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曾说过：“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由此可见，身为上位者不管做得如何，总得面对不同的褒贬和公民检视。中国在2002年至2012年这段期间，有些人认为是“黄金十年”，因为他们看见不可置信的经济成长，但也有人说是“失落十年”，只因胡锦涛过度保守的态度让许多改革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十八大后胡锦涛即将下台，或许现在对他的功过盖棺论定尚嫌太早，但不可避免地，外媒已开始对这位中共第四代领导者出现毁誉参半的评价。

　引领中国黄金十年

　　目前来看，如果胡锦涛能顺利完成十八大所赋予他的历史任务，那将是他任内最后一项重要功绩。11月7日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克里‧布朗（Kerry Brown）为杂志《外交政策》撰写的文章提到，如果胡锦涛能完成权力移交并在未来6个月内维持政局稳定，那意味着他不只巩固了交接流程，更让规则制度化，毕竟在中国，新的领导人没有民意或法律基础，他们的合法性可能是极其脆弱的。

　　胡锦涛可以吹嘘的还有很多，“黄金十年”也全非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美联社分析，胡锦涛执政下，他促进国内繁荣，取得国际上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几个世纪来前所未有的成就；2002年，这个国家只是一个比意大利大的经济体，如今它排名全球第二；中国拥有最多的互联网和手机用户，它更像一块大磁铁吸引大量外国投资，人均收入从1200美元翻倍到达5400美元；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是美国唯一公认的军事竞争者；现在它还有能力将人送上太空及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的崛起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胡锦涛主持了史上伟大的经济变革。10年前，每1000名中国人只有15人拥有汽车，2011年成长至80人，中国拥有最快、最大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系统，更从一贫如洗跃居为诸多国家的债权国。对习近平或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任领袖而言，很难超越这样辉煌的经济成就。

　　此外，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试图将资源从富裕的沿海地区转移到贫穷落后的内陆，平衡区域发展。他们在养老金、失业问题与医疗保险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免除农业税是农业改革的重要步伐。同时，胡锦涛也学会如何通过党、武警和宣传机器让这个庞大国家不至于走上他所称的“邪路”。

　　在胡锦涛身上几乎看不到激情和热情。

　　单调保守的个人特质

　　然而，对他的批评可能跟对他的赞誉一样多，尤其在他即将功成身退之际。美联社指出，许多媒体评论、智库文章和较少受到审查的博客，都认为胡锦涛已错过解决中国根深蒂固的问题的最佳时机，包含贫富差距、日益恶化的环境和僵硬的独裁政治等，因此，他们用“失落十年”为胡锦涛的统治贴上标志。知名博客作家吴稼祥说：“我们没料到胡锦涛会变得如此保守”，他的失望起源于2005年政府强制关闭一系列思想开明的网站。

　　“保守”或“平淡”可能是许多人用来形容胡锦涛的字眼。布朗指出，这位即将离任的最高领导人，最显着的特点就是他的“单调”，10年执政生涯中，他只讲过一个关于染发剂的笑话，这令人吃惊，因为胡锦涛带领的是全世界最有活力、变化最大的国家。他时常以一种不带情感的空白面对世界，用最无害、最官腔的语言阐述政治理念。2008年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上，他仅简单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开始，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激情和热情，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物。

　　他为人单调的另一面可能是不擅与人沟通。11月8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撰文指出，胡锦涛是个不太伟大的沟通者。他几乎没有存在感，避免接触记者，面对危机时的应对大多交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人民遇到灾难像是地震、洪水或疾病，温家宝总会立马现身与民同在，也因此为他赢得深情的绰号“温爷爷”。此外，胡锦涛的政治口号“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很难激起热情，易明相信，习近平应该不至于是这样的人。

　　胡锦涛决不是毛泽东或邓小平那种魅力型的领导，甚至连薄熙来都比不上，他的保守主要显现在政策方向上。根据美联社，2011年政府花在公安、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支出超过国防预算，这些钱用来购买监控设备与加强网络审查制度，也让警方有更大的权限维稳。这些手段说明胡锦涛亟欲追求“和谐”，但和谐所付出的代价是呆板、无创意的社会停滞。

