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闻铭

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自发救国情结的总爆发，和新文化运动，没有因果关联，更不是一回事。没有新文化运动，也会有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上两次成规模的学生运动，一次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运动，相隔七十年，政府镇压，都在六月四号。1919年的北洋政府，六三六四两天，抓了超过一千名学生，结果引发了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全体市民罢工罢市。当时的民国政府被吓着了，总统徐世昌下令放人，答应学生们的要求。学生的要求，一是要政府罢免几个负责跟日本谈判的部级干部，二是要求政府不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开除几个具体办事的，冤枉他们是汉奸，没什么要紧；那个倒霉的巴黎和约，中国政府有美国人撑腰，原本就没打算签。学生爱国对头，民国政府，包括几位被冤枉的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其实也是尽心尽力，在为国家办事。双方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好说好商量，和平解决。

五四运动，之所以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不是因为它撼动了北洋政府，而是因为第一，它重塑了孙文的革命方略。 孙文对付北洋政府的做法手段，是比对推翻大清王朝的革命实践，依样画葫芦，说白了就是拉赞助搞武装，走上层路线夺取政权。那些年他革命财政的主要来源，是日本的右翼财阀集团。 当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张国焘许德珩等四人，和孙中山面对面的一段对话，真实反映了国父和刚长成的一代新青年的隔膜分歧。张国焘回忆录里的这一段追忆，生动传神。学生们批评孙中山，只注重上层政治活动，搅外交，搅军队，搅土匪，对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重视。孙中山回答，说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几天。他说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枝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接下来四个学生，和他激辩了几个小时。 从张国焘的这段回忆里可以看出来，孙中山作为手创民国的革命领袖，在五四青年中，没有起码的威望影响。

五四前的孙中山，一门心思到日本人那里拉赞助。他给日本人开的条件，按五四学生的标准，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不过这些事情，学生们当时不知道。五四运动，全体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把他吓醒了。孙中山是天才的政治家，学生运动激发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能量，也让他明白了，跟北洋政府斗，必须拿救国做旗号，争取依靠新一代的青年学生。所以接下来，他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就变成了打倒帝国主义列强，联俄联共的救国主义。

第二，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对北京大学的压迫，将新文化运动的左翼思想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推进了现实政治之中。共产国际列宁找到了陈独秀，中国就有了共产党。 后面几十年，国民党共产党，就成了中国现实政治的主力。向日本学习的潮流，彻底消退。大家以俄为师，国共之争，蜕变成了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中华大地，成了蒋介石毛泽东武力争夺天下的舞台。五四以后的中国政治，也就完全没有了现代文明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