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滅之城

當前，圍繞着川普政府上台後的一系列舉措，人們熱切關注，觀點也層出不窮。其中，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先生的幾篇文章正是基於人們關注的三個熱點——俄烏戰爭、川馬新政和信息繭房所展開，讀罷深以為然。這裡轉述歸納如下。

一、關於俄烏戰爭

川普上台以來最讓人詬病的就是：在俄烏戰爭中無視起碼的是非曲直，甚至置被入侵一方的感受於不顧，將為了維護自己的領土免受他人宰割所付出的犧牲當成是失敗與徒勞，並試圖以傷害烏克蘭為代價與侵略者普京（背後還有某大國）媾和。對此，不禁想罵罵這位上任伊始的美國總統以及他的國防部長等一眾！

但孫立平教授，包括他轉述的觀點，則給出了觀察這一問題的另一個視角，即：為什麼歐美人會在俄烏戰爭中“首鼠兩端”？除了利益考量之外，其實還有着歷史與文化觀念上的更深層次原因，孫立平指出：

歐美人關於國家以及領土的觀念，或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祖國領土神聖不可侵犯，寸土必爭”，至少在歐美很多人看來並不是絕對天經地義的。事實上美國這個國家與其大多數領土，都是談出來的。歐洲國家的領土更是不斷變化，甚至經常因貴族聯姻、交易而變遷。因戰爭而改變邊界的更常見，其中實力是重要因素。但少有人為領土變遷“玉碎”，或為此去推翻本國政府。世界很大，世界各地人的觀念與思維並不完全相同。

如果查看歐洲國家現有的版圖與歷史版圖的對比，這個國家的哪一塊地方原來是屬於哪個國家的，哪個國家原來是哪個國家的一部分，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而且他們似乎也很平靜地接受了。國家不就是人們生活的一種地域性框架嗎？

人們要問的是，為了制止侵略，究竟需要付出多少無辜的生命作為代價？還需要投入多少本來可以不用做戰爭的金錢與物資等財產？又有誰願意為此付出這些代價？現實中，歐美日已為支援烏克蘭支付了有限的代價，其中美國付出的最多。但歐美日都不願為打敗俄羅斯支付太多代價，歐盟國家到現在仍然既不願意參戰，甚至也不願意將軍費開支提高到更高比例。

美國政治學家英格爾哈特教授在中國政法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現代富足的生活與人們對人生價值的追求，使得人們對戰爭傷亡的接受程度在降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每天死亡高達2500人，但美國在越戰中總共死亡了58000人後，在伊拉克戰爭中死了3000人後，戰爭就失去了公眾支持。伊拉克戰爭中死亡美軍的總人數相當於二戰四個小時死亡的人數，但美國人不能容忍了。”

戰爭必然伴隨着生命與財產的慘烈損失，所以二戰後，反戰就成了民主社會的主基調。但對其他國家與地區已發生的大規模死人的戰爭，誰去制止？如何應對俄羅斯這種侵略成性的國家所挑起的戰爭？

當人們討論文明與野蠻誰戰勝誰時，回答也許並不簡單。

然而，《聯合國憲章》是怎麼寫的？二戰後世界秩序的基礎是什麼？一個世界秩序的建立者和主導者應該是這樣的嗎？你真正盡到了你的責任了嗎？別跟我說，他是美國的總統，怎麼做對美國人有利就怎麼做是天經地義的。

川普一再說，俄烏戰爭是一場荒謬的戰爭。荒謬這個說辭掩蓋了侵略與反侵略的分界，如果這句話成立，世界上還有公理和正義嗎？難不成我們要重回叢林？

有人說，不管怎麼說戰爭都要停止，不能再死人了。話雖這麼說，誰也無法反對。但如果正義沒有了，如果維護正義的機制失效了，世界由此進入叢林時代，會不會死更多的人呢？

二、關於馬斯克和他的DOGE

該如何評價馬斯克和他的DOGE近日來的做法？人們看法不一，有些觀點根本就是針鋒相對，難以調。那麼究竟孰是孰非呢？在我看來，現在下結果為時過早，不妨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孫立平教授則從另一角度對此提出了他的關切點：

我想討論的問題不是這樣做是不是合法？那些做法是不是胡來？或者其中存在問題和瑕疵等。這些問題大可繼續討論或爭論，而且有的我也部分認同，但我更感興趣的是，我們是否可以從這些做法中窺見某些未來政府的前景？

政府是一種很古老的存在。有了國家，也就有了政府，甚至也可能在國家出現之前，政府就已經存在了。即使是在制度相對完善的國家出現之前，職業化的公共管理可能就存在了。由老百姓提供某些資源，使得一些人或機構，專職從事公共管理，我想，這就是政府的基本含義。多少年來，政府在不斷更新，形式也在不斷演變，但基本的輪廓基本是定型的。

