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全面开放，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向欧美日本学习，故称“新文化运动”时期。但是，后来也在模仿欧洲思想逻辑，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跟从欧洲人宣扬欧洲衰败论，为马克思主义入中国推开门扉。

二、“五四运动”发生了大转折，以民族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由于“一战”落幕的“巴黎和会”把德国占领的青岛移给日本，且中国是“一战”胜利方，激起全国民族主义浪潮，此后陈独秀、李大钊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压倒了胡适宣扬的民主、自由启蒙论，鲁迅继续进行国民性批判，给出的却是民族主义药方，比如《友邦惊诧论》。国民党系统一向扬胡适贬陈、李、鲁迅，实际上胡适与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他们批判欧美近代制度，胡适则影响青年排斥基督教，都是以民族主义反欧美，结果，基督信仰被压制了，民主政治也就后继乏力了，最后被中共赶出中国大陆。

三、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中国社会思潮长成了两头怪，民族主义压倒民主主义。“五四精神”越强烈，反欧美的劲头就越疯狂，最后自燃于苏联送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瓢汽油，直至“十年文革”，走入绝境。

四、七十年代，从蒋介石重庆侍从室走出来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勘破了这个“民族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的秘密，写了部《五四运动史》，成为那个时代五四运动研究的经典，但没反思到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的问题。

五、八十年代，大陆哲学家李泽厚接过这杆反思五四运动的旗帜，提出“救亡压倒启蒙”、“从启蒙到蒙启”等新论，成思想领袖，胡适式自由主义再起，但同胡适、周策纵一样，并未意识到只要反对基督教，反思就不到位，就不足以压倒民族主义鬼火，民主主义就不可能重生。

六、结果就是如此，受李泽厚那些思想领袖们影响的又一代青年走上街头，呼唤政治民主，却不及基督信仰，缺乏沉潜的精神更新，结果招致“六四屠杀”，第二轮民主运动就此终结。 李泽厚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局限，但他自“六四”后长期生活在美国，至死也没有走出自己的局限。

七、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六四”一代往矣，或流亡海外，或流散国内，三十多年来波澜不兴，又一代公知成长起来，如同一百年前的陈、李、胡、周。但是，他们并没有爬出前辈的文化陷阱，仍然鼓吹民主主义同时强烈敌视基督信仰，这样的新一代公知显然会重蹈前辈的覆辙，把又一代青年导向狂热民族主义，烧掉他们的民主主义梦想。

八、陈李胡诌陷深坑，秦贺三张梦未醒。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著名神学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生于鸦片战争的1840年，死于抗日战争中期的1939年，遗言说：“我像条老狗，叫了一百年，却没能把中国人叫醒。” 但愿中国人能够早日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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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向以为自己的那套孔孟之道的狗屎香的很，怎么也舍不得扔；后来又捡起来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资本主义比封建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那我们当然要抄近路，走社会主义咯，弯道超车啊！这些人狗改不了吃屎，永远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