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秦始皇
“秦王扫六合,虎踞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这是唐朝大诗人,被人尊称为诗仙的李白赞扬秦始皇的诗句。从诗中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秦王,是多么的春风得意,雄姿英发,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业绩又是多么的宏伟壮丽。就是这样的一个,具有雄才大略,挥手扭转乾坤,使华夏民族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伟大人物,名声却不好听,历来以暴君而著称。说他残暴不仁,焚书坑儒,糜烂奢侈,大兴土木,耗尽了天下资财;他严刑峻法,使人们怨声载道,他的暴政终于招致秦朝很快灭亡,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都是对秦始皇的诬蔑不实之词,下边我们就看看历史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吧。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长时间的大动乱年代。在春秋时期,周朝皇帝就名存实亡,凡是掌握一点地方权利的都成为了独立的个体,天下群雄割据,他们互相兼并攻伐,素有“一百里地双皇帝,昼夜大战不停蹄”的说法,可以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到了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争斗兼并,逐步形成了战国七雄。战国七雄,个个野心勃勃,都有吞并天下之心。他们更是变本加厉的互相攻伐,争斗不休。虽然他们都想扩大地盘,谋求霸业,统一天下,但是,因他们各自的统治方式不同,造成各国的强弱形式有很大差别。他们有的国家国王昏庸,因循守旧,听信奸言,排斥忠良,搞得国家混乱不堪。有的国家的君主励精图治,任用贤能,革除弊端,奖励耕战,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国家得到逐步充实。七国虽然并立,但有的国家因政治腐败,国势日衰,有的国家因政治清明,越来越强大。秦国就是属于国家越来越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秦孝公起任用大改革家商鞅,实行变法,革除弊端,限制无所作为的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扶持新兴的地主阶级,发展农耕,增强兵力。自此秦国逐渐强大,到了秦始皇,他“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摘自贾谊《过秦论》),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猛发展。秦始皇非常聪明干练,他认识到搞好国家没有人才,没有好的制度是不行的,于是他采纳忠言,大力招贤纳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国内曾有一些既得利益的保守集团,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防止外来的先进思想,先进制度,消弱他们的势力,他们拼命阻挡变革。他们以韩国人郑国奸细案为导火索,向秦始皇进谗言,要求全部驱除外来投奔秦国为秦国效力的人士,说他们是奸细,危害国家的安全。秦王遂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驱逐之中,为此,作为外来人员的李斯上了《谏逐客令》,它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讲了任用外来人才的重要性,文中写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就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秦始皇没有被那些保守势力的奸言所迷惑,他觉着李斯的上书很有理,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撤消了《逐客令》,为外来人员到秦国出力,大开了方便之门。这是一个暴君能做到的吗?可以说,他求贤若渴,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才聚集发展的措施。他曾经看到了韩非子写的《五蠹》等文章,非常的佩服,说,“得见此人与之游,死无恨矣。”这不难看出,他选贤任能的意愿,多么的强烈。在他的开明政治的感召下,大批有识之士,都向秦国靠拢,秦国一时人才济济。治国良臣李斯,军事家尉僚,理论家韩非,等云集秦国。秦始皇还能做到礼贤下士,广开言路,让大家献计献策,只要你的说法对国家有利,他就采纳,就照你的办。这可以看出,秦皇并不独断专行,而是集思广益,采纳好的建议,来统治治理国家的。他对那些阻碍国家发展的人,也毫不客气,他毫不手软地消除了盘根错节,势力庞大,阻碍发展的吕不韦、嫪毐集团,使国家日益强盛,终于有了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势力。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国家吧。他们一代比一代腐败,奸贼当道,残害忠良,混天暗日,肮脏不堪。楚国的守旧势力,用乱箭射死了变法图强的吴起,使变法图强的制度夭折,到了后来又放逐一心为国的屈原,留下了汨罗江上的千古悲歌。赵国的昏君听信谗言,废除了常胜将军廉颇的兵权,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招致常平大败,被秦军坑杀兵卒40万,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又听信谗言处死了百战百胜的名将李牧,更是自毁长城,闹的国破家亡。