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3）：臣服

高文谦

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连电催促一直常驻重庆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火速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党内高干的整风运动。当时时局正处在变动之中，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制造舆论，要求中共自行解散，并调集军队侵扰陕甘宁边区，企图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两手压中共作出让步。周因忙于临行前的未了事宜，加以天雨和车坏，途中又遵毛嘱在西安同国民党将领胡宗闹交涉其军队侵扰边区一事，所以耽搁了一些时日才返回延安。

周恩来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在与胡宗南办交涉时破坏了党的纪律。原来周在西安了解各方情况后，发现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的部署并未进入行动阶段，因此认为中央考虑有所戒备是必要的，但延安为此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并且通电全国一事则"刺激太甚"，所以致电延安，建议通电在重庆、西安暂缓印发。对此，毛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周这样做完全是顾虑个人的安全而不敢对国民党方面示强，并甩出一句很重的话："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

这对于一直身处在国民党的笼潭虎穴，为中共尽心竭力办外交的周恩来来说，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和委屈，但也着实给了已经阔别延安三年的周氏一记当头棒喝，让他领教了已经今非昔比的毛的威势。对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里，不敢忘记。许多年后，他奉毛泽东之命检讨自己在历史下所犯的错误时，又再次提及此事，说："到王明投降时期，我的弱点暴露最多。一直到考虑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

周恩来确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他一回到延安，发现政治形势已经大变，拥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内的大势所趋，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时，正准备对他开刀的时候，周立则采取主动行动，对毛表示信服和拥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对于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毛泽东自然感到高兴，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顿，经过清算斗争后，彻底把他整服，今后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惩前毖后"。因此毛没有立刻对周高抬贵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针，在党内高层的整风中，把周作为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为"教条宗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月连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高干整风的目的定了调子，说：从四中全会后，党内行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当然，毛并没有忘记把经验宗派同教条宗派加以区别，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

在高干整风期间，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一段难捱的日子。他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历时之久，火药味之浓，都是他在以往的党内斗争中从未经历过的。其中不少用语，诸如"篡党"、"篡军"、"帮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后文革中所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甚至被威胁开除出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因为要说历史，不能不牵涉到牺牲的同志，他们已为党牺牲，表现了他们高贵的布尔什维克品质，而我连续犯了罪过，这在我涉及他们时，心里不能不难过。"

经过三个月的整风学习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学习组接受批判帮助，周恩来写下了近三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检讨提纲，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作了五天的发言。这是在党内高干整风中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给自己上纲上线，戴帽子，泼污水，系统清算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其中重点是中央苏区时期和抗战初期这两段。他承认自己"有经验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国际并与教条宗派有思想上、气味上相投之处，所以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担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迷惑人的口(原稿字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物，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阻碍"。

关于在中央苏区时所犯的错误，周恩来是这样给自己上纲的：为教条宗派肃清道路，造成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心关键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苏区反毛泽东的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一、项英阶段，取消肃反为最高峰;二、稼祥、弼时阶段，苏区党大会为最高峰;三、周恩来阶段，宁都篡军为最高峰;四，博古、洛甫阶段，五中全会为最高峰，篡党篡政篡军的完成。"

关于在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周恩来在检讨中表示："这是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确如毛所说为陈(绍禹，即王明-一作者注)、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第一次结合是经验投降教条，这一次要没有周、彭、项的拥护，教条宗派是建立不起统治的，故名为教条宗派打天下，或开辟天下。"

周恩来还对他之所以屡犯错误的社会家庭原因和个人品质进行了自我解剖。他在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我是个破产的封建世家子弟。这个家庭社会给我的(好虚荣)，包庇，爱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伥琐冲动的劣根性并未很好铲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养，更增加我的党内奴性、软弱性，便成为我以后长时期富有妥协性缺乏原则性的根源，同时又带有破坏性。"周恩来进一步解释道："动摇性是很明显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摇摆，特别是重要关头之转弯拐角时，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现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宁都会议)。虚荣性表现在爱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处，常常原谅多于责备，同时，也养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质的毛病。冲动性表现在盲动和破坏纪律上(如武汉时期、洛川会议后，乃至西安最后一电)。软弱性表现在党外之迁就倾向，党内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会前后、博古李德时代)。"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当时党内过火斗争的气氛下，对自己的反省、检讨乃至谴责，用语是很重的，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不过，他仍然对自己作了某种辩护。他这样说道：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在二十多年党的生活中，党的基本立场(即是说为党好)并未失去，而且也有许多锻炼，若干改正，如顽强性也渐渐生长，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因此摇摆不定并未发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发展到阴谋诡计;爱面子注意表面也未发展到说谎话做口(原稿字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的事情;盲动还没发展到不顾一切地蛮干，破坏纪律没走到分裂和小组织行动;党外迁就还没有失去最后界限，党内畏首畏尾乜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没有原则。因之，我的品质上基本特点是调和性与缺乏原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