样的脆弱，“四小龙”成为人们考虑中国当时现状的参照系，改革和开放已经处于“呼之欲出”的境地。

　　这些假设的提出，无非是要说明文化革命的发生未必是历史的必然;退一步，即使文化革命发生了，其走向也有N种可能性，我们在1976年看到的文化革命的结局，也不是必然的。本文提出的任何9种假设之一，或若干假设的组合，都导致当时的各类因素发生不同的作用，从而有不同的文化革命的结局，以致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完全可能大相径庭。其实，不仅文化革命，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主要人物的生命长度，诸如一个会议，一份文件，一篇社论，一断谈话，一则谣言，一封信件等等历史过程中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都会改变这个事件的历史走向。在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历史中，“阴差阳错”的作用可谓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谁会想到，由于张玉凤在毛泽东“风烛残年”时的特殊地位，也间接的影响了文化革命;谁又会想到，1976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他的两首诗词，会对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的心理产生致命影响呢?我怀疑毛本人也没有充分估计到这样的效果。本文假设的“刘少奇时代”，“林彪时代”，“周恩来时代”，还有延长的“毛泽东时代”，都意味着历史没有选择邓小平。当然，影响八十年代历史的“耀邦”和“紫阳”现象也不会出现，作为历史的逻辑，1989年的天安门悲剧可能延迟，也可能得以避免。顺便提到，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萨斯”，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的长远和深层影响，人们可能还没有加以充分估计。

　　其实，岂只就文化革命历史提出若干“假设”，鸦片战争、戊戌变法以降，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充满了影响历史走向的偶然性和“阴差阳错”。毛泽东说过，日本侵华战争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假如没有日本侵华战争，没有发生在70年前的“西安事变”，别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合法化不可能，就连陕甘宁边区的存在都会是问题。而如果中国没有机会在五十年代建立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原本就不是问题，是常态，是常识，哪里还会有今天“改革”和“开放”?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同，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的而不是人治的社会里，政治架构合理、政治运行透明，社会的历史演进就会相对稳定，“假设”的空间就会缩小，“阴差阳错”只不过是小概率。

　　人们常说的“先见之明”和“后见之明”实属文学语言。我不是历史学家和文化革命史的专家，我唯一有自信说的是：中国历史的构成和走向不论如何复杂，国情多么独特，最终仍要与世界历史潮流，以及人类终极价值“殊途同归”。同意这个观点，似乎和本文的主调不吻合，其实不然，主张中国的未来不会“例外”，不等于同意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