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地产经纪 李郡

学生时代，我曾疑惑为何中国的外交部常被排在最前面，甚至总理、副总理常兼任外交部长。移居多伦多后，接触到自由独立的海外媒体，对外交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一个国家的外交方向，就是国家的发展方向。美国尤为重视外交，国务院负责外交事务，国务卿的地位甚至超过其他部委领导。

方向决定成败。选对方向，国家发展顺利，许多问题迎刃而解；选错方向，问题层出不穷。如今中国面临地方财政、房地产泡沫、货币波动、高失业率、产能过剩及南海争端等多重难题。过去40多年中，中美、中欧、中日关系良好时，这些问题能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但如今中美关系紧张，问题齐聚，难以解决。有人说，这是外交方向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恶化。

提到外交，不得不谈中国近代第一外交家、满清直隶总督李鸿章。他在国内外评价两极，有人视其为卖国贼、投降派，有人则称赞他为近代外交巨擘。学生时代，我也对李鸿章抱有偏见，认为他签署诸多不平等条约，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是卖国者。但移居加拿大后，广泛阅读历史资料，对李鸿章和义和团有了全新认识：李鸿章是一位远见卓识的外交家，义和团才是祸国殃民的群氓。

甲午海战失败后，李鸿章反思当年洋务运动，修建铁甲舰队、铁路、矿山、工厂和派遣留学生，感叹自己不过是“糊裱匠”，外表华丽但经不起风雨。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规模庞大，成为全球供应链核心，但关键技术仍依赖欧美日本。如今“去风险化”潮流下，国内企业大面积倒闭，局面与李鸿章时代惊人相似。表面繁华掩盖核心技术落后。

称李鸿章为投降派失之公允，他凭借与太平天国的战斗建立功名。甲午开战前，他极力避免战争，非怯战，而是知己知彼、识大局，意在避祸。义和团盲目斗争，表面爱国实则祸国，裹挟民众与列强轻率开战，造成惨祸。李鸿章签署的协议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妥协。

改革开放40年，国家经济取得长足进步。高铁、高速公路、港口吞吐量、发电量、石油和钢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大学毕业生从20万增长到1000多万，提供了世界工厂必需的人力资源，民众生活大幅改善。若继续坚持过去方向，中国本可持续发展。然而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反而成为一大怪象。

这些专家占据各大媒体平台，鼓动民众炒房、炒股、投资理财，令不少人陷入财务困境。他们大肆宣扬“中国强大了”，但当国际机构认定中国为发达国家时，又矛盾地宣称“我们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以享受优惠关税及避免承担发达国家义务。这种自相矛盾的姿态，将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真是“败家子”。

国家真的像这些专家宣称的那样强大吗？普通人看世界各地防疫措施便知，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其防疫依靠方舱医院、封控、消杀等低效手段，被戏称为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现代翻版；而欧美国家通过疫苗实现防疫，社会代价截然不同。此外，贸易战前中国某电讯企业曾被吹嘘能超越苹果，但美方制裁后，该企业及高科技产业遭受瘫痪，显示中国科技与先进国家仍有差距。

与李鸿章相比，刘鹤缺乏签署中美贸易协议的勇气。有人说，如果刘鹤早签协议，便无后续贸易战，中美关系不会恶化，也不会有全球“去风险化”。但当时国内专家营造的舆论环境不支持签约，签了即成“卖国贼”，轻则辞职，重则遗臭万年。义和团式的舆论压力让人无胆承担“李鸿章”角色。

时光流转，今天中国面临百年未遇大变局——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过去不读李鸿章，不懂何为爱国，误以为领导人国际舞台上霸气发言即是爱国，误把义和团视为爱国，误信战狼学者才是真正爱国。实际上，百年前李鸿章才是真正爱国者，引进先进国家技术，推动国家转型。今天，国家再次面临选择：是进步还是倒退？是与世界先进国家携手前进，还是孤立退缩？这决定着亿万人民的福祉。

（本文纯属学术探讨，不涉及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