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第一任总统初期，我曾在《联合早报》上撰文分析他的“阶级烙印”，指出奥巴马与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的特征——环太平洋的“亚太情结”。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枢轴转向”。

奥巴马中东政策的失败，部分原因便是他的亚太重心。随着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奥巴马的亚太政策也化为泡影。

新官上任，特朗普的内外政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分析一下他的“阶级烙印”，可以帮助预测他的政策走向。况且奥巴马相对年轻，特朗普已届高龄，其早年经历造成的成见更“老而弥笃”。

特朗普来自一个优越的新教白人家庭，虽然在电视真人秀上出过不少风头，大半辈子是在房地产界呼风唤雨，靠了老爹的数千万美元遗产起家，生意固然做得很大，但是也以不择手段出名，以多次破产和数不胜数的官司，来逃避债务和投资失败。

这些嫁祸合伙及对手的做法，显示特朗普的人生哲学是零和游戏，而不相信双赢。他自诩是最精明的生意谈判老手，也公认是虚张声势、用云山雾罩的大嘴巴来自我标榜的公关油子。

这样的起家经历，与美国大部分政治精英相当不同，包括许多从商界财界“正途”出身的政客。这可以解释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但也显示他不会在意诸如普世原则之类的精英信念，而只会强调纯粹的单方经济利益。而且在追求这些利益时，把所有政治题目都看作可以商场交易的筹码。

从这个角度，特朗普非常自然地成为反精英的民粹主义领袖。我曾经把奥巴马的精英主义路线，形容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换用比较中性的语言，便是“精英喻于义，民粹喻于利”。这里的“义”，大致便是自由民主的普世原则、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尊重科学理性等等。

特朗普和他的白人民粹基层，则只是注重“利”——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把精英宣扬的“义”，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都斥之为忽悠人的高调和谎言。

但是不能认为特朗普缺乏政治信念。他之所以成为民粹主义领袖，在于他本人强烈的美国本土主义（Nativism）趋向，把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和美国人口演变，看成是对美国传统新教白人族群统治和社会优势的最大威胁，而不惜以各种手段来扭转这一历史趋势。

特朗普因此对墨西哥人为主的天主教拉美移民有病态恐惧。他是30年来唯一没有拉美裔部长成员的新政府。上任后第一周，就颁令着手修建墨西哥边境围墙，不惜以邻为壑，宣布要向墨西哥入口货物征收20%关税，以抵偿建墙开支。他限制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出于同一保护美国新教白人人口多数的心愿。

但是强烈的“喻于利”心态，使得特朗普极度关注美国白人族群优势的经济基础，而把全球化（其实更有自动化）造成的制造业职位流失，看成是美国传统社会的另一大威胁，因而形成他的贸易保护主义信念。

不要以为中国是特朗普保护主义的唯一对象。上台前后，特朗普用重税来威胁的两家外国汽车公司，分别是宝马和丰田，绝非偶然。据德国《明镜》周刊，默克尔政府阁员新近在传阅的，是1990年三月号的《花花公子》杂志。该期封面文章是对当年特朗普的专访，其中特朗普一字不提中国，而是把日本和彼时的西德看成是“剥夺美国自尊”“诈取我们亿万美元”的罪魁。

日本和德国当时对美国的巨额贸易出超，特朗普虽然承认是对方的产品优秀，但他并不检讨美国工业竞争力落后，而是归咎于日德两国政府对工业界的“巨额补贴”，清楚暴露了“自身完美无缺、一切都是对手不对”的心态。

通过分析这些个人历史和信念，大致可以知道民粹利益，也即“小人喻于利”，会是特朗普一个重要施政方针。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不会特别难为对美国蓝领白人没有经济威胁的俄罗斯，但是按照对美国贸易出超数额排队，中国之外，日本和德国也在特朗普的黑名单上。

中国对美出口大抵是有替代来源的低级制成品，德日对美出口则是难以替代的高级制成品。因为特朗普把欧盟也看成是美国民粹利益的威胁，虽然德国是他的祖籍，德美矛盾会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欧洲政策特征。默克尔高调谴责特朗普限制穆斯林入境，已经露出端倪。

因为缺乏实际政治操作经验，无法低估“小人喻于利”外交导致严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例如在南中国海出现类似古巴危机后，两个核大国的首次直接军事对峙，违背二战后大国通过代理人战争过招、避免核大战的传统。但是如果到了这个地步，华尔街和情报界所代表的美国“深层国家”，必然会出面干政。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