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翔

“雅达”之韵：中国传统文学审美的过分理想化探寻

“雅达性”，这个在现代汉语中略显古奥的术语，常被比作一枚被过度美化的古玉，承载着文人对古典审美的浪漫想象。它被奉为中国传统文学审美的核心，仿佛是民族文化血脉中不可或缺的密码，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对文学的期待与偏好。然而，这种对“雅达性”的高度推崇，是否只是文人自我陶醉的文化建构?它被描绘成融合语言、意境、伦理与文化传承的至高理想，但其脱离现实的精英姿态，是否真能回应现代读者的多元需求，还是仅仅停留在对古典辉煌的缅怀?

首先，“雅达性”对典雅与文采的执着追求，被渲染为语言艺术的巅峰，却往往掩盖了其不接地气的局限。文字被要求如“千锤百炼的宝剑”，既锋利又内敛，音韵和谐、意蕴深远。这种对语言精雕细琢的追求，听似高雅，却可能让作品变得过于雕琢，远离普通读者的情感共鸣。用典被视为增添文化底蕴的法宝，需恰当深刻、自然流畅，但若处理不当，便成了炫耀学识的累赘，与“清泉入涧”般的自然理想背道而驰。修辞的运用同样如此，比喻的生动、拟人的巧妙、排比的气势，固然能增强表现力，但若一味追求形式美，而忽视情感的真挚，便成了空洞的辞藻堆砌，宛如乐章中刻意炫技的噪音。这种对语言形式的过度迷恋，是否让“雅达性”陷入审美上的自我封闭，忽略了文学应有的感染力与生命力?

其次，“雅达性”对意境与神韵的推崇，被包装成超越具象的艺术追求，却常常流于空泛的唯美主义。情景交融被视为关键，要求景物描写与情感、主旨相互渗透，唤起读者独特的氛围感，如“月下荷塘”般的清幽愁绪。然而，这种对特定意境的执着，是否只是古典审美的狭隘偏好，难以适应现代读者多元的审美趣味?含蓄蕴藉被奉为表达的至高原则，反对直白浅露，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但在快节奏的现代阅读语境中，这种刻意回避直率的风格，是否显得曲高和寡?神似而非形似的理念，强调捕捉事物的内在精神，如画马重其奔腾神采，而非纤毫毕现的肌肉纹理。然而，这种追求在创作中是否容易流于模糊意象的堆砌，掩盖思想深度的不足?“雅达性”对意境的过度推崇，是否将文学困于唯美主义的象牙塔，限制了其与现实世界的对话?

再者，“雅达性”承载的道德教化责任，被“文以载道”的口号拔高，却可能显得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弹性。文学被期待如“春雨润物”，滋养读者向善的心灵，但这种对社会功能的过分强调，是否限制了文学的自由表达空间?《诗经》推崇的“温柔敦厚”，要求情感内敛真挚，反对激烈或偏激的宣泄，宛如君子之风。然而，这种单一的情感表达标准，是否压抑了人性复杂性的展现?“雅正”的格调要求作品避免低俗或淫靡，维护文学的纯洁性，但这种道德洁癖，是否在无形中扼杀了文学对人性阴暗面的探索?“雅达性”对道德的执着，是否让文学过于服务于伦理规范，丧失了作为艺术的独立性?

最后，“雅达性”对文化底蕴与传承的强调，被描绘为文学的深厚根基，却可能掩盖其保守性的一面。文学被要求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体现民族精神与历史记忆，如“参天古树”扎根沃土。然而，这种对传统的过度依赖，是否限制了文学的创新与多样性?对历史的关照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被赋予深沉的人文关怀，但这种宏大叙事，是否容易流于空洞，难以触及个体的真实体验?“雅达性”追求的穿越时空的共鸣，固然理想，但在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中，是否显得过于执着于民族文化的自我中心?

