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

我看六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是一篇2014年的旧文，有些陈年芝麻，但是今天来看还是有用，仍然适合。我强调一点，对于远离北京的中国人对于当时的时局估计和北京人大不一样。

不过，我增加两个问题。中国普通人的素质达到民主自由对个人的起码要求没有？中国人对制度的自我遵守愿望，特别是对高压不屈不挠的风骨建立没有？这才是我们时代中国革命人士面临的大问题。

任何事情的发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6-4的发生有多层次的因素。但是离不开

国人酱缸文化(包括所有国人劣根性)特征影响，而且正是华裔文化和千年统治的遗

痕决定了6-4的结局。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把自己也看成是这个国家管理阶层的一员，

就知道这个家不好当。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每到64前后，街头巷尾大报小网，议论纷纷。提出政府必须向人民道歉，为6-4平反。

认为政府欠了人民血债者占了网络作者的多数。若是有人反对为6-4平反，那是天理

不容，立即受到前后夹击，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就是逼得屁滚尿流。我冷眼观察这

番风景，怎么觉得像唱戏，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真是一片莺歌燕舞，好不热闹。

当然作为华人一员，我希望祖国富裕，强大，统治者主持正义，理性，宽容，具有

美好的人性，真正为国富民强而呕心沥血，扼腕奋战。应该说，习总的这一届，不

仅比较廉政，敢说敢为，而且有一定的改革意图，有一些民主的意识。于是我们很

多朋友便指望他能给6-4平反，我觉得此时此刻有些过分急躁，还要等一等。每年的

五月底，官府担忧国家不稳定加强了控制，而部分“民众”也上串下跳，唯恐天下

不乱。

为什么我会成为6-4的旁观者呢？其实我也是经历了一番复杂痛苦的心路历程。却说

6-4运动时，我们远隔北京，消息不通，对事情的来龙去脉缺乏全局性的了解，只能

跟在报纸，中央台后面。每天傍晚，在学校的操场里黑压压地挤满了学生和老师，

议论当天的见闻，思索明天的行动。5，17的大游行，似乎给大家递出信号：外交部，

国务院都打出招牌来上街，我们岂有不上之理。在夹皮沟一般的内地果然也响应起

中央号召，走吧，支援学生，支援民运。那时我也是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似乎也

错误地认为亲爱的党中央在暗送秋波，再不上街，就会失去像五四那样，70多年才

有一次的机会，后悔一辈子。

且慢，正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学政治的好友陈老师约我深夜散步，说要好好谈谈。

毕竟是学文科的，他果然嗅觉灵敏，看出了猫腻，认为这场风波背后有玄机(后来证

明有香港，台湾及西方势力背后怂恿，一句话受人利用了哇)。并说：你是学术型，

想出国不，想出就别去游行。三言两语，震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让我有点过热的

大脑冷静下来，清醒不少。其实我并不太懂他的理论分析(现在想来他也是从历史的

角度来分析时局的)，只是听了他的话，没去游行。尽管此君自己还是游行了的。内

地不仅行动慢跟不上革命形势，等到人人都游够了5月19号，才有几十人参加了游行。

然而，6-4之后清洗起来，内地学校反而更快更踊跃，整起人来一点不含糊。我即便

没有参加游行，仅仅头天晚上参加了七嘴八舌的议论，还是被人给拱出来了。尽管

无大恙，没有被彻底批判，出国留学一事还是给延误了一段时间。

当局与6-4

不管诸位如何理解，愚认为不一定要着急让政府为6-4平反。历史的角度看，时间还

太短，它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和深刻意义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还没有盖过其

