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改革的确是步中国后尘，起步较晚，但后来者居上，因为越南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配套，同步进行，因此避免了中国改革出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权力腐败问题。越南已经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在中国还停留在论证阶段。中国一些地方1980年就试点直选人大代表，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而越南一开始就实行人大代表直选，政府官员不能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从2007年开始，越南已经逐渐开放了党禁、报禁，而目前正着手修宪，改国名，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成“越南民主共和国”。这的确是动摇国本的改革，但又是必须进行的改革。如此改革后的越南既不会亡党，也不会亡国。

中国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了，由于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造成了大量社会不公问题，老百姓没有从改革中受益，反而受害。当局多年来依靠暴力维稳，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怨气得不到释放，以至于越维稳越不稳，形成恶性循环，维稳经费飙升，超过军费，中国成了典型的警察国家。

中国政治改革之所以中断，邓小平当然有责任，但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一帮保守派极左元老都应该负责。这些人眼光狭隘，思想保守，六四的发生促使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和下一代手里，保证他们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在他们眼中，党的利益超越国家民族利益，中国不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而是他们自己的私有产业。

目前的中共内部派系林立，有人以“三派一群”来概括之，相当准确。三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邓派”；一群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保守派”就是传统“毛左派”，这帮人政治上坚持中共一党独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回避“毛时代”的人为灾难，竭力美化毛的统治，坚决排斥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自由派就是传统右派，这些人赞同普世价值，认同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主张采取市场经济政策。

“邓派”又称“实用主义派”，这一派政治上坚持一党独裁，但经济上赞成“市场经济”，其显著特点是“开左灯、向又转”。他们兼具“左”、“右”两面特色，“左”的一面就是“四个坚持”，“右”的一面则是“坚持改革开放”。

“既得利益集团”是随着中国一条腿改革开放产生的一个庞大的人群。这帮人唯利是图，忽左忽右，企图左右逢源。他们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坚持“左”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坚持“右”是为了攫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邓派”是与“自由派”联合的，但在八九六四后有一段为时三年的左倾回潮时期。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保守派气焰渐趋低落，但仍蠢蠢欲动，伺机卷土重来。六四的发生给左派以口实，迫使“邓派”确立了只“经改”不“政改”的政策，造成贪腐严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巨大，环境日益恶化，民怨沸腾等社会问题。

面对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各派纷纷开出自己的药方。自由派主张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法制轨道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左派则坚持回到一大二公的毛泽东时代，重祭阶级斗争法宝。

和右派坐而论道不同的是，左派已经开始筹划并付诸行动。薄熙来不仅大张旗鼓“唱红打黑”，推出“重庆模式”，而且制定了详细的政变计划。

最近读到薄熙来等人策划的名为“二零一四工程预案”的政变计划，非常震惊。在网上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计划的信息，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王立军逃进美领事馆时带进去的那一份。除正文外，还附有作战计划书、地图、 物资储备清单、武器装备清单、各种会议纪要、若干委任状、命令书、口令等，是一个完整的政变计划书。

该计划于2011年6月1日成文。共分七大部分，分别是：一、当前政治形势分析；二、基本态势；三、初级目标；四、措施；五、危机应付；六、武装起义预案；七、口号与纪律。

当年林立果等策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誉为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该纪要不仅对文革之祸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将矛头直指发动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及江青、张春桥等，指斥毛泽东为“当代秦始皇”。薄熙来等人制定的这个政变计划似乎是模仿“五七一工程纪要”，也称“工程”，但和前者不同的是，其政变的目的不是要解民于倒悬，而是要把中国拉向后退，重回文革，重走历史证明走不通的老路。

在“当前政治形势分析”中，政变策划者认为，九二年邓南巡后，中国急剧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一九九七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资本家入党，更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改造成了修正主义的全民党。二零零二年胡温上台后，对外妥协，奉行出卖国家利益取悦资本主义的卖国政策，对内软弱，贯彻纵容鼓励右派翻天，污蔑党的历史和领袖，丑化党的形象，为全面西化大开绿灯。他们认为， 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变颜色，作为革命家的后代，他们必须高举自己的旗帜，拥戴自己的领袖，捍卫党的光荣历史和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旗帜就是毛泽东的旗帜，这个领袖就是薄熙来。