总而言之，“雅达性”被包装成中国传统文学审美的精髓，却可能只是文人理想化的审美幻象。它对语言技巧的过分考究、对意境的唯美迷恋、对道德教化的执着以及对文化传统的依赖，固然展现了古典文学的精致，却也暴露出其精英主义、保守性以及与现代语境的脱节。尽管现代文学观念更加多元，“雅达性”的影响依然潜移默化，引导读者偏好兼具艺术高度与文化积淀的作品。然而，这种审美标尺是否真能适应当下的多元需求，还是仅仅沉湎于对古典的缅怀，值得深思。

“雅”与“诺”：中西方文学评判标准的差异与根源

中国传统文学的“雅达性”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代表了中西方文学审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前者被过度理想化为古典审美的巅峰，后者则以其国际视野和多元标准，成为全球文学的标杆。理解二者的差异及其深层根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雅达性”被奉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圭臬，却可能只是文人阶层自诩的文化符号。它强调典雅文采，视语言为文学的基石，追求字句的精炼优美与音韵的和谐。用典被视为提升文化底蕴的利器，需恰当深刻、自然流畅;修辞的巧妙运用，旨在增强表现力。然而，这种对形式美的执着，是否让文学变成了语言的装饰品?意境与神韵的追求，推崇情景交融、含蓄蕴藉与神似之美，如“月下荷塘”的清幽意境，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但这种唯美主义，是否过于小众，难以适应现代读者的多元需求?“雅达性”还承载道德教化的责任，秉持“文以载道”的信条，要求文学引导人心向善，体现“温柔敦厚”与“雅正”的格调。这种功能主义的文学观，是否限制了艺术的自由表达?对文化传承的强调，要求作品承载民族精神与历史记忆，但这种传统至上的立场，是否阻碍了文学的创新?“雅达性”倾向于服务集体与社会和谐，却可能忽视个体情感的深度表达。

与之相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不同的文学追求。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是其核心宗旨，通常解读为具有人道主义关怀，关注人类的命运与尊严，追求真理与正义。诺贝尔文学奖重视创新性与独特性，鼓励作家在形式和内容上突破，展现个人风格与视野。获奖作品往往具备普遍性与超越性，能够跨越地域与文化的界限，触动不同背景的读者。此外，评委会注重作家的长期成就与影响力，授予那些在文学领域做出持续贡献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还关注边缘群体与重要的社会议题，体现其对全球文学多样性的尊重。与“雅达性”不同，诺贝尔文学奖更强调作家的个体独立性，鼓励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反思，展现文学的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

这两种评判标准的差异，根植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哲学、文学传统与价值观。

首先，文化哲学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审美取向。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和谐、集体主义与道德教化，“雅达性”因此将文学视为社会伦理的工具。西方文化则受个人主义与人文主义影响，诺贝尔文学奖更注重个体价值与思想自由，强调文学的艺术性与反思功能。

其次，文学传统的脉络不同。中国文学以诗歌与文人文化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趣味，注重形式美与意境。西方文学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演变，强调个人表达与实验性，对传统的继承并非唯一考量。

再次，对文学功能的理解存在差异。“雅达性”强调文学的伦理价值，注重社会教化功能。诺贝尔文学奖则更关注文学的思想深度与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洞察，其社会功能体现在引发共鸣与思考，而非直接的道德引导。

此外，审美趣味与评价体系的差异显著。中国文学偏爱含蓄蕴藉、意境深远，西方文学可能更注重叙事的直白与个人情感的强烈表达。两者对传统与创新、共性与个性的侧重各异。

最后，全球化的影响塑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国际视野，使其关注不同文化与地域的文学声音，力求包容多元视角。而“雅达性”因其深植于民族文化，显得更聚焦于本土传统的传承。

总而言之，“雅达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学审美的产物，强调典雅、意境、道德与文化传承，却可能因其精英主义与保守性，难以完全适应现代多元需求。诺贝尔文学奖则以创新性、普遍性与思想深度为标准，展现了更开放的国际视野。这两种评判体系反映了东西方在文化哲学、文学传统与功能理解上的差异，也提醒我们在欣赏文学时，应以开放视角，拥抱其多样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