负面影响。从全局观来看政府，学生和民众都是受害者，都是输家。不必追究错与

对，邪恶与正义，孰是孰非， 6-4永远无解。当时在位并有直接责任的人死的死，

退的退，现行政府的人们并无实际责任。习母还参加了赵紫阳的忌逝，间接表明习

家对6-4的观点。当局前一段时间还有意开放对6-4的评论，曾经封存了25年的敏感

话题。但是，国人文化是酱缸性格，你退一尺，他要进一丈。为避免嚷(酿)成大事，

当局在6-4真正来临时，不得不严加管理。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家庭管理阶层

的一员，就知道这个家不好当。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某些人写点点东西容

易得很，自己不用动，却把另外有些乳臭未干的热血青年煽动起来，搞乱正常社会

秩序。这是因为学生阅历不深，思想是直线，易于激动，冲动，很容易受骗上当。

6-4时的执政局

起初的6-4源由：胡耀邦的悴死引发了一股不满情绪，有许多人要纪念他。继之是对

包括邓小平改革政策造成的问题的不满，1980年代后，改革使农民和生意人富裕了，

但拿国家薪水的人不 仅收入相对下降，生活水平受到1980年代末严重通胀的极大打

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人权、自由的要求也提高了。赵紫阳智囊团顺应

潮流有意政治改革，宽松环境，并错误地预测局势，以为中国已到必须改革，而且

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些知识分子(方励之)喜欢和激进的学生(王丹)讨论所谓国

家大事。但是当局者大意了，没有预料到事件会一步步发展到失控。在早期当局者

一直没能达到一定的共识，4-26声明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仍然没有完

全警觉起来。

但随后学运逐渐脱离初始的改革目标，似乎认为政府会倒台了。忽然矛头指向官倒，

特权(幕后推手在推波助澜耶!)，学运迅速演变为反贪官的运动。各大学连通一起，

美术系绘制标语牌，历史系谈论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语言系则翻译最新的标语口

号。这一转折本身说明学生首领们目标不明，没有理论基础，领导技巧也不行。这

种貌似正义但缺乏实际思想体系的呼声很快得到广大工人和市民认 同。形成了波澜

壮阔的全民运动，进而失控造成大局紊乱。89年群众运动期间，极度的自由颠覆了

街头每天的公共秩序，街头音乐会回荡着刚萌芽的中国摇滚乐，正常秩序被破坏，

街头巷尾，三个一群，五个一堆，高谈阔论，痛贬时弊，想干啥就干啥，反正老子

明天不上班，不上学。其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保守派(甚至西方民

主)能包容的限度。

事态恶化主要原因

作为管理方的政府也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是中央有两派，赵紫阳的绥

靖主义，和李鹏，杨尚昆及邓小平强硬派，具不可协调的矛盾，造成困窘的局面。

赵受到手下的一帮文人骚客的笔头影响，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主张急于改

革。因此听不进邓小平一再劝告，向外界有意透露出中央有两个声音，就他本人才

是同情偏向学生的。作为一国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危险的政治行动在任何

一个国家都是不成熟，而且相当危险的。即使如此，邓仍然想让赵回心转意，反复

规劝，因此事件处理得不可能快，延误了时间。失去解决冲突的最佳时机。而且前

后作法不一致，给学生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一些阶段性错觉。另一方面，学生有些

自恃，有些莽撞，也有些过分。以吾尔凯西，柴玲等为首的学生领袖像楞头青，不

成熟，他们的语言，态度，理论修养和管理能力都决定了不可能领导国家，但他们

却要与政府平起平坐，来不来就要与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国人文化是酱缸性格，

今天对了话，明天就要你交权哟。学生鲁莽毛躁，不会讲道理，讲秩序，本身是无

政府主义，是对法制和民主的践踏，也是对这些居高自傲民运领袖的极大讽刺。

邓小平，李鹏，赵紫阳

邓小平起初不想换刚坐台不久的接班人，很希望赵能够回心转意，齐心协力，并把

局面控制好，把戒严和清场搞下去。谁知道赵似乎鬼迷心窍，一点也不理解邓小平

的苦心。就是因为这些内部分歧，给一些心有叵测动机分子和乳臭未干的学生领袖

以错觉，以为有可乘之机。开枪命令出自于邓，他要承担一定责任。你知道吗？邓

小平实际上是带老年痴呆症，两月都没有睡安稳觉呢，为挽救国家民族再次转危为

安不惜牺牲个人信誉。是他不惜毁了一世英名为代价，换来了中国又一个经济高速

发展时期。

李鹏是邓的代言人，他很保守，同时也很急躁，修养差些。其实他也是效忠党国，

作为马前卒已不容易。他也可能怀有个人的野心。同赵紫阳本不是一路人。

赵紫阳，抓经济还不错，搞政治嫩了些。当时的天安门局面不是让步就行的了。一

松口，可能是天下大乱呢。他就为什么那么天真呢？中国不是不需要民主，不仅6-4时

时机不到，即使现在，中国仍然高度危险。国家安危，系在共产党统治一根细细的

钢丝上。我们民众的素质很差，就像万维网天天被骂的那样。民族的素质恰恰是实

现宪制民主的基本条件，不然选票都没有人来投。印度是民主国家，但他们的选举

仍然是操纵在一部分富豪和世袭权贵的手中，是特权阶层的东东。贫苦人民不参加

投票(有人买单)，他们既不关心，又没有能力参与政治和管理。

其他的结局-后话

除了现在既成事实结局外，还可以有如下结局。最坏结局是：试想1989年，如果当

时的政府让步，有可能是退不成军，如果不是军阀混战，起码也会失控，亡党亡国，

经济彻底垮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是可能的，苏联就是一个好例子。最好结局：

本该在事情发展不太严重时把事情控制好。限制游行和绝食的天数和规模。是可以

避免使用武力的。还有一种可以接受的结局：我认为局面是必须控制的，即使到最

后也不必使用军队。可以调动部队，但兵临城下，仅作预防万一。使用民兵来和学

生肉搏，不需枪弹坦克，用棍棒拳头武术(或者刺刀)夺取失去的广场，从而恢复已

经被颠覆数月的正常次序。但是国人文化是酱缸性格，统治者是恐惧的，是恋权的，

更主要的还有封建余孽思想作怪，民主思想还较贫乏。正是出于这种极度地恐惧心

理，作出的仓促决定造成了血腥后果。

看看6-4录像，给中立者两个提示：即使在最后时机政府和军队并没有像当时西方舆

论说的杀死了数千上万人，政府是在尽量克制减少伤亡(我仍然觉得这些失去生命是

可贵的，是我们民族引以为骄傲的英勇斗士)。同时也看到了学生和市民都急得要命，

谁也不相让，都在拼死一搏。否则，死伤会更少。问题是，那些在搏斗中不怕死者，

往往是后来从外地加入的像你我这种不懂政治奥秘的人，他们自以为正在为国家和

人民奋斗呢(注：要不是一个政治家给我打预防针，我也可能要去为中华的民主事业

献身呢)，而在关键时刻那些平时嚷得厉害的领袖们却溜之大吉甚或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