燕国的君主,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富国强兵,而是把命运寄托在一个亡命之徒荆轲身上,结果落了个“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可悲下场,成为有识之士的笑柄。试想,其他的国家如此昏庸腐败,怎么能和任用贤能,打击邪恶的秦国相抗衡呢,他们的灭亡是不奇怪的,是必然的。关键时刻,秦始皇还能够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些平定六国的大将军,像王翦、王贲等,都能尽职尽责,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受奸贼掣肘,从而,雄师所向,敌人望风披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
统一后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国家的政令一统,为了全国各族人民能够正常的交往,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他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用中央集权统一管理国家,是国家的政令,得到了空前的统一,消除了商周分封诸侯,使国家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互相攻伐的弊端。他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的规格,消除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字不同,语言不通,器具不同等等,互相交流的障碍,为各民族,各地区创造了沟通,交流,互相贸易的便利条件;他依法治国,建立了一整套的司法机关,和法令制度,治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克服了原来各地方诸侯、官僚的个人随意性。可以说,秦始皇的变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使整个国家的统治方法,统治制度,向前迈进了无法用数字衡量的一步,使中华人类在团结、统一、融洽的进化历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使中华人类进步的史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称其是,“千古一帝”,恰如其分,一点也不为过分。
历来攻击秦始皇的人的理由,无非是焚书坑儒,实行暴政。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和一切新兴政权一样,遭到了复辟势力,保守势力的疯狂反扑。六国的遗老遗少们,以及那些看不惯国家变革,思想僵化,老想恢复旧的体制的人,他们一心想恢复他们被灭亡的国家,恢复他们失去的优越地位,他们著书立说,摇唇鼓舌,四处搞宣传,游说,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还有一些江湖术士,招摇撞骗,坑人害人,扰乱社会治安。这对国家的安定,新生政权的稳固,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不使国家再次出现分裂,再陷入混战的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进言,说诸子百家“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并建议,焚毁有害的书籍,镇压危害国家的人员。于是,于当年开始销毁除法家、农书、医药书以外的所有诸子百家的著作。并对侯生、卢生为首的高举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大旗,并用方术骗钱坑人害人的460多个带头闹事,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儒生、方士等进行活埋处置。这一措施,对稳定国家安定团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说实在的,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镇压几百个危害国家,威胁国家的稳定,企图颠覆统一的首恶分子,那是很正常的,人数也是微不足道的。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杀人不知要比这多多少倍,可从来没人说他是暴君,为什么呢?因为秦始皇杀的是儒生,唐太宗不是。在他们看来,儒生是不能杀的,你镇压几十万农民起义,那没什么,他们的命,与蝼蚁何异。杀几万皇亲国戚也没什么,儒生不能杀,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都不能杀,杀了就是暴君。用今天依法治国的理论来看看这些论调,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吧。也可以说,儒生是有文化的人,史迹都是靠文人的笔流传下来的,那些文人被杀,后代的文人,当然脊梁骨只冒冷气,恨的牙痒痒的,为了自保,他们当然要添油加醋的,无中生有的,大骂秦始皇暴虐了。他们也是骂给后来的皇帝看的,叫他们不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辙,文人们有罪也不能治罪,免的和秦始皇一样遭千古唾骂。