但是，無論什麼東西，就怕老。一些歷史上赫赫有名、充滿活力的大公司，很多也是越來越官僚主義，越來越死氣沉沉，越來越繁文縟節，越來越利益盤根錯節。政府就更是如此。在現代社會中，由於經濟的發展，可用的資源越來越多，政府也在日益成為一個龐大的利益主體。

人們指責川普和馬斯克的任性胡來，六個從19到25歲什麼都不懂的毛孩子，就可以在莊嚴而龐大的政府機構中大開殺戒嗎？可問題是，不如此，有改變的可能嗎？米萊又何嘗不是如此。

如果我們不糾纏細節，可以發現，川普和馬斯克，是在用兩個東西衝擊着舊的政府架構，或者說，是在將這兩個東西注入新的政府架構。

那就是：企業原則與技術主義。也許我們可以從這兩個東西中，窺見未來政府的一些影子。

從目前已經開始推進的政府改革中，人們可以明顯看到企業管理原則的應用，如效率優先、技術驅動、扁平化決策等。有人將這種做法稱之為企業治國。如果你要在理論上爭論將企業管理原則引入公共部門是否合適，公共管理與企業管理有何區別，大可爭論下去，但用這些企業管理的原則重塑政府體系，至少在我看來，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違和之處。這不是挺好嗎？

更重要的，是運用最新科技發展成果對政府進行的改造。正因為如此，有人說，馬斯克的最終目標，是要打造一個高效、由技術驅動的“賽博朋克”政府。這個政府將高度依賴技術和自動化，以提高政府效率，從而使這個政府更具執行力、更貼近市場，同時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

從目前來看，馬斯克的團隊，正在這樣幾個方向進行努力。

1）通過人工智能的運用來優化政府流程和提高工作效率。對政府工作的智能化處理。他們進駐各大聯邦機構，將大量政府記錄和數據庫輸入AI系統，用AI來尋找哪些項目可以被取消，哪些工作可以被AI取代。找出可取消的聯邦項目，確定非法律要求或非必要的合同。

2）將企業中常用的“零基預算”理念應用於這次的政府改造。所謂零基預算，就是不考慮過去的預算項目和收支水平，以零為基點編制的預算，從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避免浪費和濫用。這實際上是一種清零。這種清零對於革除一些沉疴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人們總是會受制於某些路徑依賴。

3）通過區塊鏈技術的運用，更有效地跟蹤聯邦支出、保護數據安全、進行支付處理，甚至管理建築物。這項技術的引入不僅有望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還能增加財政透明度，減少腐敗的機會。

技術的作用，不僅僅在於提高效率，同時也有利於解決非技術手段無法解決的某些問題，如具體工作人員因認知、情感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導致的偏差。

三、關於信息繭房

出於人類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人們常常會在信息爆炸的時代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信息繭房之中，因而將自己的認識水平與觀察眼光束縛在一個異常狹小的範圍里而不自知，甚至還振振有詞，無法理喻。孫立平教授以及部分學者對此有着更深入的分析與思考：

以往，信息繭房儘管也存在，但那更多地是一種自然的過程，頂多加上權力的人為干預。但在今天，技術和市場的力量成為一種新的加持，這使得營造信息繭房的力量空前強大。

現實在提醒我們，智能化信息繭房比一般信息繭房可怕得多。

《人類簡史》一書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指出，要理解我們對信息的消費方式發生了什麼變化，可以用食物做個比喻。100年前食物很稀缺，所以人們吃他們能找到的一切食物，並且大家喜歡富含脂肪和糖的能量充足的食物。但時至今日食物已經很充足了，如果人們還是什麼都吃，過量攝入脂肪和糖就會生病。所以人們開始節食。

信息也一樣。過去信息很稀缺，所以人們接受所能獲得的任何信息。但現在，我們已經被大量信息淹沒，尤其是那些無用信息——這也會讓我們生病。我們需要進行信息節食，甚至有時要定期開展“信息斷食”。

那麼，該怎樣進行信息節食呢？

赫拉利的回答是：1）放棄“更多信息總是對我們有益”這樣的想法；2）要有意識地篩查信息質量。這就像我們必須對攝入的食物謹慎一樣，我們也應該對放入大腦的精神食糧謹慎。尤其是要避免用過量的仇恨、貪婪和垃圾信息填滿大腦。

提法固然很好，但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因為在算法時代，我們在信息面前越來越被動，我們接觸的大量信息都是根據我們的口味推送到我們眼前的。而且，基於科學的推送技巧性非常強。有人說，垃圾食品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為，很多垃圾食品都是很好吃的，很對人們的口味。垃圾信息也是如此。對此，孫立平教授引述了以下兩位學者的觀點：