在“措施”部分，政变策划者透露了自己的杀人计划。在薄熙来十八大上台后，要在全国开展肃贪以及打黑唱红活动，在今后十年内，要杀掉五十万贪官污吏，打掉一百万自由化思潮的头面人物，将他们开除出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关押二百万与“黑社会”有联系的人物。该计划特别提到温家宝，指出他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凶恶敌人”，因此，必须对他采取坚决措施，打死这只“大老虎”。

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

一、严厉肃贪，对贪污贿赂罪，超过一百万人民币的一律判处死刑，不得缓刑。

二、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将私有企业改造成为公有制企业；没有触犯中国法律的外资企业可以同意其撤资离开中国，触犯了法律的外资企业，投资一律没收。外资管理人员及股东，履行法律手续驱逐出境。

三、严厉打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带路党”，该计划点名的有在押的刘晓波、高智晟，大学教授、专家有江平、贺卫方，体制内办杂志的有杜导正、吴思，开研究所的茅于轼、刘军宁等。他们认为，自由化骨干分子大概有五千多人，有重大影响并且犯下严重罪行的有二百多人。对这些人，在局势恶化之前，要将他们全部逮捕、判刑、关押或者流放，对其中的二百名影响特别巨大、罪行特别严重、气焰特别嚣张的人，要判处死刑，以绝后患。绝不能让他们中产生瓦文萨、哈维尔式的人物，“来掘我们的坟墓”。

军事准备工作包括：任命王立军为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组建特种部队-闪电突击队；组建三十个民兵师。朱和平将军认为训练经费需要三十个亿，薄熙来立即批准了五十个亿，并要求，争取十八大之前组建民兵预备役师，形成战斗力，军事培训方面，可以请求十四军、十三军和成都军区支援。

四、战略后备力量。该计划认为，从1958年之1978年，中央在四川地区投资两千零五十三亿，建成了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重庆的第二武装比1976年江青、张春桥控制的上海更强大。在“武装起义预案”部分，该计划认为，“薄熙来同志在军中有了一批有力量的支持者，他们分别是：沈阳军区刘亚红司令员、北京二炮部队张海洋政委，成都军区周小舟司令员，驻扎在重庆的第三集团军许勇军长等。在总后，还有前国家主席的儿子刘源上将。”

该计划制定了两套方案，“一是通过一系列举措，争取民意，赢得民心，通过舆论杀开一条血路，让薄熙来同志进入中共最高层；第二套方案就是一旦行动受挫，同江、胡、习三派的矛盾白热化，那就不惜跟他们翻脸，在西南首举义帜，大兴刀兵，争取沈阳、北京军区和二炮部队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作壁上观，则其他各路诸侯将没有人甘心给行将就木的江、即将下台的胡和扶不起阿斗的习出力死战，跟自己作对，中国势必形成联省自治的局面。”

计划还为参与政变的将领刘亚红、张海洋、周小舟、许勇预备了很好的海外生活条件，让他们免去后顾之忧。一旦薄熙来上位失败，立即举行起义，迅速号召所有参加起义人员前往重庆集结；命令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政委田修思迅速集结第十三、十四集团军各部，完成起义动员工作。命令二炮部队将核弹头瞄准中南海，作为战略预备，一旦胡锦涛等人负隅顽抗，立即启动斩首行动。。。。。

这个杀气腾腾的政变计划随着薄熙来的倒台流产了，胡温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谁能想到，表面上歌舞升平，似乎风景这边独好，暗地里，中共内斗、相互恶杀已经升级为武装叛乱，中国差一点又要经历血雨腥风了。令人担忧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遍布党政军的太子党像薄熙来以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吃狼奶长大的还有多少？薄熙来一案久拖不决，其中必定大有深意。最近，毛左分子异常嚣张，围攻八十多岁老人茅于轼，绝非偶然。

有人预测， 中共十八大之后，军人集团将崛起，若不对他们加以遏制，将会出现一个军人干政的时期，中国将滑向军国主义道路。看来这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据报道，朱毛后代重上井冈山，太子党集会大唱红歌。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太子党又要开始折腾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太子党要把中国带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