秦始皇的焚书虽然做的有点过分,但是他为了统一全国各民族的思想,增强全国的凝聚力,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总比诸子百家,互相攻忏,祸乱人心,使全国各地你唱你的调,我吹我的号,强得多。这对全国的大团结,是非常有害的。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一种全国统一思想手段,和秦始皇的焚书独留法家没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时代不同,尊的书不同而已,他崇的是儒,而秦始皇崇的是法。可以说,他们的做法,对维护国家的统一,都是有进步意义的。秦始皇焚书还是有选择的,起码法家的书、农书,医药书没烧,他焚书前还是考虑国家需要的,并不是不要所有文字的东西,要不他还改革文字干什么。就是其他的书是否全部烧了,我看也未必,你看现在,先秦的书,基本都还存在,就是汉朝建立后,也没听说,哪个时期搜求遗书,重新问世的。也有传说,汉武帝时,请人背诵失去的书的内容,重新出版问世的。这能令人信服吗?一篇两篇,几首诗歌背诵出来,还有的说,如果好多书籍,每本都是洋洋万言,如浩瀚的海洋,凭背颂而得,那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其他的书都不存在了,汉武帝还用得着罢黜百家吗?看来流传的,秦始皇把全部书籍都焚毁,里边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好多流传的,史书记载的,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就拿历来诋毁秦始皇的人,用建造穷奢极欲的阿房宫,耗尽天下资财这一事来说吧。以非常严谨,讲究真实记载的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曾记载,项羽攻占秦的都城咸阳后,火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息。唐朝大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更是名声鹊噪一时,其中这样写道“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看杜牧的描写,这阿房宫多么的宏大,你看:四川山林中的树木被砍伐一空,阿房宫殿才得以建成。(它)覆盖了三百多里地,几乎遮蔽了天日。五步一座高楼,十步一座亭阁;巍巍峨峨,不知道它们有几千万座。那长桥象蛟龙卧在水面上,那楼阁之间的复道象彩虹架在半空,高高低低的楼阁,幽冥迷离,使人辨不清南北西东。(清晨)只见星光闪烁,原来是宫女妃嫔们,打开了梳妆的明镜;又见乌云纷纷扰扰,(原来是她们)一早在梳理发鬓;渭水泛滥涌涨还飘着一层油腻,(原来是她们)泼下的脂粉水;轻烟缭绕,香雾弥漫,是她们焚烧的椒兰异香。忽然雷霆般的声音响彻云霄,(原来是)宫车从这里驰过。这些描写,使人都不敢想象,世间能有如此规模的建筑。司马迁、杜牧的说法,基本上对阿房宫的规模保持一直,以他们的说法,阿房宫绵延数百里,气势宏伟,规模宏大,穷极华丽,试想,要建造这样一座如此庞大的建筑,需要多少时日,耗费多少资财啊,别说在秦代,就是在现在,也是不好实现的。果然,经近期,考古学家在咸阳经过考古发掘、钻探,以事实为根据,经过详细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历史记载的阿房宫根本就不存在,从而揭开了一个千古之谜。像司马迁这样的受后人尊崇的铁腕史家,尚且有不实之词,何况其他的记载和流传,怎能信以为真?我国的文人,从古至今有一个通病,就是好夸大其词,言之无物,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再赖的东西,他们也能吹得天花乱坠,有的能说成无,无的能说成有,黑的能说白,白的能说黑。在他们的笔下,受到恶意攻击,沉冤莫白的人何止千万?司马迁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汉朝推翻了秦朝,汉朝的统治阶级,他怎么也不会说秦政权好的,他们要标榜自己灭暴秦有功,让天下人感恩载德,拥护他们,这也是历史的常理,成者王侯,败者贼吗。其实,在刘邦攻进咸阳后,萧何不顾别的,只注意收集秦的典律,为后来制定汉的律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白了,是汉丞秦制,也是汉丞秦律。在秦人手里就是暴政,你用了就是仁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时,司马迁能说秦的好话吗?为李陵辩解了几句,惨遭宫刑,他再胆大也不敢说被汉灭亡了的秦的好话,司马迁距秦朝那么近,估计他不可能不知道,阿房宫子虚乌有,他只不过用虚构的假象,人云亦云衬托秦朝的浮华罢了,反正也不是事实,多说几句也没啥。杜牧更不会考察阿房宫的真伪,他也无法考察,只为了自己的文章,有更大的说服力,向当朝进谏,说明大兴土木对国家的危害,不惜采用夸张手法,排比手法,来烘托文章的效力,更不顾忌言过其实。阿房宫如此,所以焚书坑儒,经文人的手加工,真伪也就很不好说了。文人们为了诬蔑自己的心中所恨,他们编起故事来,是不择手段的。就拿孟姜女哭长城来说吧,他们杜撰出一个孟姜女,说她跋山涉水,历尽艰难,千里寻夫,到达长城后,丈夫却在艰苦的修长城劳作中病累而死,连尸骨都无法找到,孟姜女思夫心切,悲愤交加,伤痛欲绝,恸哭不止,她悲惨凄楚的声音,惊天地而泣鬼神,竟然将长城哭倒了八百里。多么的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多么的具有震撼力啊!又有谁能不为之感慨动容,潸然泪下。这故事可是和牛郎织女的故事一样,家喻户晓的,老百姓们每当提起此事,哪个不破口大骂暴秦无道呢。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历史上,在民间,为宣扬暴秦,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说,历史记载,和文人的笔,是不能全信的。