新聞人連清川認為：新媒體就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段彎路！如果說互聯網是不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段彎路還不好說的話，那麼新媒體則已經充分展露了它邪惡的獠牙。

新媒體為什麼會敗壞人類的思想與傳播？因為大眾文化現今已經成為一種潮流，那就是一切為了娛樂大眾。為了增加票房或流量收入，公共文化是向下看齊的。也就是說，越是滿足更多人的審美能力，就越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結果大眾文化就成了比爛、比誰的底線更低的競爭，它終將敗壞人類的心靈。

新媒體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流量控制與思想媚俗的特點。當智能手機普及至鄉村級別的時候，流量的競逐使內容成為了審美與觀念的噩夢之地。在流量的競賽中，傲慢、偏見與情緒，更加容易獲得缺乏訓練的公眾的認可，理性的、中立的、客觀的內容從來都處於劣勢。為了生存與競爭，良性的新媒體必須不斷地調低自我的設定，以獲得生存空間。

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則認為：比信息繭房更可怕的是意義繭房。

“信息繭房”這一概念來自美國社會學者伊萊·帕里澤（Eli Pariser）。他在2011年的著作《過濾氣泡》（The Filter Bubble）中指出，隨着互聯網平台和社交媒體算法的普及，人們接收到的信息越來越受到算法推薦的影響，這些算法會根據用戶的偏好、行為和興趣提供個性化內容，最終導致用戶只能看到符合自己觀點或喜好的信息，而忽略其他多樣化的視角。這種現象被形象地稱為“過濾氣泡”或“信息繭房”。

所以，“信息繭房”是指因為信息封閉而思想呆滯，目光短淺。克服信息繭房的對策是：增加異質信息、改變信息渠道，從而打破信息繭房。

然而，更值得人們注意的則是“意義繭房”，即：我們解讀詮釋信息的思維定勢。

信息需要通過思維模式得到解釋獲得特定意義。同樣的信息經過不同的解析過程，則會產生不同的意義、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行動。如果思維模式僵硬，那麼，任何信息的輸入都會通過這一模式加以解讀，從而賦予特定意義。

“意義繭房”的另一個意義是，人們有意識地尋找自己熟悉的、順耳中聽的信息，排斥那些異質信息。換言之，信息繭房是意義繭房自我選擇的結果。不是信息導致意義解析不同，而是相反：思維定勢導致信息的不同意義。

因此，意義繭房比信息繭房更為危險：信息繭房可以隨信息的增加或改變而得以突破；而對於意義繭房來說，新的信息經過原來的意義框架來印染和解讀，不但不能打破意義繭房，而且有可能會強化之。

這又涉及到框架與框架置換的問題。框架理論是由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1974年提出的，它的核心觀點是：人們對信息的理解並非基於信息本身，而是受到他們所持有的認知框架的影響。這些框架會影響我們對信息的注意、記憶和解釋，從而塑造我們的社會認知和行為反應。

換句話說，當人們在與信息相遇的時候，都有一個對其加框架（framing）的過程。而在現實中，我們遇到的一個經常性的問題是，總是有人努力地對你腦子中可能有的框架施加影響。

人們在研究被騙的老人的時候發現，騙子一個通常的做法就是從非理性的情感需求入手，進而改變你在理性層面思考問題的方式或框架。於是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當老人腦子裡的框架被改變之後，哪怕是兒女這樣親人的勸誡，根本聽不進去，就是篤信騙子是在關心他。

對此，也許可以將其稱之為框架置換的過程。所謂洗腦，在很多時候就是一個框架置換的過程。

在上述基礎上補充幾句防止陷入信息繭房的方法。

有人給出了如何判斷一個人被洗腦的幾條特徵，即：1）迷信人的完美，不允許別人批評自己崇拜的人；2）熱衷於讚美，不注重批評。而你所讚美的正是你不敢批評的；3）總是把自己的錯誤歸咎於別人，不知反省自己；4）你所有的見解都來自於他人，而沒有一條是你自己覺悟到的；5）你獲得信息的方式依賴於看電視、看短視頻、看報紙、看網絡各類自媒體信息，唯獨不看書。

對於最後一條，竊以為是防止被洗腦的入手點。單就網絡信息而言，可以設想：一篇僅花幾小時或幾十分鐘就炮製出來的東西給人們帶來的，免不了會是碎片化的信息和經不起推敲的觀點，與人們花數年乃至數十年寫就的書籍又如何同日而語呢？更不用說那些經過歷史沉澱所保留下來的經典了。因此，轉瞬即逝的網絡信息，是無法代替讀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