　　另一方面，官方媒体急速膨胀，中国人所被允许得知的信息都经由当局精心筛选，外国媒体只要出现不利报导，如《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前例，立即遭到屏蔽，政府也封锁社交媒体上人们讨论的自由。而中国境内的编辑或记者，更常常受到威胁，只要不乖，他们可能随时被解雇或失去营业执照。

　　在这样看似和谐的社会中，“顺从”才是最重要的事。天空新闻台（Sky News）记者莉萨‧荷兰（Lisa Holland）指出，她的一位朋友告诉她：“在中国，你可以追求名利，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只要不试图颠覆领导者”。美国总统奥巴马将美国描绘成一个人们可以带着梦想在这边生活的国家，在中国，虽然共产主义令人迷惘，但你还是可以完成你的梦想，只要记住不要批评共产党。

　　留给习近平改革任务

　　除了个性使然，美联社认为，令胡锦涛变得过分谨慎的原因在于，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民主革命中，中共看见美国是如何在背后操控民间团体，资助当地的社会运动份子来推翻独裁政府。因此，中国对待异议人士就更严苛，即使是主张和平的也不免遭受迫害。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胡锦涛就曾赞扬北朝鲜和古巴保持坚实的思想控制。

　　所以，胡锦涛所走的路线与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不同，这些前人野心勃勃，积极改革，“改革意味着放弃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他们不想放弃控制权”，美国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告诉美联社。所谓的和谐社会也是一把双面刃，政府会满足人们需求，变得更公平，但前提是人民不该挑战党的权威。

　　中国人无法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制衡政府，因此他们选择用“脚”投票，这是胡锦涛执政底下另一个潜在危机。10年间，有钱人纷纷选择出走中国，易明点出，27%资产超过1500万美元的中国人移民他国，47%的人正考虑移民。让他们想离开中国的原因有很多，教育、环境、医疗保健和食品安全等，更重要的是，他们想保护自己的资产。贫穷的中国人无法移民，他们走上街头抗议，中国每年有超过18万起的示威运动，显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已正式到来。

　　（编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为5个层次，从底到顶依序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该理论的基本假设“人是一种追求完全需求的动物”，在底层需求被满足后，将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下一个胡锦涛留给习近平的是改革的任务，诚如前文所叙，胡锦涛保守的态度使改革推动窒碍难行，但中国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改革势在必行，哪怕习近平只做一点，有总比没有好。易明引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调查，指出有超过80%的民众想要政治改革，70%的人认为北京应该在接下来5年内处理医疗保健、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等问题，而人民最希望看到的政治改革是一种能监督政府的力量。然而，单看习近平的背景，我们无法得知他会优先进行哪种改革，但如果他不想见到更多的社会动荡、资本外移及人才流失，总该做些什么。

　　这10年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改变也令人吃惊。过去中国一向以柔软和细致入微的姿态来赢得他国信任和赞誉，但易明认为，现在中国比较像小巷子里欺负人的恶霸。在亚太地区，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都有严重冲突，不满新加坡和澳洲，与过去稳定的盟友缅甸和北朝鲜间的关系也产生裂痕。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如何与周遭邻国打好交道是胡锦涛遗留给下一代的难题。

　　以经济成长取代改革

　　至于经济方面，布朗说，这位世界上最谨慎、看似最无私的领导者却做出巨大赌博。面对挑战时，胡锦涛采取的策略是保持经济成长，而不是从政治或法律着手，只因他相信，要解决中国巨大的治理问题，得等到她变得够富裕，积累更多实力并在最低风险下才能进行，但这也相对延宕了处理的时间。

　　中共见证过苏联的毁灭，许多党内分析者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经济还不够强势时就试图政治改革，因此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胡锦涛决不愿重蹈覆辙，至少在他的任期内。无论是胡锦涛或他的政治常委，都对经济成长有着近乎偏执的意念，而忽视了日益不平衡和治安败坏的社会。

　　批评者指出胡锦涛的问题在于不惜一切只为经济成长的策略，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事实上，“经济成长”议题一直以来都位居中共领导人施政顺序的最上方，但胡锦涛的手段，像是让银行更容易借贷、扩张安全设备及仰赖庞大的国有企业等，在成长放慢与债务上升的情况下，都使事情变得更糟，任人唯亲、腐败、社会不公和大规模抗议活动都是胡锦涛不得不面对的烫手山芋。