我们再说说秦的严刑峻法,与修长城的所谓暴力。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维护统一,保持国家安定,防止动乱的措施。他在全国统一刑法,并制定了具体的法律条文,就这一项大变革,就捅了马蜂窝。因为,在秦以前,根本没有统一的法律条文,只是有权人、有钱人对人民的奴役,他们的话就是法,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法,对老百姓来说,要杀要剐他们说了算,一句话不对付,就可能人头落地,他们随便杀人,从来不负刑事责任,正是孔老二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突然秦始皇全国统一刑法,谁犯了法都要依法治罪,对他们这些历来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的权贵来说,是天大的不应该,凭什么治罪,历来有过吗?那些死抱着孔老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放的后代儒生门,死死认定这就是暴政。秦始皇为了保持国家稳定,还在全国范围内收缴兵器,箭矢,销毁后,在咸阳铸成了十二个铜人。即贾谊过秦论中说的“销锋鍉,铸金人十二”。秦始皇采取的措施,对保障国家的稳定,不发生动乱,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特别是统一刑法,更是化时代的大跨越,是中华文明比世界先进了好几百年。当然,那时的法律,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不可能讲究,人人平等。但是,不能否认它在当时的积极意义。
再有就是秦始皇修长城,修长城是为了边界地区人民的安宁,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和军事进攻,对维护国家安定,保卫边疆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秦以前的北方各国也在北边筑有长城,秦统一后,只不过把那些长城进行连接,加固罢了,也没什么好非议的。
秦始皇的一系列措施,对维护国家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你看,“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过秦论的这句话证实了,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骚扰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地方豪强,恶势力,再不敢任意胡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边疆稳固,人们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这和一个暴君,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
咱再看看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吧。历来都把秦朝的灭亡,归结为秦始皇的暴政所为。其实秦灭亡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奸贼赵高的祸乱。秦始皇东巡,在回返途中,到河北平乡县沙丘平台时,因旅途劳顿,感染重病,不治身亡。因他死得太突然,连一点后事也没来的及安派。这给赵高的祸乱,留下了天大的机会。秦始皇死后,赵高申时度事,觉着,若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接替帝位,对他不利。他就串通丞相李斯,篡改秦始皇临死前的遗诏,假传圣旨,将扶苏和守卫长城的大将蒙恬蒙骗杀害,立秦始皇的次子胡亥即位。赵高第一步得逞了后,他蒙蔽年少无知的胡亥,更加变本加厉的祸乱宫中。他找借口杀害了蒙恬的弟弟蒙毅,还杀害了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好多栋梁大臣,还有无以数计的人遭到株连。为了消弱秦宫庭的势力,为自己夺皇帝位扫除障碍,以种种罪名杀害秦始皇的公子12人,公主10人,真是血雨腥风,惨不忍睹。李斯后来才看出了赵高的狼子野心,但大势已去,已无力回天,他的一时的私心不但害了国家,到头来也害了自己,也被赵高陷害腰斩于市。赵高为了排斥异己,他曾在宫中导演了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他故意把鹿说成马,问别的大臣,这是马还是鹿。后来,把鹿不说成马的人,都看作不忠于他,全部杀害。赵高还把凡是为国着想进谏的人,都以诽谤罪论处。更有甚者,如果见到百姓面色不好看,也要治罪。赵高的倒行逆施,血腥屠杀,弄得人人自危,朝野震悚,天下处于一片极度的恐怖之中。从上到下,人们只是敢怒不敢言。能安邦定国的人才,被他杀害殆尽。每杀一臣,他都要用自己的无才无德的小人去补缺,大权都落入了他们这些昏庸无能,无才无德的奸诈小人手中。赵高还为了达到他的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为了完成秦陵等工程,他不断地增加百姓的赋敛、徭役,使全国人民怨声载道。强秦至此已经只剩下了一个风雨飘摇,不堪一击的空架子,已经没有了一点自卫能力。不但没有了能够统领全国军队的将领,而且也没有了并吞六国时期的强大的军队。就是有的军队也在遥远的边疆,远水不解近火。所以等到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纷起响应,强大的秦国转眼之间土崩瓦解,根本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就是章邯带领镇压起义的军队,也是临时组织的在秦陵服徭役的苦工。这些人本来就不满,哪会有什么战斗力?