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

发言中表现神气不足，下级对上级关系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灵魂被吃掉了似的，有许多话不敢讲。各省也有此问题，民主不够，但劳动模范讲话有神气。我们财经会议与四中全会有副作用，因为有几条规定，大家有话不敢说。财经会议有些同志发言不恰当，有些同志不敢说。

另一个原因是对情况了解不够，讲得不清楚，不深刻。财经制度××，先念同志都有意见。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改变了才能改变作风，要给下面一些权。

我们的纪律多从苏联来，太严了会把人束缚起来，这样不可能打破官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制度恰当。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苏联制度的一长制是怎样来的，政治局与国务院均未作决定。各地要分权，不要怕说闹独立性，中央并未作决定，均可讲。各地可先搞条例、细则、办法，宪法规定是允许的。要使各地有创造性，神气活泼。从明年起每年搞一次大会。五一不要开大会了，可以开小会娱乐，苏联五一口号不要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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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以来我们有些呆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当开的，反高、饶是对的，决议是很必要的，否则再让高岗搞一年，是不可设想的。但产生谨小慎微，有的不敢谈国事，是不对的。四中全会前有些破坏现象，需要克服。高、饶破坏活动应当堵塞起来，但有些谨小慎微，莫谈国事，应该分别清楚。有两种国家大事，一种是破坏性的国事，如高、饶应当反对，一种是建设性的国事，应该大谈特谈。财经会议时，有些同志讲错了话，受到了一些批判，但和高、饶之事必须区别。党在大革命时期，是生气勃勃的，后来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后又有“左”倾盲动，失败后就不活泼了。八年中，“八·七”会议后的一个短时期，六次大会后的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短时期是正确的。土地革命时期有三次“左”倾，抗日时期有右倾，二次“左”倾是自己的，第三次“左”倾与共产国际有关，第三次“左”倾的四中全会的决议是俄国人写的，强迫我们接受，特别是王明路线，对革命力量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鉴于这个教训。应当分析批判地接受，张国焘是右倾，抗日时期又有右倾。三次右倾非常集中，不准讲不同的话。失败了，不准讲失败，鉴于历史教训，后来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团结有斗争。抗日时期根据地独立性很大，发挥了地方积极性，但有点分散主义，有的闹独立性，不应发表的发表了，这与王明路线有关。为了纠正这种现象，中央作出了增强党性的决定，有了一元化，但保持了很大的自治权。解放战争时期拟定了请示报告制度，纠正了过于分散的偏向，最近几年不正常，集中多了些，究竟工厂、乡村，合作社、地方要有多大自治权，苏联四十年来还没有经验，我们也没有经验，要研究。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决定的，也不是地方决定的，就照办了。如一长制，雪峰同志提出来，中央才讨论的。我们党历史上有王明路线的过于集中，有第二次王明路线过于分散，适当的集中是必要的，但过于集中也是不对的，就不利于调动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请同志们很好地研究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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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国家、集体收入分配的比例问题。我同意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国家和社，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最好百分之三十。（包括农业税、附加、合作社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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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

党委制是无疑的，请研究列宁的指示。厂矿、合作社、商业流通过程、运输等企业要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独立到什么程度要很好研究。我们不是高岗的独立王国，但要鼓励公开合法的“独立王国”（不上宪法），才好办事，一点没有是不好办的。国务院如何分工管理，要研究解决，中央设多少部，有多大权力，不久就要决定，地方设多少部门，管理哪些事，有多大权力，几个月内搞出个草案来。中央各部门要注意教育干部给下层解决问题，地方来中央见不到人，拖延不决，有问题几年得不到解决，应查其原因。这两个问题要解决。用什么方式既能见到人，又能迅速解决问题，请中共各部注意。

地方有权抵制中央各部给地方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指示、训令、表格，多制止了多一些也不要紧，此权只给省、市委（政治上比较成熟），不给地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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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要体现纪律和创造性，群众路线应体现在这里，各省要研究一下，没有纪律不行，但纪律搞得太死会妨碍积极性，妨碍创造性与积极性的纪律应当废除。党章草案中规定设一个副主席或几个副主席，是否可以仿照人代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法，设常任代表五年一任，可起监督作用，请大家考虑。

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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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平衡是需要的，地方的独立性不能妨碍全国的平衡，有全国的平衡，才有地方的部分平衡。没有全国平衡要天下大乱。北京东西不上上海，怕上海货来冲，所以要有全国平衡。没有这个平衡，全国工业化搞不起来。鼓励地方独立性不要偏到一面去。现在强调独立性是必要的。

经济工作今明两年要切实摸一下。每一省、市委都重汇报一次，搞些典型。我们没有经验，将要找些部、区、委、广研究一下。别人说中央英明领导，我们是知道又不知道。

四天会不能什么都谈，肃反、统战、少数民族、国际问题谈得少，请各地注意部署一下，反革命要肯定，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民主党派与我们有分歧意见的，现在反革命是少了，应该肯定还有反革命，今年肯定要杀一些，在机关学校口要清理，没有清出来还要清，不能松劲，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半个月打一次电话督促。你们对各地委也可以采取打电话的方法。

党内处分：县、区、乡干部处分过多过重，高级干部（包括处长以上）犯错误结论难做、处分一下去（对此要查清原因），过严过重都不对，除反革命外都要给以改正机会。

少数民族问题，井泉同志讲了，四川是对的，虽有些报复已纠正，其他地区也要注意。

国际关系问题。一部分不要盲从，有的我们已有经验。苏联已展开很大批评，有些在我国、在苏联都不适用，我们鉴于他们的垂直领导犯了很多错误，如对肃反，我们就大部不捉、一个不杀。一长制是军事观点，群众路线还是恩赐观点、积累资金办法是剪刀差还是征税都有问题，但不是说苏联没有东西可学了，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帮助我们建设的是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好，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有那样多的错误，但是值得学习的多，我们不要盲从，应加以分析，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

对外国任何小国一律要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不要翘尾巴，虽然我们不是帝国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开始翘不起来，但是过早学会了些东西就可能翘尾巴。要教育出国同志，要老老实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的、坏的、中间的都给人家看。苏联有沙皇时代，我们有蒋介石，我国有小脚，别人要照相，让他们照，衣服穿的不好，不怕难看，在外国人面前撒谎，总有一天会揭穿的。传达问题，有些东西任何地方都可以讲，斯大林、第三国际作的坏事可以传达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可以，不写在文章上是为了照顾大局（这篇文章只写了一句“出了些坏主意”）不准备在报纸上和群众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