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的兩個條件已見成熟

作者:暫時無派

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開展了整風運動。在這個過程接近尾聲的的一九四四年，郭沫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甲申三百年祭》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分析了明朝滅亡的原因，第二個部分分析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運動的興衰。很有意思的是，這篇文章引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當時的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對這篇文章很惱火；他對文章的前半部分非常敏感，認為是在影射國民政府行將滅亡，遂專門組織人馬對其圍攻。而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則對這篇文章讚賞有加；他對文章的後半部分非常感慨，認為是對共產黨的嚴肅警告，遂將其列為整風文件，號召全黨認真學習。於是，就有了後來毛澤東“進京趕考，不做李自成“的警言，有了蔣介石退居台灣的結局。

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今天，距離郭沫若寫文章的那個甲申年已經過了一個甲子另加八年，歷史是不是又出現了“驚人的相似之處”了呢？是的，又出現了。

大明朝為什麼在三百六十八年前的那個甲申年滅亡？不外乎兩個原因：內因和外因。內因是明朝的吏治腐敗、民心喪盡，用郭沫若的話，就是“事實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僅存形式了”。而外因則是崇禎當政期間的連年天災。 .

明朝末年吏治壞到什麼程度？崇禎自己在《罪己詔》中是這樣說的：“……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毫無懸念，這樣的吏治在社會經濟上必然導致極大的兩極分化。

中國是個農業社會，它的經濟周期一般是以年為單位的，“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在這樣的生產方式下，百姓養成了極大的忍耐力，這種忍耐力使他們即使在社會極度不公時，只要有口飯吃就不會造反。反過來說，這樣的忍耐力又具有很大的慣性，一旦達到極限，它爆發出的造反烈度和持久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壞力又是十分驚人的。

崇禎是個很不走運的皇帝，他在接手明朝這個爛攤子以後，連續遇到天災。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天災來臨時，一方面是大部分人的食不果腹，另一方面是少數人的窮奢極欲，這就既有了搶的需要，又有了搶的對象，於是，造反就是個順理成章的事了。甲申年明朝的滅亡，就是在這樣的內因和外因的綜合作用下發生的。

那麼，明朝的滅亡有沒有可能避免或起碼推遲呢？按照郭沫若的分析，這個可能是有的。他寫道：“饑荒誠然是嚴重，但也並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極，流而為盜，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鋌而走險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餓死、足有誨盜的物資積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麼挹彼注此，損有餘以補不足，盡可以用人力來和天災抗衡，然而卻是‘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這一句話已經足夠說明：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其實，不僅郭沫若這個“事後諸葛亮”看到了這一點，當時的有識之士也看到了這一點，其中一個叫李璡的武生就建議“搜括臣宰助餉”。但他的這個建議受到了一個叫錢士升的大學士的怒斥，他說：“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於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翻譯成今天的話，大約和某精英“拍案大怒”時說的“共同富裕是亡國之道“的意思差不多。當時崇禎雖然假惺惺地斥責了這位大學士幾句，到底還是沒有採納李武生的意見。事實上，他不僅沒有“搜刮臣宰”，自己也沒捨得花點錢救自己的天下，以至於他在煤山吊死以後，庫房裡還堆積着如山的銀兩。要錢不要命，這大概是剝削階級貪婪的本性吧。

郭沫若寫這篇文章的時期，國民黨政府也遇到了同樣的吏治腐敗和兩極分化的問題。當時的中國雖未遭受全國性的大災，經濟卻處於崩潰之中，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軍無鬥志，人心渙散。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後來親自上陣在上海“打老虎”，終因頂不過江浙財閥的壓力半途而廢。號稱蔣介石文膽的陳布雷似乎想步明朝李璡後塵，斗膽建言，懇請蔣宋家族解囊“助餉”，結果反遭訓斥。於是，他萬念俱灰，終因不忍見自己輔佐半生之蔣氏慘遭失敗而殺身成仁。跟着，幾百萬軍隊兵敗如山倒，數十年政權灰飛煙滅。

歷史進入今天，中國再次面臨相似境地。今日政府之腐敗，比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今日社會之兩極分化，比當年有“特色”而無遜色。崇禎《罪己詔》中所列的官場腐敗，幾乎條條都可以和今天的官場對上號；當年共產黨批評國民黨領導的社會的種種敗相，在今日的社會中無一或缺。整個社會階級對立十分嚴重，勞資關係高度緊張。執政黨威信掃地，只能通過暴力“維穩”和高壓“禁聲”等野蠻手段實施管理，致使官民關係形同水火，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對可能造成社會大動盪的內因，執政當局心裡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們無意做出任何努力來減弱這個內因；他們肯做的只是推動經濟的發展，以求弱化社會動盪發生的外因條件。如前所述，中國的老百姓只要有口飯吃就不肯造反，因此，他們的這種做法並非沒有效果。但是很不幸，中國的經濟是全球化經濟的最末梢部分，它承擔了最大的成本，卻得到了最少的利潤。三十多年掠奪式的“發展”，使國家資源趨於枯竭，自然環境嚴重破壞。盲目的外向型經濟，在造成財富大量外流的同時，也造成了流通貨幣的快速膨脹。世界經濟的風吹草動不僅總會影響中國，而且會將最後的壓力加在中國身上。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後，為了救“中美國”，中國政府飲鴆止渴，投放四萬億人民幣，試圖通過擴大投資刺激經濟。結果，如同打了過量激素的病人，病因沒有去掉，身體的元氣卻大傷。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明顯放慢，投資、外貿、內需“三駕馬車”無一“給力”。青年人特別是大學生就業越來越難，而且即使就業，工資收入相對於通貨膨脹也大幅度縮水。中國經濟極有可能陷入“滯漲”的困境，大量的普通家庭包括所謂“中產”家庭在短期內將有破產之虞。 .