就这,赵高对章邯还不信任,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章邯无奈投降了项羽。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不灭亡才怪呢。正如贾谊过秦论里说的:“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俛起阡陌之中,率罢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嬴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郩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銛於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於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後以六合为家,郩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文章的意思是:然而陈胜,是个穷人家出生的人,是个卑贱的农民,是被征来戍边的人。他的才能不及一般的普通人,没有孔子、墨子的贤能,陶朱、猗顿的财富。混迹在行伍之中,在乡野之中崛起,率领羸弱疲惫的兵卒,领着有限的几百个人,转而攻打秦国。砍下树木作为兵器,举着竹竿作为旗帜,天下人云集响应,背着粮食像影子一样的跟随(他),殽山以东的豪杰才俊,便一起起来消灭秦氏王朝。(秦王朝的)天下没有(变得)弱小,雍州那地方,殽山函谷关的坚固,仍然和原来一样。陈胜的地位,没有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国的君主更尊贵;锄头木棍,不比钩戟长茅更锋利;戍边的苦役们,不可能抗击(聚集于)九国的军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方略,不可能及得上以往的谋士。然而成败逆转,功效和战绩相反。假使殽山以东的九国,与陈胜比较强弱,比较权势较量武力,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然而秦王朝凭着区区的秦国土地,得到了万乘之君的帝权,招集所有同列的诸侯国朝拜,一百多年啊。然后以天下为家,殽山函谷为宫殿。一匹夫发难,就宗庙尽毁,(皇帝)本人死在别人手中,被天下人取笑,为什么呢?是没有施行仁义,于是攻守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贾谊分析得很透彻,强大的秦国凭人气和武力统一了六国,可是,却被一个出身低贱的没有才能的农民陈胜,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一匹夫发难,就宗庙尽毁,皇帝本人也死在别人手下,成为了人们谈话的笑柄,为什么呢,他认为,是秦朝没有施行仁义,于是攻守的形势就从原来的所向无敌变成了后来的不堪一击。贾谊也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凭陈胜的才能,和六国的英贤是没法比的,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和六国的君主相比,更是远远比不上,它的军事才能,军队力量,更和六国没法比,可是六国却被秦始皇灭了,然而,秦国却被这样一个无能的人发起灭亡了。很明显,贾谊认为,强大的所向无敌的时期,是秦始皇时期,后来转变为不堪一击的时期,是赵高篡权不施仁义烂施暴型的时期,两个时期的强弱,是截然不同的,是无法相比的。是赵高的杀戮功臣,残暴不仁,招致了秦国兵弱将寡,丧失了统治国家的能力。如果秦始皇还在,这种情况会发生吗,不会的,如果大公子扶苏继位,会发生这样的事吗,也不会。因为有他们在,决不会允许乱臣贼子赵高胡来的,赵高也不敢胡来。他们只会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更强大,起码不会比原来弱。从陈胜发难,到国家灭亡,如此迅速,超过人的想象。这全都是因为赵高的祸国殃民,使国家失去了控制能力。刘邦本来也是秦的地方小官吏,是个亭长。大乱起了后,各地方官员,痛恨赵高,都没有维护国家的举动,大家都看到大势已去,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也加入了造反的行列,刘邦就是如此。说白了,大家是造的赵高的反,赵高已经到了,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地步。秦王子盈就是趁乱刺杀了赵高,报了仇到刘邦军前投降的。这就是秦国灭亡的实际情况。从古至今,那些诋毁秦始皇的人,从来都不提赵高篡权的事,他们不知道吗?不是,他们没有分析能力吗?也不是。是他们的心态不正,你要把赵高的祸乱亡秦提到了前边,不是就对秦始皇的暴政有所减轻了吗?他们宁愿大力宣扬,子虚乌有的孟姜女哭长城,也不愿意提起祸乱朝纲的赵高的事实。其实,赵高所造成的罪过,远不止秦朝的灭亡,是他的祸乱,直接导致了秦汉之间的大动乱,战火燃遍全国,死人无数,对国家的经济,民族的发展,人民的生活,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好多地方都是,百里无人烟的境况。人的生存条件,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以至于,汉政权建立后,到处是萧条荒凉,满目疮痍,汉初一般的官吏,连个牛车都无力措办,这更别说老百姓的生活了。赵高这样的一个大奸贼,给国家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却没有被真正的鞭笞过,一直让秦始皇为他背暴政亡国的黑锅,真是历史的一大不公平。历史是不应该遭到亵渎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华文明史上的,有利于发展的大事,为历史作了贡献的人物,都应该得到肯定,得到公允的评价。