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2025年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连续在两个重要场合发表主旨演讲——一场在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一场在米尔肯研究院全球会议（Milken Institute Global Conference）。这两场讲话，一内一外，既重塑全球治理的宏图，也勾勒川普2.0的内政蓝图，合起来构成了当下美国试图打造的“新版全球经贸秩序”的宣告。

与4月22日万斯印度演讲异曲同工，贝森特清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川普时代的美国，不是要退出世界，而是要以更强主导力重返舞台中心；不是要压缩全球化，而是要重构全球规则。

一、“IMF与世行必须回归初心”：全球秩序的再平衡

在国际金融研究所的讲话中，贝森特回溯了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创立初衷——通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行（世界银行），协调全球经济政策，恢复与维持平衡。

然而，贝森特批评如今这两大机构都在“议题漂移”中迷失方向：过多聚焦气候变化、性别与社会议题，而非其核心——国际收支失衡、汇率稳定、主权债务问题。

贝森特直言不讳地指出：

“IMF必须重新成为一个敢于讲真话（truth-teller）的机构，特别是面对那些扭曲全球经济的国家，不能保持沉默。”

贝森特点名批评中国，指出其经济结构早已严重失衡，却仍将自身问题外溢全球，破坏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他说：

“中国的当前经济模式实质上是通过出口转嫁自身的经济难题……不仅对本国构成伤害，对整个世界也构成风险。中国必须改变，而中国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他进一步批评，中国模式依赖压低工资、行政手段维持汇率低位、长期积累贸易顺差，却不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贝森特质疑：为何IMF在面对这样一个扭曲全球失衡根源的国家时，反而选择保持沉默？

贝森特明确提出，IMF必须“敢于讲真话（truth-teller）”，而不是“粉饰现实、维持现状（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他点出IMF 2024年发布的《外部部门报告》（External Sector Report）标题居然是《失衡正在消退（Disbalances Are Dissipating）》，这在他看来是“盲目乐观”，甚至是一种失职。

在贝森特看来，IMF已经不是一个道德中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应当维护全球规则、对制度异质国家进行矫正性干预的战略工具。

他主张：

1. 对中国等长期贸易顺差国家，应在年度报告中予以点名批评；
2. 重新激活改革附加条件贷款（conditionality lending）机制，把制度改革、政策透明、外汇机制等作为获得IMF贷款的前提；
3. 要求IMF在汇率操控与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制定更具体的监督指标与问责机制。

这一系列主张，显然不仅是技术上的“治理改进”，而是战略性“制度对冲”：在无法直接改变中国制度结构的情况下，通过IMF这种规则工具，对中国模式进行国际性的矫正与隔离。

很显然，贝森特的讲话将“全球失衡”问题由经济技术议题转向制度与责任议题，意在发出明确信号——中国若想继续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必须“接受规范”，而不是“借规则之名，行制度之利”。这是一次赤裸裸的“规则归化攻势”。

贝森特还强调：任何曾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支持的机构，“一律无权参与乌克兰重建采购”。

贝森特的发言是赤裸裸的权力主张，也是赤裸裸的规则再定义。

二、“我们要收割，你们可以一起来”：川普经济蓝图最新描述

而在米尔肯会议上，贝森特则以企业家口吻向全球资本发出号召：“我们已经清理了土壤、播下了种子、施好了肥，现在是时候收割了——你们要不要一起来？”

这背后是川普政府三大支柱政策的协同作用：

• 关税：保护制造业与供应链，重塑贸易平衡；
• 减税：激励研发、投资、设备购置与新建工厂；
• 放松监管：通过审批改革（permitting reform），把大型项目的审批时间从数年压缩到数月。

支撑这一切的是川普的能源主导战略（energy dominance agenda）——在天然气、核能、储能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应投尽投”，为工业回流提供能源底座。

贝森特以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那句名言结尾：

“Never bet against America（永远不要押注美国失败）。”

他强调，美国经济是反脆弱的（antifragile），每一次危机后都能重建，并变得更强。

在我看来，贝森特这番话不仅是对投资人的邀请，更是对全球盟友的提醒——别赌他国赢，别赌美国衰。美国正以更坚实的产业基础、更明确的资本政策，重新主导全球资本的去向与制度走向。

三、从“去全球化”到“再设计全球化”：新经贸秩序的轮廓

贝森特的两场讲话，绘出了一张清晰的新秩序图景：

• IMF与世行：收缩议题、回归宏观、强化问责，向“东大”亮剑；
• 关税与供应链：摆脱对中国制造与补贴资本的依赖；
• 能源与审批改革：构筑美国再工业化的“硬地基”；
• 资本吸引机制：打造“全球资本之家（home of global capital）”，欢迎“友岸投资（friend-shoring）”与“价值同盟”。

这不是传统意义的“去全球化”，而是一场“再设计全球化”——美国不再默认全球市场按自由竞争运行，而是明确谁能进场、用什么规则、与谁结盟。

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回炉再造”

要彻底理解贝森特，需要回顾过往。因为这一切，其实早有历史原型。1944年，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已召集盟友，在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上设计了战后世界秩序：

• 美元锚定黄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 IMF与世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稳定器；
• GATT（后来的WTO）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

这套体系的潜台词是：制度趋同 + 市场开放 = 可控全球化。

然而，进入21世纪，这一逻辑遭遇破裂。其中特别是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并未如美国所预期从自由贸易转向价值认同与“制度趋同”，反而以“中国特色”异质经济模式融入并主导了全球价值链。贝森特人所诟病的包括：

• 补贴导向产业扩张；
• 汇率操控拉低出口成本；
• 利用规则但不认同规则，在国际机构内“合约占位”，却不参与规范共识。

贝森特的话，正是在这一制度错位背景下的回击：

“几十年来，美国误以为他国会自动推动全球平衡。但现实是，他们掏空了我们的制造业，破坏了供应链，甚至威胁国家安全。”

这当然不仅是愤怒的抱怨，也是制度重构的起手式。所以，贝森特的讲话，就是“美国版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员令：清洗漂移、收拢使命，打造一个以规则为工具、以盟友为边界、以发展为导向的美式新秩序。

五、制度 vs. 利益：全球化进入“混合时代”

贝森特讲话不仅配合川普经济政策，更揭示出制度对抗背后的战略底色：
• IMF/世行将逐步阵营化，优待“规则一致国家”；
• 资本流向开始政治化，近岸、友岸（friend-shoring）、去风险（de-risking）等将成为常规；
• 发展中国家被二分：制度相容者受援，制度异质者“毕业”或被边缘；
• 全球化进入“混合秩序”，规则不再一体化，而是“制度岛屿”之间的摩擦与协同。

结语：川普主义的“制度升级”

贝森特特别强调“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独行”，所以川普主义并非“孤立主义”。他所描绘的也并不是“美国第一”的反全球主义的版本，而是川普主义的“全球化制度升级版”：

• 不是简单退出，而是通过规则优先重新进入；
• 不是打碎旧秩序，而是用新制度重构新秩序；
• 不是单纯遏制中国，而是要制度性孤立“中国模式”。

这正是贝森特反复强调的：

“美国优先，并非退出，也非独行，而是领导。”

如此看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未结束。制度之争引领的全球化新潮，才是未来全球化的真正主战场。美国现在做的，是要让世界重新回到它设计的牌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