　　2002年胡锦涛初接下江泽民的担子时，同样面临挑战。经济上，江泽民是个自由派，他鼓励企业家入党，因此胡锦涛所接掌的中国，各地存在着富人与穷人间的巨大差异。2004年，他开始提倡以人为本和创建和谐社会的概念，就是尝试解决自江泽民时代以来的不平等。

　　可是布朗认为，当胡锦涛将专注力放在经济发展时，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剧烈。中国可以夸口她现在拥有超过96位亿万富翁，但仍有1.5亿的人民在跟贫穷奋斗。即使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人均收入只排名全球第90，大约与古巴和纳米比亚相同。中国最富有的地区在上海，上海人年收入超过12000美元，而最穷困的贵州人，1年只挣不到2500美元。身为领导人，胡锦涛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切，1911年灭亡的清朝和1949年垮台的中华民国政府，都与社会不稳定脱不了关系。

　　执政十年赌上中国前途

　　于是乎胡锦涛才要赌，把一切赌在经济上，唯有经济够健壮了，政治改革的冲击才可能降到最小。中共已无法再假装目前的系统是最佳，必须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让党现代化并更有效率地运作以保持权力垄断。布朗提到，如果接下来10年胡锦涛的接班人有能力加强法治，发展健全成熟的公民社会，以及让共产党变得更透明、更值得信赖，那就证明胡锦涛的赌博是正确的。

　　相对地，赌博不见得一定能赢，如果结局颠倒，不只将造成领导层分裂、社会冲突也会增加，胡锦涛以经济成长取代改革的手法便显得短视近利，中共本身可能通过内斗消耗殆尽，社会变得比以往更不平衡、更不稳定，甚至引爆众怒让执政党走上衰亡之路，此时就会有很多中国人同意，胡锦涛赌错了，他错过了改革中国的最佳时机。

　　可惜习近平已无法再赌，中国越来越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水平，此时经济成长率上升的条件变得越加严峻，以出口导向和外国投资为本的增长将告一段落，转型成由国内强劲的消费市场带动发展。所以，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难题，比当初胡锦涛上任时更艰巨，毕竟他的前任回避了改革。

　　中国政治像黑手党

　　胡锦涛是工程师背景出身，多少也影响他处理事情的态度。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上表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任高层领导大多是工程师，包括冷淡的李鹏和深不可测的胡锦涛（善变的薄熙来是例外，他学历史），然而，工程师治国不全然是一件好事。国家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伴随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对工程师而言，这不是一个整齐的和可预测的过程，并非他们所习惯输入X就能得到Y的结果。现在中国看起来像一幅凌乱无章的蓝图，当事情开始发生错误时，米特怀疑，这些工程师是否有足够创意让问题迎刃而解。

　　美联社认为，学者和评论家对胡锦涛的诸多批评目的在于提醒习近平，期盼他能贯彻政治改革，让决策系统更透明、公民更有参与空间。值得玩味的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被武力镇压以来，许多年来中国人对民主的态度隐晦，但现在这词汇重新出现，拥护者也更振振有词。由政府支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CSER），在八月份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指称，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可能爆发新的革命。

　　中国独有的政治体制的确令改革变得棘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Andy Xie）接受CNBC（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访问时，形容中国的政体像是没有皇帝的帝制揉合没有投票的民主，因此当领导人并不是一件简单之事。习近平会发现他的控制权在减弱，国家主席或总理不再像以前那般强大，因为不同派系分割了权力，他得和小团体共同治国。但谢国忠无法肯定，新领导人是否在必要时会有胆量消除他的对手。

　　“没有君主的专制体制就像黑手党”，谢国忠说：“中国的政治结构类似西西里，如果你想了解它，你应该看教父（The Godfather）。”

　　虽然胡锦涛留下不少治国危机给习近平，但不可否定他带给中国的辉煌成就，且危机是由“危险”和“转机”所组成，如果习近平能化险为夷，将是中国迈向超级大国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