不实事求是,任意贬低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骄傲,那是自欺欺人,自毁名誉,自己玷污自己的历史清白,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与悲哀。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人都有他的缺点,秦始皇受历史的局限,也有统治阶级的暴虐、奢侈的一面,这是帝王的通病,不是秦始皇独有,但是瑕不掩瑜,我们总不能一丑掩百俊,或者一俊遮百丑,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要实事求是,不能戴有色眼镜看历史。“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象晚唐诗人章碣这样不顾及实事的恶意攻击的诗句,是应该遭到人们的唾弃的。不过,从他的诗意的反面可以理解为:焚书坑儒,不是秦灭亡的原因,因为,灭秦的不是儒生,不是读书人。刘邦和项羽是不读书的,二者根本连不到一起。呵呵,这也可能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秦始皇做好了他的身前事,身后事他无论如何也是管不着的,亡国不是他的责任,是赵高,是他的儿子。秦始皇建立的朝代虽然灭亡了,可秦始皇建立的制度,却流传了下来,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他创制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他改革推行的统一刑法,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等,一直沿用至今,现在还在发挥它的无以替代的作用,反映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谁能说秦始皇失败了?我说没有,他确实是胜利了,而且是影响千古的胜利的大英雄。
2008年7月26日
千百年来,人们对秦始皇“焚书坑儒”颇多微词,甚至认为“罪大恶极”。其实,这完全是一场误解或者误读。
司马迁开始写《史记》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04年,而“焚书坑儒”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约公元前213年,距司马迁写《史记》时间相差110年左右,就像现在人说清末的历史一样,所以应该比较真实。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焚书”的记载,有“坑术士”的记载,但没有“坑儒”的记载。这个所谓的“焚书坑儒”事件,是后世的史学家的误读或者误解造成的,是加在千古一帝秦始皇身上的一桩冤案。
班固的《汉书·儒林传》也论及此事,说:“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班固写《汉书》的时间是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距司马迁写《史记》晚168年,距“焚书坑儒”事件约275年,时间比较久远了。如果说司马迁靠历史资料和人们的传说记载“焚书坑儒”事件,到班固记载“焚书坑儒”事件,就只能靠资料了,275年,时间太久远,就像现在人记述康熙乾隆年间的事件一样,传说肯定不可靠了。
先说“焚书”。就“焚书”本身来说,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秦始皇心血来潮做出来的,有着它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影响。秦国刚刚统一中国以后,由于受到周王朝建立的分封制封建思想的影响,所以很多学者和知识界人士,这些人当时被叫做“博士”,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的研究员一类,他们大都认为秦王朝统一中国,皇帝应该像周王朝一样,将全国分封给皇族的亲戚和功臣,让他们做一方诸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就是淳于越。
秦国的政治体制是已经实行了多年的郡县制,而且实践证明,郡县制对秦国的强大和最后统一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秦始皇没有打算改变这一政治制度。虽然有倾向,但秦始皇并没有独裁的自己做出决定,而是交由“博士”们去讨论,讨论的结果都认为应该复古(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可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然权力也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李斯力排众议,向始皇帝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李斯说的很明白。第一,短期看如果朝廷有事,诸侯可以救援,但长远看“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
李斯说的一点都没有错,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殷商的灭亡,还是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战争,都是因为诸侯割据,相互讨伐造成的。晋国灭亡的教训,就是因为晋国分封大夫,设置“六卿”,最后出现“六卿分晋”,晋国灭亡。这就是分封制的弊端,责任在分封制,而不在于无人救援,晋国如果不设置“六卿”,怎么可能出现“六卿分晋”的悲剧呢?