更為嚴重的是，這一輪刺激經濟的措施，不僅沒能有效地遏制“外因”，反而加劇了“內因”。四萬億的投放使官場腐敗更加嚴重，社會財富更加集中，兩極分化的程度已經大大突破了社會能承受的底線。不誇張地說，在內因條件早已成熟的基礎之上，造成社會動盪的外因條件也已經敲門。

與當年國民黨時代一樣，今天的中國也是一個經濟殖民地和政治半殖民地的社會。因此，中國不僅不可能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殖民地和對外發動戰爭來轉移兩極分化和經濟危機造成的國內矛盾，反而會成為這些國家轉移國內矛盾的對象；中國社會的壓力只能在內部釋放。

沒有人喜歡社會的大動盪，但是，面對這一切，出路在哪裡？

大體說來，民間的態度有三種。第一種是“自由主義者”（俗稱“右派”）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的唯一出路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走“普世價值”的道路；第二種是“社會主義者”（俗稱“左派”）的觀點，他們認為可以通過“黨內的健康力量”回歸社會主義道路，重建社會公平；第三種是普通民眾的觀點，他們其實沒有明確的觀點，除了默默忍受，他們能盼望的，就是體制內出現幾個為他們謀取點利益的“好官”。這三種出路都可以避免血雨腥風，但是很遺憾，沒有一條可以行得通。

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民主社會”可不可以作為中國政治的一個選項呢？當然可以。但是，這樣的“民主”卻不可能由現在這個執政黨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來實現。箇中的原因並不複雜。首先，這個黨早已被多個利益集團綁架，因此，任何由這些集團主導的改革都只能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而和普通民眾的民主權力無關。其次，他們在感覺束縛的時候，完全可能脫掉共產黨的外衣改旗易幟，但那也只能是為了更有效的掠奪，而不可能是民主；沒有民主不是因為目前的政治體制下不可為之，而是主政者不為之。再次，中國是個政治半殖民地，它的政治體制必須服從國際大資本的利益。作為“世界車間”，一個聽命於國際資本的高效率的專制體制比一個低效的民主體制更符合他們的利益。如果我們有一天真的看到了一個“自上而下”改革出來的“民主政府”，那它一定是一個比遮遮掩掩的買辦政府更無恥更專制的賣國政府，如同將當年的蔣介石政府改成汪精衛政府。因此，如果你真的喜歡一個西式的政治體制，只能靠自己去鬥爭。但是，怎樣鬥爭才可以避免你討厭的“民粹主義”呢？這大概是“自由主義者”的一個難題。

在今天的執政黨內，還有沒有具有理想主義和社會主義理念的成員呢？我相信是有的，否認這一點既違背唯物史觀又不符合事實。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現狀：黨內的“健康成份”是有的，但黨內的“健康力量”並不存在。希望單純通過黨內民主的手段重新恢復共產黨的宗旨和傳統，是一個嚴重脫離現實的空想；任何繼續鼓吹這種途徑的論調都不僅是荒唐的，而且是有害的，它只能起到麻痹勞動群眾的作用，是一種典型的為虎作倀的機會主義行為。離開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黨內的“健康成份”沒有任何力量扭轉乾坤。

作為普通的老百姓，我們能不能指望體制內出一兩個類似“青天老爺”那樣的“好官”，在現有的政治經濟格局下為我們爭取一點有限的權益呢？在今年三月以前，這個希望似乎是存在的。這個希望，隨着薄熙來的倒下和重慶探索的終結已經破滅了。與李璡的“搜刮臣宰”和陳布雷的勸捐相比，薄熙來的辦法其實要溫和得多。他沒有觸動已經分配的“存量”，而是着眼於進一步發展的“增量”，着眼於在繼續做大“蛋糕”的過程中多給普通勞動者分一點以緩和社會的矛盾。但是很可惜，即使是這樣溫和的“共同富裕”的方式也不能被統治集團所能容忍；他以比李璡和陳布雷還要悲慘的方式被執政當局結束了挽救社會於動盪的機會。

於是，老百姓只剩下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作出“非理性”的反抗。而對於這樣的反抗，當局一定會施以殘酷的鎮壓。歷史的規律一再告訴我們，任何野蠻的鎮壓都將引起更野蠻的反抗。結果，中國很可能會以一種“以暴制暴”的方式，在血雨腥風中再次進入歷史的周期。我有一個信心，那就是，在這個新的周期中，勞動人民有可能會找到一條解放自己的道路，因為中國曾經出過一個毛澤東，因為中國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有了比較，就會有鑑別；有了鑑別，就會有道路。我不知道我這樣分析中國社會，會不會被人說成是鼓動造反或說成是“文革餘孽”。其實，造反也好，革命也罷，從來就不是什麼人鼓動的，也從來不是造反者或革命者的主觀選擇；古今中外，所有的造反和革命都是造反和革命的對象逼出來的。今天中國社會的統治者和剝削者對這樣的前途比我看得更清楚，但和歷代革命的對象一樣，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人民群眾的力量，因此，也總是誤判形勢，總是願意將自己的命押上，去賭更多的錢。

“甲申年”的內因和外因這兩個條件，在今天的中國都已見成熟，現在的寂靜是暴風雨前的寂靜。誰能告訴我，這個寂靜會多短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