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见吴芝圃向人民请罪

    发布: 2012-3-08 21:42 | 作者: weijun6218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2107 | 回复: 10

    河南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处主办《中原老新闻兵》编者按

    正当全国人民以饱满的热情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 一些所谓“专家”、“学者”、“教授”，借大跃进中河南的信阳事件，对共产党、毛泽东主席进行肆意攻击，语言之恶毒令人发指。我协会会员、原八路军的红小 鬼、中南空军军官、《河南青年报》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山西记者站站长、《中国法制日报》高级记者王生明同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些黄口小儿进行 有力的驳斥。文章在中广网发表后，许多网站迅速转发，点击率数以万计，评论、跟帖近千条，外国网站也有转发。现将此文编发于此，供大家参阅。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　　

    ——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修改稿)　　

    端阳生撰文　　

    （一）

    首先亮出发言权　　

    2011年2月10日　，国防大学的一位大校军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科技部召开的某次座 谈会上发言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搞的“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万人。毛泽东和他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毛泽东倒“三七 开”才对。　　

    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专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脚步，翻江倒海，可谓铺天盖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这个饿死人数字，和对毛泽东的有罪指控，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对“大跃进”的发言权（资格）和招引力，无非就是他在网上亮出的诸多金字招牌：国防大学、解放 军大校、共产党员、著名学者、传记文学作家等等，可谓光华四射，居高临下。更有“庐山会议专业户”李锐先生的推崇呼应，一夜之间在网上走红，成为时政领域 的明星。　　

    至于老汉我，笔名端阳生，实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 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名片的含金量远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单就“大跃进”这个 话题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发言权。理由如下：　　

    首先，我想问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吗？我来告诉你：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 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因为“大跃进”建树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民公社，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就诞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 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 。

    “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人民公社） 的徐秘书。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 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这是新中国新闻出 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

    “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再者，我想再问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我告诉你：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 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 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 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

    身历“大跃进”全过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从武汉空军转业到信阳，到岗位没几天就担任了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

    “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 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 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 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刮“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 规，于　1959年4月29日　，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 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 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 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 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 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　　

    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据后来党的高层会议（1962年中央7000人大会）简报披露，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被河南、四川 等省委扣压，没有发到基层，有的省只发到县级。《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 员中传达。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是颗假‘卫星’”，

    “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 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信阳地 区上蔡县某乡政府的墙壁上，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洞三位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某领导说他 一贯右）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被送党校学习（保他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 “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 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右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正是由于把我们这么多“右派”发配到这个地区，他们 吃了大亏）　　

    当我和一部分下放干部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干群自我描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 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南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这个场面我亲眼见了）；原中共信阳 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9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 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 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 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 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三) “党代会”摆功追过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还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 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 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 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 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 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 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 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老同志）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 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 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 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四) 回望“大跃进”　　

    回望远去的“大跃进”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万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城市用粮、工业用粮，向国家多卖商品粮，他们不辞劳苦、勒紧裤带，忍饥受饿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热情与自信的燃烧中，没把毛泽东同志向他们敲响的警钟（《党内 通讯》）当一回事（有的人就不知道），以致一年以后，由他们酿制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带进了大饥荒的困境。他们有错、有罪，应该受到惩罚。而且当时就受到了 惩罚。就因此该把“大跃进”当作共产党的恶行、当作毛泽东的罪行，没完没了地声讨下去吗？　　

    我至今认为：“大跃进”用哲学的观点审视，是科学的（孙定国、艾思奇两位哲学家亲自到郑州市、登 封县论证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是革命的、激进的；再用实践检验，也是成功的。不“跃进”，就没有新中国；不“跃进”，新中国就立不住；不 “跃进”，新中国会永久失去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机会；不“跃进”，

    就没有大庆油田；不“跃进”，就没有红旗渠和千计万计的大、中、小型水利设施；也不会有昆成铁 路、南京长江大桥和攀枝花炼钢厂；不“跃进”，就没有当今的刘庄、南街村、大寨、华西等闻名世界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大都是人民公社的产儿。不“跃进”， 就会被帝国主义摆布蹂躏。现在执政的领导人，不也说

    “要跨越式发展”吗？　　

    总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发起，被毛泽东认可、推广的“大跃进”，不是愚人的盲动，而是历史 所迫，是毛泽东的英明选择，是一个硕果累累的英雄时代！否则，我们中国人没资格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底气高歌《我是中国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历史作证：河南人、信阳人、潢川人，在他们父兄的坟头上，在“5 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中，没有人控诉共产党，没有人控诉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控诉过毛泽东。恰恰相反，他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及时把饥饿的人群，从国民 党的残渣余孽和坏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们面对面地质问吴芝圃、路宪文、梁德柱，为什么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在　1959年4月29日　 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我，一个在“大跃进”中挨过批斗、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的老兵坚信：“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画卷上很悲壮、也很亮丽的一页。我有幸经历“大跃进”的洗礼，感到十分自豪！　　

    身为解放军大校军官（师级）的辛子陵（宋科），既要享受“大跃进”的成果，又要嘲弄、漫骂、诅咒“大跃进”

    ，我对他们这种不道德行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说：“你们是狗咬吕洞宾！”　　

    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省力气的办法，是在3755万后再加一个“　0”　

    。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