第二,李斯认为时代在进步,应该有新的思想和制度取代旧制度,而不应该沿袭已经被证明存在弊端的旧制度。“(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不应该效仿(“三代之事何足法哉?”)。
第三,李斯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指责当今正在实行的社会制度),惑乱黔首(扰乱民心)。”原因是“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李斯总结了历朝历代所实行分封制,尤其是西周以来长达数百年的春秋战国的战乱,认为分封制是导致战争的根源,“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而推行郡县制,不分封诸侯,就不会有诸侯相互侵罚的战争,是长治久安的保证。至于在统一战争中的功臣和王公贵族,靠赋税国家把他们养起来(“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这样,“天下无异志,则安宁之术也”。
无疑,李斯这一政治构想是先进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创千年之先河的伟大壮举,是完全正确的。所以,秦始皇很赞同,于是欣然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置三十六郡以监县”,废除了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从而推动力中国历史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秦始皇和李斯开创的郡县制这一政治制度经过两千多年的变迁,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这一制度基本没有大的改变。
大秦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政权不够稳固,六国残余势力想“复国”,王公贵族想“复古”以分享权力。为了建立秦国统一的政治体制,革新观念,统一思想,稳定国家,对于“人善其所私学”而导致的“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他建议秦始皇,不是秦国的史籍一律烧毁,对于《诗》和《书》以及百家之言的书籍,没有博士职称的人员,不得收藏,一律交由政府,甄别销毁。(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因为说的很有道理,也符合秦始皇的思想,所以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于是才出现了“焚书”这样的政治事件。从李斯的建议看,允许博士拥有“《诗》、《书》、百家语者”这些书,另外,对于农业生产有用的书籍也还是予以保留,不是后世史学家所说的全部焚烧,连秦始皇自己都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烧的是“不中用者”,是有甄别的焚烧,据此推测,“中用”者并没有烧。对于有甄别的焚书这一做法,按照李斯的设想,不能一概的认为是“愚民”,按照李斯的想法,应该理解为防止“私学”,估计“公学”还是允许的,要不然,为什么具有“博士”职称的人还允许藏有这些书籍?
按照李斯的建议,烧的书一是六国历史资料(非秦籍),二是民间的藏书。对于国家档案馆和博士的藏书和百家之言,并没有烧毁,供“博士”,也就是秦国当时的中科院去研究。当然,以后世人们的观点看,烧书这种做法不妥,但是,站在秦国政府和始皇帝本人为了稳定全国政局的立场上去考虑,我认为虽然不妥,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根据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焚书”是大臣的建议,而不是出自于秦始皇的本意,目的是防止“私学”,而不是“愚民”。所以把这一事件说的罪大恶极,且归咎于秦始皇显然有失公允。
在秦始皇和李斯他们看来,焚的基本上是当时对新郡县制政治体制不满,或者和这一体制不相符的思想有关的书籍,或者对国家稳定有影响的书籍。就像资本主义焚烧马列著作一样。受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局限,受阶级的局限,受历史环境的局限,我们不能用后人的思想要求古代人按照后世人们的思想去做事,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非得这么做,也是很可笑的,谁能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就一定会得到后世子孙的赞扬?
再说“坑儒”。如果说“焚书”确有其事的话,“坑儒”根本就不存在。
秦始皇确实坑杀过四百六十多人。对于坑杀的这四百六十多人,无论是当时的秦朝,还是后来取代秦朝的西汉王朝,都不认为杀那些人是“坑儒”,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儒”,而是“术士”。按照这些人的行为判断,他们不能算作“儒士”,把这些人说成“儒士”,那是对“儒士”的玷污。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术士”都是坏人,但秦始皇所杀的这四百六十多个“术士”应该不是好人,至少站在秦始皇的立场上看,不是好人。
秦始皇坑杀的这四百六十多“术士”,也不是滥杀无辜。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这说明秦始皇是经“御史悉案问”这样的法律程序而查出来的460名“犯禁者”,这“犯禁者”应该是有一定罪过的人。对“术士”,我们不能说他们都是坏人,但他们当中绝对有坏人,而坑杀的就是其中的坏人。这就像我们赞赏《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但梁山好汉中难道就没有坏人吗?据周思源先生统计,梁山一百担八将中就有四十多个坏人,这四十多个坏人,就不能算作好汉。
按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皇所杀的这些“术士”中的坏人,基本上是一些骗子和对社会稳定有危害的危险分子,即所谓的“犯禁者”,他们干起欺骗的勾当,胆大妄为,跟现在的邪教组织差不多,骗人都骗到国家元首那里去了,或者妖言惑众。他们骗取国家钱财,一般都数额特别巨大,影响特别恶劣,要么制造紧张空气,煽动动乱,危害社会治安,估计跟东突恐怖分子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些人也会以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的,或者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而受到法律制裁。他们该死,只是以何种方法让他们死。我认为坑杀比另一种当时的刑罚车裂更仁慈。不管怎样,杀他们并没有错。就像从伊斯兰教分裂出来的恐怖组织一样,是应该杀头的。
在“术士”中,影响最坏,迫使秦始皇痛下杀心的“术士”有好几位,其中有一个叫徐福的人,他借口为皇帝寻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骗了很多钱,具体多少,连秦始皇都认为多的说不清,“费以巨万记”,“巨万”绝对不是小数目,这个徐福不是简单的骗吃骗喝。这还不说,还骗走了“数千童男童女”,又有贩卖人口之嫌,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犯罪,不得而知。据说传说,徐福带着这些童男童女出海,可见徐福不是偶然萌发了欺骗的想法,而是早有预谋的。
寻药不着,还谎称在海里“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辩解。秦始皇对这些人非常信任,言听计从。当始皇帝听到他们“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时,放下帝王的架子,不辞辛苦,从渤海湾到连云港,亲自为他们射杀大鱼,居然还真射杀了一条大鱼,这也体现了一代帝王对这些“术士”的关心。
可是,徐福后来寻药不着却下落不明。据说徐福领这些童男童女到了现在日本,所以有一种猜测说日本人基本上是这三千童男童女的后代。日本现在还有纪念徐福的庙宇,说明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也许徐福并没有把那些从秦始皇那里骗来钱私吞,而是用在了那三千童男童女在日本的发展上,但他那样做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行为无疑,是犯罪。如果传说是真,日本人都是他和他带去的三千童男童女的后代的话,那么,没有他欺骗秦始皇去日本,也许就没有残绝人寰南京大屠杀吧。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从什么立场讲,这些行骗的“术士”那是绝对应该杀的。
还有一位“术士”卢生,也拿了很多钱去寻药,当然也没有寻到,回来后也欺骗秦始皇说“有恶鬼”,还说“恶鬼辟,真人至”,然后又对“真人”进行了一番渲染:“真人者,入水不濡(湿润),入火不爇(ruo音同弱,燃烧),陵云气,与天地久长。”所以他要求秦始皇隐居藏形:“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药殆(殆,音同贷,差不多得意思)可得也。”始皇帝又一次听信了他们。
尽管皇帝对卢生很信任,言听计从,可是这卢生还是私下里诽谤秦始皇,经过一番诽谤后又说:“未可为求仙药!”估计他也求不来仙药,于是只好逃跑。对于欺骗,对诽谤,对信任有佳后的不辞而别,面对使自己颜面扫地的尴尬,秦始皇非常气愤,估计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很气愤,无一例外,所以秦始皇才起了杀死骗子的心。我想我们应该理解秦始皇。如果你受一回骗,你就会知道骗子是多么的可恨,如果骗子骗了你又骂你,一定会觉得骗子是多么的该死!这是人之常情。
看看这些“术士”的所作所为,哪里有一点儒家的风度?他们哪一点能称得上是“儒”呢?他们的这些做法和我们一直以来推行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相去甚远。千古一帝秦始皇也是一个人,他也有感情,也有脾气,根据秦始皇所遭遇的残酷现实,我们不能不说,秦始皇也许很残暴,但他杀这些人根本不是因为残暴,也不是秦始皇要无端的杀他们,而是他们确实做了该杀的事,他们该死。所以,杀这些人不能说是“坑儒”!因此,千百年来说秦始皇“坑儒”,完全是一桩冤案,千古奇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